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将救灾、赈济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只要是王朝的上升期，任何敢于在这种事情上玩忽职守乃至于私吞钱粮的官员，下场可以参考下剥皮实草的典故。
而历朝历代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救灾管理方案。
灾情迅速勘明，及时上报
说起来对于灾情的报备，清朝确实要算的上历朝历代中首屈一指的存在，相比之前的王朝，清朝明令规定，地方一旦有灾，必须及时上报，而宋明两朝则并不要求灾情要立即上报。出现“秋诉夏旱”“冬诉秋旱”也是常见之事。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救灾机制，但较之完善颇多，灾情出现后，清朝要求当地督抚立即上报户部的同时，立即成立一个救灾小组，亲赴实地考察灾情，更要求对受灾人群亲自上门核实，并且特别区分受灾较轻与家庭极度窘迫的受灾户。以便日后赈济时候能正确对待。胆敢在这种事情上隐瞒不报、虚报，一经查实轻则丢官，重则杀头。
古代王朝还给灾害划分出相应的等级，以清朝为例：灾害分为10个等级，一级最轻、十级最高。
这些零零总总的规定即便是放到现代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多管齐下的赈灾方案
平抑粮价
古代天灾无非以下两种：
农业相关的虫灾、水灾、旱灾、霜灾
大规模伤亡：地震、海啸、洪水、瘟疫、飓风
农业相关灾难必然导致减产、甚至无产。而大规模人员伤亡也会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投入生产（农田被淹、青壮年劳力感染瘟疫诸如此类的情况）。
最终结果就是物资减少，而价格飞涨，毕竟无论哪个年代都不缺发国难财的商人。这个时候，单纯用行政手段施压也也无法改变物资毕竟短缺的现状。
还需要配合另外一些手段，比如常平仓，各地定期按一定比例存储储备粮，以防灾年。而粮食丰收的年份可以借机吸纳粮食，防止出现粮食价格过低的情况。
赈灾物资
其实任何灾害救治，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物资调配，将其他未受灾地区的物资尽量调配到受灾地区。物资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朝廷救济粮，根据情况分发给受灾群众，而另外的粮食则是输送到市场上，保证物价平稳。
而赈灾物资举措能否实行下去，就是很好的判定一个朝代行政体制是否僵化关键要素，当年元朝末年的就是家中遇到灾害导致其被迫出家的，但是其实当年元朝中央政府有调拨救济粮，不过钱粮都进入官员的腰包。
减税免税
而这种家破人亡的灾民规模一旦扩大，民变便随时到来。
而明朝末年陕西遇到百年一遇的灾害，在这种情况下，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引爆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颗炸弹，导致大明最终亡于民变。
而说实话，在这点上后来的清朝要比明朝做的更好。一旦确定受灾情况后，会立即镯免减征缓征相应税赋。
减轻民怨
对于很多天灾，虫灾、地震往往根据儒家那套思想体系，那是皇帝“德行有误”，所以天降灾祸。
皇帝对此应该要自我检讨，反思自己，当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套逻辑完全是封建迷信，但古代群众还是很信这套，当年汉武帝晚年告缗令等一系列举措惹得民不聊生。但汉武帝几次“罪己诏”，确实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除了这点，以外罪己诏也是敲打相关官人认真办事，毕竟皇帝这个“天下第一人”都自我检讨了，身为官员有点眼力都知道事情不容马虎。
发动民间力量
在古代社会“皇权不下乡”，一旦出现灾事，当地乡绅宗族也会发动力量来救济灾情，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常平仓”，中央会设置，但是当地村落也会有类似的社仓。
恢复生产
对于很多遭灾的农民在灾荒年间，往往会出售田地，而荒年出售土地，往往会帮助少部分人以低价收购土地，而土地越是少数人大量占据，大多数平民稀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就更难以抵抗灾荒，维持家庭所需。
而那些因为灾荒离失所的灾民，如果不尽快让其恢复生产，就会形成一股不安分的社会因素。
而这种时候往往需要国家出资给与或低息贷给灾民农具、种子等生产物资，并派遣相关人员协助他们组织秩序，恢复生产。
未雨绸缪的防灾手段
兴修水利
如果要说世界上那个民族对水利工程最热衷于熟悉，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是排的上号的。
历朝历代，治水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东汉王景、王吴，元代贾鲁，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更是把治河当成头等大事。
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发生决口的年数有543年，决口的次数高达1590次，改道26次。
某种意义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与自己的母亲河搏斗的历史。
兴修水利工程，更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管子就开始强调的政府要事了。
气象监测
历代都会有人编纂历法，而朝廷对于各地的气象都会要求记录上报。
宋代建立了完善的报讯制度，明代的黄河飞马报讯制度，而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利用羊皮筏传递汛情的“羊报”制度。
在黄河各个关键支系河流上设立水志桩，监测记录水位，尤其确保汛期下，灾情能及时发现，预警。
清朝更是建立了雨雪、禾麦收成分数、粮价奏报制度和晴天录。而且汇报内容要求极为细致，比如雨水入土深度、积雪厚度等等都需要具体说明。
推广农业技术
最有效的做法，莫过于推光高产作物，比如宋真宗时候花了大力气从越南地区引进的占城稻，与康乾时期，番薯等西洋高产作物被大力向全国推广。这也是中国人口在清朝时期暴增的重要原因。
毕竟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
历朝历代对于灾情的不足之处
国家的税收体系崩塌
一个国家要想把内务治理好，税收是重中之重，首先古代王朝的税收是缺乏合理化制度化的。
明朝就是一个典型的税收体系彻底崩盘的结构，明朝末年，刚好是中国历史上遇到的第四次小冰河时期。
从泰昌元年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算是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了。
而明朝此时本身内忧外患，而说起明朝的财政，明白的都知道明朝的财政体系极度僵化。
朱元璋在当初制定国策的时候，就把税收限定在农业税上，而后来的皇帝也没有能力与魄力去把税收改为商税等其他形式，并且还有民间大量民众，把财产挂靠在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名下，以此来获得避税。
万历皇帝，不过稍稍加征一些商税，就被文官往死里喷，历史名声差的不行，而其实万历皇帝执政期间，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应对万历三大征，以及萨尔浒之后及时安排能臣——熊廷弼上任，熊廷弼上任期间辽东形式一片大好，此时即便萨尔浒大胜明军的努尔哈赤对滴水不漏的熊廷弼无计可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的叛乱最后充其量是一个“奢安之乱”。
不拿明朝和大宋这种经营有道的国家比，就拿他和清朝比，明末全国1000万两的白银收入和清朝初年4000万两的白银收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相比大明，清朝就能毫不犹豫地将推行官绅一体化纳粮、改革税制（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是对大清极有帮助的。有了从大户那里得来的钱粮，大清毫不犹豫地减免灾民钱粮。并且可以安顿流民组织生产。
政府本身一切的运转就离不开钱，任何一个强有力政权要能把政策执行下去，就一定要能够合理地征收钱粮，然后才是高效运作。
当一个政府无法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濒死”的状态。各项政府职能都无法落实到位。警察、法院、公立医院、学校常年拖欠工资、设备无力维护各种问题可以说非常严重。
行政体制的堕化
腐败贪污，官僚化，这种风气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大伙看到我之前对清朝的赈灾体系，表扬颇多，但是清朝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尸位素餐、贪赃枉法的现象。
乾隆时期，布政使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勾结，无中生有谎报灾情，并将国家“捐监纳粮”得来的钱，捞入了自己的腰包。
7年间，甘肃共捐监生近30万名，共收监粮折银2000万两以上，接近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而当时负责调查这事的还是我们的大熟人——和珅。而其实这种事情在历朝历代并不是个例，只是这件事情，实在太过荒唐了。
而贪污腐败，其实处处可见，当年康熙皇帝把曹雪芹爷爷曹寅分派到江宁织造的肥差上，本来就是让他捞钱补之前的亏空，结果人特实在，还给康熙皇帝报这织造局里的各种“弊端”，结果康熙皇帝哭笑不得，让他先好好捞钱，把之前任上的亏空给补足。
其实古代封建皇帝对贪污行为，并非是像现代政府一样，原则性的打击，而是类似老板对员工一样，这个是亲戚、那个是...就睁只眼闭一只眼。
而即便是现代社会，贪污腐败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很多时候，古代赈灾制度的失败，不是制度与经验的原因，而更多作为赈灾主体的政府本身效率、体制有没有问题，各种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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