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0 18:59:13 文學之新

引言：

在《记念刘和珍君》的第四及第七小节中，鲁迅曾两次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记念刘和珍君》多年来一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教材中，这句刻薄、阴狠的话明显不太符合鲁迅的“民族魂”形象，因此老师在讲解这句话时往往会缩小“恶意”的所指范围。同时，又有一些人认为这句话是鲁迅反对、仇视民众的证据，并将之当作攻击鲁迅的武器。

=高中语文人教版1

事实上，缩小“恶意”的所指范围以及认为“最坏的恶意”是鲁迅仇视民众的证据，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下文笔者即从鲁迅确实对民众怀有一定恶意、这种恶意本意却是善意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鲁迅确实对普通民众怀有一定恶意

“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这句话批判面可谓极广。老师在上课时讲解这句话时，往往会结合文中的具体语境，将“恶意”限于“当局者”和“流言家”，认为鲁迅敌视的只是残暴的当局以及卑劣的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局者”和“流言家”限定的只能是“最坏的恶意”。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小节中，鲁迅便这样写道：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此处的“庸人”指的应当是普通民众，他们沉默、健忘，任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在第六节中，鲁迅又这样写道：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有恶意的闲人”指的是抹黑牺牲者的反动文人，“无恶意的闲人”指的则是把烈士的牺牲当作谈资笑料的普通民众。鲁迅无疑对那些“有恶意的闲人”怀有最坏的恶意，那么对那些“无恶意的闲人”又怀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因为一些因素的限制，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可以根据鲁迅的其它文章来做合理推测。

鲁迅

事实上，这些“无恶意的闲人”正是《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正是《药》中把烈士之死当成“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的看客们，正是《娜拉走后怎样》中的“群众——尤其是中国”。这些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针对这些完全沦为看客的普通民众，鲁迅确实说过许多带有一定“恶意”的话，如《文化偏至论》中的“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如《呐喊·自序》中的“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如《这个与那个》中的“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这一方面来源于鲁迅自身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尼采的思想，《文化偏至论》中便有多处转述尼采的话语。

尼采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鲁迅对《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些“无恶意的闲人”也是怀有一定“恶意”的，因为鲁迅确实痛恨普通群众的庸众思想。不过，这种“恶意”不同于针对“有恶意的闲人

”的恶意，而是一种以善意为基础的“恶意”。

二、鲁迅对普通民众的恶意的本意是善意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发现鲁迅确实对普通民众怀有一定“恶意”。这种“恶意”的源头是精英思想与庸众思想的对立，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被启蒙的麻木大众的对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是认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老子，不是认为“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的伏尔泰，也不是认为“超人跟普通人的区别就像人和猿猴的区别”的尼采；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是认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鲁迅，是“创作总根于爱”的鲁迅。

鲁迅

面对麻木的看客，鲁迅虽然偏激地说了句“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但鲁迅并未因此放弃大众，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继续战斗：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直到晚年，鲁迅还不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写道：

‘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所要改良的人生，正是普通民众的人生。中国的普通民众“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因此鲁迅创作的第一要务便是为了让普通民众摆脱看客思想及奴隶心理，让人成为真正的人。

让国人成为真正的人，这其实是鲁迅的一个创作基点。早在留日期间，鲁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立人”观点，如《文化偏至论》中的“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如《摩罗诗力说》中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一生思想多变，但“立人”和“兴国”这两点是始终未变的，这既是鲁迅创作的初心，也是鲁迅创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