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在一片不看好声中，由钟会和邓艾率领的曹魏军队伐蜀成功，但伐蜀期间的种种事宜，也直接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功成之后，钟邓互生嫌隙，自相残杀，上演了一出“二士争功”，最终“功成而身皆不返”的悲剧。通过这一悲剧，我们也得以窥探司马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并发现“二士争功”这一问题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一、司马昭伐蜀的背景

曹魏后期，司马昭携父兄旧势，羽翼渐丰，不臣之心路知。

公元258年，晋书记录：有了对司马昭进行“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提议。

小皇帝曹髦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先发制人，带兵讨伐司马昭，怎奈力量薄弱，论智、论力均不是老奸巨猾司马昭的对手，出师未捷反被杀害。司马昭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打起自己的如意算盘，加快谋朝篡位的进程。但他也深知欲速则不达，自己做了太多的阴暗之事，声望不能孚众，时机尚不成熟。

于是司马昭把目光投向了西南的蜀汉，希望通过伐蜀来建立功业，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自己的正面的形象加分，获取政治资本。公元263年，司马昭置众多的反对之声于不顾，悍然开始了伐蜀之役。

二、伐蜀集团的人事安排

司马昭自幼随父司马懿征战杀伐，久居军中，熟稔行伍，对此次伐蜀做了精心的安排，以期毕其功于一役。他命镇西将军钟会为统帅，作为伐蜀的主力自驼谷、斜谷取汉中；邓艾、诸葛绪作为偏师，兵出陇西，承担牵制任务。

从上述安排可以看出，钟会是伐蜀之役的主将。这是因为，钟会既是伐蜀的坚决的拥护者，又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和司马昭本人的智囊。钟氏与司马氏乃是世交，钟会之父钟繇与司马懿就是同僚，情谊甚笃。钟会与司马兄弟一般大，自小相知，才华横溢的钟会一直是司马氏的私人。反观邓艾，乃是边将出身，虽久经沙场，但在政治上却无建树。邓艾受司马懿提拔，与司马昭的关系并不密切。并且，邓艾坚决反对伐蜀，只是在司马昭的坚决要求下，邓艾才最终妥协。

当然，朝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钟会不可信任。其重要原因就是钟会无子，只是过继了哥哥的儿子钟毅。如果钟会有不轨之心，会无所顾忌。

《三国志》：钟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

钟毓作为钟会的哥哥，自然十分了解自己的弟弟。钟毓告诉司马昭，说钟会有城府，不可以让他独自掌权。但是司马昭此时箭在弦上，已经打定了重用钟会的主意，而且他觉得钟会绝对不会反叛。为了让钟毓宽心，司马昭保证即使钟会反叛，以后也绝对不会株连到钟氏家族。

平心而论，伐蜀集团的这一人事安排，确实存在问题。这问题不单单在于钟会和邓艾的个人问题，更在于钟会和邓艾两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性和排斥性。强行让二人合作，很大概率会产生一加一小于二的效应。

对主将邓艾、钟会的差异性与排斥性分析如下：

1.从年龄上来看，钟会恰壮年，只有39岁，邓艾则快到古稀的年龄。年龄的巨大差异既使二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又造成了二人的相互鄙视：邓艾眼里，钟会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只会动嘴，纸上谈兵。钟会则目邓艾为老卒，觉得他已经不堪重用。

2.从资历上来看，邓艾身处边关，长期在陇西与姜维作战，所有的功绩都是真刀真枪地拼出来的，多年的戎马生涯也给邓艾带来了质朴的特质与武夫的豪迈。而钟会则属于曹魏功臣集团的第二代，长于名门，出身文官，年轻气盛，胸中自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和文人的自负。两人的不同的资历，俨然是文臣武将式的对立，两人迥异的经历，凸显了个性而缺乏共性，更使他们互相轻视。

3.从性格上来看，邓艾常年植根于陇西前线，有丰富的守边经验，取得的累累硕果不免使他产生骄惰之情。邓艾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的他，自然会更重视行动。可谓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另一方面，邓艾还是一个言语直率，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在司马昭提出伐蜀时，邓艾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伐蜀成功后，他不顾钟会的感受，一味自我表达，也成为而二士争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从邓艾穿越小道奇袭成都，可知他极其勇猛敢为。总而言之，邓艾是一个孤傲而又勇猛直率的老将形象。

反观钟会。钟会出身于名门大族，钟会本人也深受司马氏兄弟的器重。年少有为的钟会，肯定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此外，抛去钟会的才能不论，钟会还有极强的嫉妒心与政治野心。从钟毓的评价“不可专任”就可以知道。司马昭将钟会判为伐蜀大将，自然也是为了功成之后能满足钟会的权力欲望与建功心态。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二人根本不处于一条轨道之上，并且两人都是鹰式人物，

本来就很难和睦相处。下文提及的伐蜀之役中，邓艾近似挑衅似的抢攻成都，无疑大大激化了两人本就不和睦的关系。为日后二人的火并，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诱因。后人称之为“二士争功”。

三、 伐蜀之役的进展

根据司马昭的人事安排，镇西将军钟会为主帅，带领伐蜀的主力十余万兵马自驼谷、斜谷取汉中，最后直逼成都；邓艾、诸葛绪作为偏师，各自带领三万兵马，兵出陇西，承担牵制任务，负责截击姜维，阻断他的退路。

从兵力上看，钟会所带领的曹魏共有16万人马，而姜维和蜀汉所有的兵力有10万人马，曹魏占有优势。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没那么丰满——诸葛绪由于晚到约定的地点一天，姜维得以退入天险剑阁关。此后，姜维仰仗地形优势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钟会大军进入了相持阶段。钟会的大军不能前进，而又粮食缺乏，战争打得很是艰难。

根据原计划，诸葛绪和邓艾完成对姜维的牵制之后，与钟会进行会师，合力攻蜀。但牵制任务没有按时完成，此时邓艾再与钟会会师，已经没有很大的意义。邓艾认为，与其与钟会一起困死，还不如自己另辟新路。于是，因为邓艾熟悉陇右地形，率部队由阴平小道急行军700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由陇入蜀，十分极限地从蜀国的大后方油江口出现，攻下绵竹后，乘势一举攻陷了成都，俘获刘禅，就此宣告了蜀国的灭亡。

四、 二士争功

虽然邓艾的奇袭灭亡了蜀国，但也大大地恶化了钟邓二人的关系——邓艾作为偏师，却夺了钟会的灭蜀头功。之后，邓艾又自作主张，开始对蜀国降君降臣大封官爵，在钟会眼中，这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衅信号，分明是邓艾居功自傲，不把他钟会放在眼里。而此时姜维的向钟会而非邓艾投降，更是火上浇油，彻底点燃了钟会的怒火——姜维得知刘禅被俘，蜀国灭亡后，图谋借假投降以挑动钟邓二人火并，以期复国，于是对钟会大加吹捧，并对邓艾的行为加以贬斥。

钟会一向敬重与自身身份地位相似，具有“儒将”风范的姜维，并对姜维的言辞信以为真。同时，钟会联合邓艾的监军卫瓘，诬告邓艾谋反，于是司马昭下令逮捕邓艾，并将其押送回去。说邓艾谋反，虽说有牵强的一面，但也并非空穴来风——邓艾未经司马昭允许，就大肆封赏蜀国降臣，确实挑战了司马昭的权威，被扣上了“不敬”的帽子。平心而论，此时的邓艾仍是功大于过，因此司马昭此时也只是将邓艾逮捕，并没有更激烈的反应。

逮捕邓艾以后，钟会实际上已经成为蜀地的一把手。钟会忌惮的只有邓艾，而邓艾被押后，钟会马上赶到成都，统率大军。此时的钟会，野心迅速膨胀，他自认为功名天下无比，不愿再屈居人下。加之精兵猛将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举兵反叛。

钟会原打算派姜维率蜀兵出斜谷，先占领长安，再派兵夺取天下。司马昭听闻风声，率军10万据长安，做好了应对的准备。钟会继而采纳姜维的建议，准备坑杀诸将，以防诸将反叛，但是走漏了风声。钟会爱将丘建，原属胡烈部队，他怜悯胡年老，派亲兵送饭与胡烈，并告知钟会准备坑杀彼等，胡烈乃写密信求丘建亲兵送与城外的儿子胡渊。

胡渊听闻消息，领本营兵马大举出动，其余各营也不愿跟钟会谋反，浩荡荡杀将入城。兵变发生，钟会和姜维死于乱军之中。而卫瓘怕自己和钟会的密谋泄漏，派人追杀邓艾父子，并最终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钟会取了汉中，邓艾偷渡阴平，取了成都。灭蜀后，二士争功，而双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五、 以二士争功看士族与寒门的对立

通过这一悲剧，我们也得以窥探司马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并发现“二士争功”这一问题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即司马氏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对立。司马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体，即士人群体，自曹魏时期逐渐成型，多为名门之后，与司马氏家族为世交，普遍存在着恃宠固位的心态，并打压寒门子弟，造成了士族与寒门的对立，这也削弱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基础。

邓艾出身低微，起自寒门，虽然有多年的作战经验，但却始终无法融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又因口吃，肯定难以进行当时风靡的清谈活动，自然也无法与士人群体建立互相唱和的良好关系。邓艾的口吃常被取笑，故他也对士人没什么好感。

钟会本人是当时名士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不愿意与草民出身的邓艾“同流合污”，内心里对邓艾有强烈的鄙夷。同时，钟会是一个权力欲望和报复心强的人，邓艾的独断专行，改变作战计划，正给了钟会一个绝佳的机会，必定是被钟会所利用来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总而言之，钟会之所以要除掉邓艾，一方面与他的性格有关，体现钟会个人对邓艾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受到钟会出身与地位的影响，表达的则是士人群体对寒门子弟的打压。

从钟会与邓艾的身后之事，我们也能明显看出司马氏集团中士人群体对寒门的排斥：所谓的邓艾反叛，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邓艾父子被杀，其妻子和孙子被流放与西域。此后，极少有人愿意为邓艾秉公直言，出头辩解，直到晋武帝时才下诏：

“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此时只是让邓艾的孙子做官，而并没有为邓艾平反，只是说邓艾确实建立功勋，虽然有罪但是并没有逃跑，却没有涉及邓艾头上扣着的谋反的帽子。

而对待真正的谋反者钟会时，只是处死参与谋反的人。虽然他的养子钟毅也被处死，但钟氏家族并没有受到牵连，大量的钟氏子弟被赦免，而且官爵也没有被剥夺，司马昭依然对他们表现出信任的态度。

通过“二士争功”，以及司马昭对二人及其子嗣不同的对待方式上，可以看出，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贵族子弟组成的士人集团，而如邓艾这样的寒士，终究是与之格格不入，是遭到排斥，走不到前台的。现在的邓艾，之后的王濬，石苞，无不如此。

士族与寒门的对立，都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凝固的统治阶级终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这也是之后士人门阀最强而又难以产生稳固政权的魏晋南北朝，给我们的小小启示吧。

参考文献：

《三国志》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利与家族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