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豪放派词人，他以词闻名，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尊为豪放派之冠，与苏轼合称“苏辛，影响深远。然而近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谈论历史上真正的辛弃疾贪污严重，妻妾成群，生活作风糜烂等各种负面新闻，有很多学者、老师也在视频中大谈辛弃疾的上述问题。关于辛弃疾的经济问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吴世昌先生在《辛弃疾论略》一文中就质疑辛弃疾哪来那么多钱盖自己的豪宅？20世纪80年代，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漫谈辛弃疾的经济生活》一文更是直接指出，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辛弃疾也不会例外，否则“看他的家庭和产业，如果不是生财有道，靠什么办法可以壮观到这种地步呢”？
稼轩贪污罪名似乎言之凿凿，无可辩驳。此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辛弃疾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针对对罗忼烈的观点进行驳斥逐一反驳，所谓豪宅“只是稍不一般的几间房屋，称不起‘豪华的府第’和‘庞大的园林’”，后来的瓢泉居第“也无非又多盖了一些‘茅庐’”。邓先生认为：所谓的稼轩贪污之说“全都是由政治上的敌人诬构而成的。”
那么稼轩的居所就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看他一生的挚友陈亮的文章中查阅一番：“如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见元晦说曾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数间，大有鹪鹩肖鲲鹏之意。”元晦即朱熹，朱熹感叹“耳目所未曾睹”，可见非同一般。也就是说稼轩居第，绝非只是“稍不起眼的几间茅屋”和“茅庐”，而是豪华园林无疑。
我们再看稼轩自己的文章中有什么描述？辛弃疾在其《新居上梁文》写到自己带湖新居，亦言：“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可见壮观宏伟。
还有一个材料，辛弃疾新居修好之后，曾请当时著名文人洪迈写作一篇《稼轩记》，文章中这般描述：“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横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识其处。天地作藏，择然后予。济南辛侯幼安最后至，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度财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而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而命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欵竹扉，以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研有渚。”
可见很多人所说的稼轩盖豪宅，所言非虚。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一个贪官？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官员俸禄，高薪养廉为宋代首创，也是宋朝的一项国策。在这一国策之下，使得宋代官员特别是中高级以上官员普遍都能享受到优厚待遇。
辛弃疾为官20年，先后由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司农寺主簿、仓部郎中、一路做到江西提点刑狱、湖北安抚使、湖南安抚使、江西安抚使。当他做到安抚使时，已经算是国家的“封疆大吏”。作为一路的军政长官，安抚使是极为重要的。当时人普遍呼辛弃疾为“辛侯”、“帅臣”，都可见辛弃疾政治地位的崇高。
有宋一朝，中高级官员俸禄极为丰厚，当时官员除正俸、禄粟以外，还有禄米、职钱、食料等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此外还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麦羊口之给，在外做官的额外还有公用钱，以及数量不等、相当可观的职田。由此可见，宋朝官员的合法收入名目繁多。
从这里可以洞见南宋将帅收入之高、生活之富。《宋稗类钞》对南宋将帅奢靡生活也这样写道：“诸将如某某等，莫不玩充堂寝，田园占畿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一文亦言“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俸禄之高确实惊人”，并言“宋代高级官员的收入，远远不限于各种规定的俸禄，他们若遇皇帝登极、生辰及郊祀、明堂大礼，还有大量赏赐可得。除此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恩例，如生前有赆礼，死后有赙赠等等，每次数量之巨，令人咋舌。何况，他们既无守阙之虑，恩荫制度又可保其子弟人人皆能入仕为官。如此优厚的待遇，使他们有条件过着奢侈的生活。”辛弃疾作为一个四品以上的大员，家庭富裕，府第豪华，是当时将帅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足为奇。他的富裕生活当来自于合法收入，正是南宋将帅位高多金的正常体现，拥有两处园林的辛弃疾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另外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言宋代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一个高潮阶段”，当时许多达官贵人都拥有富丽园林。辛弃疾这样的生活状况，在士大夫阶层，自然十分正常。
在辛弃疾担任高官期间，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遗余力，也从一个侧面见出辛弃疾自身与贪污无染。据《宋会要》记载，淳熙四年，“知兴国军黄茂材特降两官，以江西安抚辛弃疾言茂材过，数受纳苗米，致人户陈述故也”；淳熙七年，“知桂阳军赵善珏特降一官放罢，以帅臣辛弃疾按其昏浊庸鄙，窠占军伍，散失军器，百姓租赋科折银两盈余入己故也”。从这些记载可见辛弃疾对贪污的深恶痛绝。
再就辛弃疾本人的金钱观来看，也见出他绝非是一个孜孜为利之人，这在他的词中多有体现。他嘲笑一位“俗客”道：“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针对儿子劝他为后人多置田产一事，他还专门写词责骂儿子：“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另外还说道：“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从这些词里，都可见出辛弃疾对金钱的不屑态度。
另外，从辛弃疾实际经济状况来看，他也并非一直都保持着富贵生活。 辛弃疾于淳熙八年罢官，去职不久，即于淳熙十四年有词写道：“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此后还陆续写有这样的词句：“人间岂有，如孺子，长贫者”、“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莫问家徒四壁，往日置锥无。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从以上诸词可以看出，辛弃疾在罢官之后很快就贫困下去，他的富贵生活并没保持多久。而在辛弃疾去世后，据宋人所撰《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言：“卒之日，家无余财，仅遗平生词、诗、奏议、杂著、书籍而已。”
辛弃疾一生三起三落，屡遭弹劾，根本原因不在于他有什么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而在于辛弃疾和当时的士风不合，最终成为官僚体制的牺牲品。
南宋时期，宋金对峙。许多士大夫认为，“南北之势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在这种论调之下，统治者“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苟安之风盛行。士人普遍养成一种喜好清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风气。当时士大夫普遍不恤国事，无所作为，难怪朱熹说当时士人“而今个个都恁地衰，无气魄”。
辛弃疾才兼文武，念念不忘收复故国，建功立业。但是，他这种急于事功、不忘恢复的主战意志，却同占主流的苟安观念显得格格不入，形成一种巨大反差。辛弃疾在上宋孝宗的《美芹十论》中言：“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这句话无疑将当时朝中的文武官员得罪个遍。后来他在上虞允文的《九议》中再次猛烈抨击了这一士风。辛弃疾这种一人独醒天下皆醉的口气，必然也使他和当朝士大夫群体形成显著对立。
辛弃疾胸襟抱负和普通士人相左，行事作风又得罪诸多当朝要员和地方官吏。他既然如此不容于官场，那么遭受弹劾罢免的命运注定不可避免。辛弃疾是宋代遭受弹劾最多的士人之一。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辛弃疾并非贪官，他的罢官和经济问题无关，他的经济生活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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