为改善人民生活,1952年,王震提出了在新疆建设一座制糖厂的设想。1952年8月,原兵团副司令员、八一制糖厂第一任政委李廷智奉命筹建八一制糖厂,后因财力不足而停建。
1956年,王震来石河子视察时,又对张仲瀚说,兵团要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一座制糖厂。王恩茂也非常重视糖厂的建设。根据王震和王恩茂的指示,张仲瀚立即部署力量,筹集资金,组建班子,八一制糖厂的筹建工作再次上马。这次筹建依然面临着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人员等诸多困难。但大家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
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8年3月11日批准八一制糖厂的投资预算为1692．579万元。虽然预算批下来了,但因为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无力投资。为了发展,兵团党委号召从部队转业到兵团的10万指战员,用转业费支援八一制糖厂的建设。全体指战员纷纷响应兵团号召,把1700万元转业费交到了糖厂基建财务部门。建厂概算为1692．6万元,后经审核改为1517.6万元,全部工程竣工实际投资却只有1320．4万元,比概算投资节约了372．2万元,比核定投资节约197．2万元。建厂资金全部是兵团转业官兵的转业费,没要国家一分钱。
有了资金后,亟待解决的是制糖设备和技术力量问题。糖厂筹备处将从江苏嘉定县(现划入上海市)、广东梅县招聘的199名初、高中毕业生,送到东北阿城、佳木斯糖厂培训。同时向国家轻工业部呈送了求援报告。轻工部急糖厂所急,决定从部属单位和黑龙江省几个糖厂以及有关工厂调聘技术工人,支援八一制糖厂的建设。1958年春,10多个工种的110名技术人员来到了新疆石河子。
石河子八一制糖厂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于1958年7月动工兴建,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了1年零5个月,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5个月。糖厂广大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制设备349台,总重量922吨,自行安装501台的全部设备。
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59年12月7日建成新疆第一个制糖厂,并一次试车成功,结束了新疆不产糖的历史。
八一制糖厂的建设受到了许多兵团领导的关注与支持。建厂过程中,张仲瀚多次亲临现场,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制糖厂建成时,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兵团党委的领导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吕剑人、曾涤、辛兰亭、扎克洛夫、郭鹏、陶峙岳、张仲瀚等同志前来祝贺。
糖厂投产后,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原料短缺,每年收购的甜菜只是生产能力的10％至15％。1963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甜菜产量开始逐年上升。1966年,糖厂加工甜菜19万吨。“文化大革命”时期,甜菜产量急剧下降,每年加工10万吨左右,制糖生产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这种状态徘徊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甜菜产量再次上升,1984至1985年生产期,糖厂加工甜菜30万吨,平均日加工1478吨。1985年实现利润1474.58万元,是投产30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1959至1988年,糖厂的工业总产值累计达8.356亿元。
齐心协力共建糖厂
八一制糖厂由小到大,成为全国六大甜菜制糖厂之一,是全厂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制糖所需设备,有的是从外省区订购,有的是在新疆制造,而更多的设备是职工们亲手制造的。因为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承担设备加工制造的单位纷纷退回合同,物资部门也减少了对糖厂钢材和生铁的供应。面对这种情况,糖厂建设一度陷入困境,是继续进行还是暂时下马?1958年8月,筹备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建制糖厂也是一场战役,有条件要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打。通过商议,大家决定:采取削、减、代、缓的办法,自己动手制造设备,千方百计,保证1959年第4季度投产出糖。
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糖厂职工既要承担设备安装工作,又要自己制造制糖设备。根据设计,工人们需要自己制造的大型设备有甜菜泵、切丝机、浸出罐、结晶罐、蒸发罐、甜菜升运机等380多台设备,重达941吨,占制糖厂总设备数的86％。其中,制糖设备228台,重736．5吨；制酒精设备92台,重114．6吨；电站非标准设备29台,重71．5吨,设备工具31台,重18．4吨。所有设备设计制造完成,按工作量计算需要14.3万个工作日,要到1961年2月才能完成。
糖厂第一个承担设备制造任务的是锻工组。他们的工房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破旧豆腐房。组长林池带领10多个小伙子用芦苇把漏雨的屋顶补好,没有门板,就自己用苇草编个帘子挂在门上,再在硬纸板上写上“锻工车间”四个大字挂在土墙上,锻工车间就这样诞生了。不几天,锻工车间的工人们生产出了第一批钳子、车刀、卡尺、划规等工具,为糖厂的设备制造拉开了序幕。
钳工出身的许显斌承担起了设计任务。没有设计室,他就自己动手建起一间干打垒房子,也在门口的墙上挂了个写有“设计室”的纸牌子,这就是糖厂第一个“设计室”。许显斌在这里每天工作12小时,呕心沥血地绘制各种制糖需要的机械设备的制造图纸,如卷板机、土大刨床、翻砂冲天炉等设计图纸,为糖厂制糖设备的制作立下了头功。
制造结晶罐、蒸发罐、浸出罐所需的主要材料是钢板,平均厚度在10至12毫米,罐体高度为9米,直径为3米,这些庞然大物都是工人们用扳手手工扳压成弧形,再用榔头敲打出造形来的。罐体封头制作是重头活,需要8块直径3米、厚12毫米的钢板拼接而成。工人们把8块钢板放在地炉上烧至摄氏800度,再人工捶打成形。炙热的高温将工人们的鼻子都烤出了血,脸也烤脱了皮,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们分成两班,24小时的轮着干。
在这艰苦的设备制造工作中,工人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改良工艺,提高了工效。老铆工徐凤坤试制了一台手拉吊锤,提高了工效,人们把这种操作法称为“徐氏抛鼓法”。28岁的肖君在结晶罐花板的反弧线划法上突破了行业惯用的投影划法,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创了一套划法,提高工效10倍,他的这套方法被职工们称为“肖氏划线法”,并广泛推广。在制作浸出罐和洗涤槽篦子时,需要冲制8万多个方孔或长方孔。在一无冲床、二无压力机的情况下,老钳工梁禹和率领全组人员不分昼夜设计制作了手搬剪刀式土冲床,提前完成了冲孔任务。
三大罐的制作任务于1958年9月中旬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多月。工人们紧张的劳动镜头,还被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摄制成了《新闻简报》。
1958年8月,转入三大机的制作,即甜菜泵、切丝机、压滤机。科技人员首先对这三台机器的设计图纸作了重大修改,将平盘式切丝机改成离心式,将压滤机改为管式过滤器。制作“三机”的难度,远远超过“三罐”的制作难度。仅甜菜泵的转子就有16页图纸,需要用铸钢浇铸。当时,新疆没有一个厂家敢接受此项任务。老工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来攻克难题。在制造甜菜泵转子时,没有铸钢件,就用圆钢堆焊。承担转子制造的老工人刘洪元,文化程度不高,看图纸都有些困难,他跪在地上反复研究图纸,腿跪肿了却毫不在乎,硬是把甜菜泵的制造难题攻克了下来。
改制切丝机是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进行的。李耘廷、孙克忠、张纲、姚豪雄、陈长贵、任义檗等工程技术人员在一本科技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简单示意图,在示意图的启迪下,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出了离心式切丝机图纸。离心式切丝机刀框架直径有一米多,模型翻砂十分困难。机修车间的予占泉、周盛明、王恒吉、石立志等老工人克服工棚小、炉子小、人员少的困难,经过多次浇铸试验,终于成功。技术员张纲和工人一起操作,现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头发长得能扎辫子了,也没有空去理发。
制糖生产需要充足的水源,但从河流引水投资过大,只能打井解决。根据设计需要,水井的直径为6米,井深为22米,水位高15米,井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每日供水2万吨。打这么大的水井,在当时的新疆还从来没有过,没有施工队有能力承接这项任务,没有办法,工人们只好自己动手。1959年6月,水井破土动工。原先准备挖一个直径七八米、深10多米的大坑,然后再用混凝土加固井壁。谁知还没有挖到预定的深度,就有大量水渗出,井壁发生塌方,无法施工,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打井工人们只好将直径扩大到20多米,企图创造较宽敞的施工现场。但这样做,不仅土方量猛增,井下出水量也猛增,给施工带来很多困难。工人们泡在水中施工,一干就是10多小时,泥水、汗水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成了泥人。当井打到18.5米深时,因没有大功率水泵排水,井内积水越来越深,经计算,井内出水量已超过生产用水量,打井工程才宣告完成。
1959年春节期间,建厂转入全面安装阶段。庞大的设备要一件件地吊装就位。当时,因没有现代化起重机械,工人们采用棍棒抬、绳索拖、绞磨推等土办法来代替大吊车。结晶罐每个重10多吨,要从零米平台吊装到11．5米高平台上安装就位,职工们硬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挪；制糖车间的上百台大型设备也是用这种土办法吊装就位的。这年春节,近百名工人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大年初一,筹备处领导李廷智、王桂秋到工地给工人们拜年。
1959年9月底,距计划投产时间只有两个月,但制糖车间的13台分离机因刚到货,还未安装到位。筹备处下达了紧急安装任务,发出了最后冲刺的号令。随后,筹备处组织精兵强将上阵,成立两个突击队,昼夜施工。邵家骏所在的工组只用了13天就完成了两个月的计划任务,使分离机提前转了起来。
机修车间刚建时只有两台钻床、3台车床、1台牛头刨床、1台砂轮机。这样的家底,要承担300多台设备的制造,有些还是高精度的机械设备,谈何容易。但他们解放思想,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自己动手,制作工作母机。他们先后制作了土龙门刨床、洋龙门刨床、小车床、大车床、卷板机、剪刀机、冲天炉、夹板锤、直流交流电焊机、镗床等49台工作母机,为制造生产机械设备创造了条件。
自力更生扎根边疆
建厂时期,工地上活跃着一支青年突击队,队员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办起了“青年业余小工厂”。上海嘉定学员蒋燧昌为厂长。每天晚上或节假日,他们活跃在工厂里,制作简单的制糖设备和文体器材,如分配槽、水桶、管道弯头、篮球架、乐谱架等,青年号磨刀机就是陈其礼、陈月莲利用业余时间制作的。
为了节省建厂投资,糖厂本着“先生产、后福利”的原则,将原规划的职工宿舍楼建筑项目砍掉,号召职工们自己打土块、修窑洞、建住房。职工们住在自己修建的10幢窑洞、地窝子和简易土块平房内,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工作14小时。
建厂期间,糖厂有一个出了名的“红管家”杨治德。他是老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进疆后,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红军传统。1958年3月,为了解决全厂职工、家属吃菜问题,他领着13名工人,用8把砍土曼开垦了10多亩荒地种植蔬菜,从一里外挑水浇苗,同时还养鸡、养猪、养牛、养羊。仅1961年一年,他们就生产蔬菜46万公斤、肉食4500公斤、鸡蛋1．2万个、牛奶1．3万公斤。
随着岁月流逝,杨治德慢慢老了,筹备处领导将他调到仓库当主任。他到仓库工作后,看到库房小,有许多货物露天堆放,日晒雨淋,逐渐腐蚀,就捡旧木料、旧砖块搭起临时库房；库房内数十万条糖袋,他都要定期翻腾检查,发现有被老鼠咬破的地方,就用针线缝好；对车间交回的旧胶鞋,他自己掏钱买来胶水,补好后再发给工人使用；他利用休息时间捡螺丝、螺帽、边角料、旧棉纱、废铁丝,修旧利废；堆在露天的钢管生锈了,他就擦掉锈,涂上防腐油。仓库里堆放着成百上千吨物资,他没有占过一点便宜；他捡的废料成堆成垛,没有拿过一个铁钉、一寸木料给自己用。他带领大家生产那么多的菜、肉、蛋,没有为自己拿过一个鸡蛋、一斤蔬菜。他进疆20多年,床上铺的是旧军毯,脚上穿的是旧军鞋,身上穿的是补了10多个补丁的旧军装。1963年5月28日,《生产战线报》刊登了他的模范事迹。
建厂的施工现场还活跃着一支“娘子军”,她们扎钢筋、挖土方、推绞磨,啥都干过。“娘子军”中有一个出了名的“铁姑娘”,叫赵连珍,是来自上海嘉定的工人。她在东北学习时期,正遇哈尔滨市遭洪灾。在防汛前线,她和男同志一样泡在齐腰深的水中筑堤坝,被评为哈尔滨市防汛模范。学成回到八一制糖厂后,正遇建厂施工的紧张日子,她挑担子、送材料,比小伙子还跑得快,挑得多。她在八一制糖厂工作期间,先后被评为兵团“三八”红旗手、青年积极分子、优秀团员、自治区先进工作(生产)者等。
1959年12月7日,糖厂建成投产。但新的设备、新的工艺也带来了许多操作技术方面的新问题。为了解决石灰窑加料不到位问题,老工人梁禹和、沙志德率领学员钟振家、顾兆广等在40米的高层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调试。风雪交加,寒风刺骨,他们裹着皮大衣24小时坚持维修调试,保证了制糖厂的正常生产。
八一制糖厂原计划1961年2月建成投产,结果在1959年12月建成了,比原计划提前15个月,为国家节约投资154万元,仅设备制造这一项就节约了77．7万元。
1959年12月9日的《生产战线报》头条新闻报道了八一制糖厂的正式投产的消息:自治区现代制糖工业的先声,兵团八一制糖厂正式投产!这座糖厂年产糖二万七千吨,从此自治区变输入为输出。
1994年6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原国家政协副主席王恩茂提笔写下这样一段话:八一制糖厂,开创了新疆制糖工业的光荣历史,为发展新疆制糖工业,改善各族人民生活作出了难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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