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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伊朗電影，我們腦海中浮現的總是一個個兒童的形象。
比如馬基德·馬基迪《小鞋子》中那對來回交換一雙鞋子穿的兄妹。
比如文森特·帕蘭德《我在伊朗長大》中那個在伊朗社會動盪中成長的少女瑪嘉。
再如阿巴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那個翻山越嶺，從白天找到黑夜，只為把裝錯的作業本送還給同桌的小男孩拉扎。
一部又一部兒童經典，讓人對伊朗電影刮目相看，但伊朗人對“兒童題材”的偏好，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伊朗是一個為神權為上的國家，電影受到了教律的多重影響和制約。
於是發端於1925年的伊朗電影始終發展緩慢，題材上始終放不開手腳，我們常說的那句“帶著鐐銬跳舞”也是對伊朗電影狀態的貼切描述。
為了更加溫和地表達觀點而又不觸犯教規後的道德禁忌，“兒童題材”以及兒童視角的電影成了許多導演創作的最佳載體。
上面提到的幾部電影是這樣，下面要說的這部電影也是這樣，借孩子視角直面伊朗一系列敏感問題，如社會階層矛盾，如女性問題，而其故事下獨有的教規背景和現實表達都堪稱伊朗國內不折不扣的大尺度——
《一次別離》丨2011
導演是阿斯哈·法哈蒂，伊朗著名導演，他同樣也是這部作品的編劇。
《一次別離》也是法哈蒂的第五部故事片，雖成本僅有30萬美元，卻獲得第 61 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第 84 屆奧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等 25 項國際大獎。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年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征程中，《一次別離》還戰勝了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投資超6億人民幣的《金陵十三釵》。
電影始於一個小法庭的場景，短短几分鐘，就十分值得玩味。
透過一位沒有納入鏡頭的調解員的視角，我們目睹了一對中產階級夫婦陳述他們申請離婚的理由。
妻子西敏想要帶著女兒特梅移民到西方國家，並且獲得了簽證，必須在四十天之內離開，用她的話說就是“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
這時候調解員就問了：“什麼樣的環境？”
西敏沒有說話，保持了沉默。
顯然調解員這個問題不僅是問西敏的，也是問觀眾的，尤其那個國家的觀眾。
答案也是不言自明，但導演這裡還是使用了留白的手法，略去了關於伊朗政局動盪以及核危機等敏感話題的正面表述。
當然，這樣的劇本設計一方面是要規避審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想要離開伊朗，是一件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解釋的事情。（比如《我在伊朗長大》中的瑪嘉，14歲時就被父母送到了奧地利。）
丈夫納德自然明白妻子的顧慮，但他卻不願意移民，因為他的父親患有老年痴呆，需要他照顧。
一邊是妻子對女兒的愛，一邊是丈夫對父親的愛，可惜兩種愛無法同時成全，再調解也只會是浪費時間。
但從影片開頭這幕長鏡頭中，我們還是能夠判斷出一點，無論是西敏還是納德，都不是壞人。
西敏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移民，納德為了能夠陪伴在父親身邊而不是假手於人而拒絕移民，兩個人的理由都很正當。
影片情感的複雜性從這裡就始見端倪。
在調解無果後，兩人選擇了分居，西敏搬回父母家住，特梅選擇了和父親祖父住在一起。
為了能讓父親在上班時有人照看，納德請了一個保姆瑞茨。
瑞茨是一個虔信教規的下層階級婦女，迫於生活，每次都會帶著她的小女兒索瑪耶來上班。
並且，瑞茨還大著肚子，她是瞞著自己的丈夫出來工作的。家裡欠了一大筆錢，丈夫又失業，她只能這麼做。
問題在瑞茨上班的第二天就出現了——納德的父親會尿褲子。
在伊朗信奉的教規戒律中，一個女人只允許為自己的丈夫和兒子清洗身體。如果瑞茨幫納德父親洗了，那麼她很有可能會因此犯禁。
緊張糾結之下的瑞茨只好撥打了教規熱線，詢問她幫助這個人是不是罪孽。在得到不是的答覆後，瑞茨才放下心來幫納德父親清洗和換衣服。
等到納德回家時，瑞茨問他：“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你父親會失禁？”
聽到這個問題之後，納德非常驚訝，連忙表示自己並不知道，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父親是可以自己上廁所的。
那麼問題來了？
難道他父親恰巧等到這個時候才出現這種情況？
不是。
西敏才是那個一直在默默照顧納德父親，一直冒著犯禁的風險幫他清洗身體更換衣服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已經幾乎喪失說話能力的納德父親，會一直嘟噥著西敏的名字。
也只有西敏離開了家，納德才會知道真相，知道妻子的不容易。
生活並沒有在這件小事後恢復平靜，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有一天，納德提前下班回到了家，發現父親倒在地板上，神志不清，一隻手還被捆綁在床上，差一點喪命。
原來懷孕的瑞茨丟下老人去辦自己的事情了。
至此，情節陡轉。
納德大發雷霆，訓斥她把自己的父親一個人留在家裡，還說她偷錢，並且表示讓瑞茨以後都不用來了。
對於擅離職守這件事，瑞茨並沒有作出反駁。但當她聽到納德說她偷錢的那一刻，情緒開始激動起來，並堅持索要自己一天的工資。因為這是她的勞動所得，如果不要工資，就表明她心虛了。
對瑞茨來說，錢重要，但尊嚴更為重要。工資必須要。
瑞茨以伊瑪目·侯賽因的名義發誓自己沒有偷錢，納德卻抓住她的黑長袍，把她推出了門外。
之後，當納德為父親清洗身體時，他開始趴在父親的背上失聲痛哭。
至於為何痛哭，或許只有納德自己明白，但這似乎也預示著，即將會有大事發生。
果然，第二天，西敏告訴納德，瑞茨流產了，因為那一推。
從這裡開始，兩家人鬧上了法庭。
納德堅持說自己不知道瑞茨懷孕，只是為了讓她離開自己的家才推了她一下。同時他還說，因為當時瑞茨擅自離開把老人獨自綁在床上，差一點導致他的死亡，所以自己才情緒激動推了一下。
如果納德明知瑞茨懷孕還推她，那麼等待他的將是一到三年的監獄生涯。
而瑞茨也同樣面臨著納德的控告，牢獄之災近在眼前。
雙方各執一詞，或許我們會猜誰說的是真的，然而真相卻是兩個人都撒謊了。
納德撒謊了，他知道瑞茨有身孕，推她是因為他當時氣昏了頭。如果他真的坐牢了，父親怎麼辦，女兒怎麼辦，他只能咬死不承認。
瑞茨也撒謊了，她的流產不是納德導致的，而是前一天在納德父親偷跑出家門時，為了不讓他被馬路上的車撞到，瑞茨自己被車撞了。
從那一刻起，胎兒已經沒了動靜。
事情至此再明白不過，糾紛之中的二人誰都知道真相，可又都不敢說出真相。
故事發展就是這般奇妙，沒有好人與壞人之間上演的劇烈爭鬥，有的只是善良的人們在各種原因的束縛下，違心地互相指責。
而透過個體人的自我分裂，伊朗社會階級層面的分裂也一望而知。
儘管《一次別離》沒有刻意去批判，但是從電影鏡頭、人物造型、對白等各種電影語言中，我們都能深切感受到伊朗“分裂”社會下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平等“伊朗現實”。
而在描述這部分時，影片又一次借用孩子視角來“追本溯源”。
片中，當特梅在法院的走廊跟著外婆學習伊朗歷史時背誦到：“在薩珊王朝時期，人們被劃分為兩個階層：上層特權階層和普通階層。”她的外婆糾正應該是“普通民眾”。
而鏡頭的另一端，正是瑞茨的小女兒，她在下意識地重複著這些艱澀難懂的句子，從表情上判斷，她並不理解句子的含義。
你看，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對立，從孩子時就已經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著了。
這是一種先驗的預設，再加上後天不斷的重複，直到這種悖謬的觀點變得再自然正常不過，至此才真正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而在兩個孩子的成長環境中，這種社會底層家庭與中產階層的分裂及差異，也以直觀、赤裸的方式呈現出來。
鏡頭跟隨著西敏穿行，看似不經意地掃過家中的佈局和陳設，鋼琴、電腦、客廳的繪畫作品、乾淨整潔的廚具等，充分表明了納德與西敏中產階層的社會身份。
但瑞茨的家中，則是破舊的沙發、剝落的牆面、簡陋的茶具以及狹小的廚房。
特梅的父母甚至是外婆都可以指導她的學習，因為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但瑞茨的小女兒，只能揹著小書包跟著媽媽去打工，只能咀嚼著那些生澀的關於“階級對立”的句子。
不過在兩家大人鬧得不可開交時，納德依舊俯下身來抱住瑞茨的女兒告訴她：“別讓父輩的鬥爭傷害你。”
納德的本意是好的，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但傷害也確確實實發生了。
瑞茨的女兒和特梅兩個孩子，一個目睹了家中的貧困，和母親的假摔；另一個承受了父母鬧離婚以及幫助父親撒謊的壓力。
當特梅告訴法官，父親的確不知道瑞茨懷孕時，她似乎“長大”了。也正是在這一刻，特梅失去了自己的童年。
就像《偷自行車的人》裡那個見證了父親偷車又被抓，依舊牽起父親的手的小男孩一樣，特梅在11歲時明白了，自己的父親會撒謊會推卸責任，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但她依舊愛他。
在影片高潮爆發的時刻，兩個女孩的視線相交了。
前一秒還在院子裡一起玩耍的兩個人，此時卻因為父輩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坐到了彼此的對立面。
瑞茨的女兒眼中所透出的仇恨的眼神宣告了兩個階級間的巨大鴻溝。
父輩的鬥爭，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傷害了孩子。
《一次別離》中，中產階層與社會底層之間的分裂已然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這種現實的無力感會讓人極為壓抑。
而這種分裂下的差異性也延伸到了兩個階層對於信仰的不同態度。
瑞茨把《古蘭經》看得比流產的孩子還重要，納德卻能對著《古蘭經》撒謊。
西敏鬆垮的豔麗頭巾下面露出了火紅的頭髮、頸部和肩部。
瑞茨卻總是用黑色頭巾把自己的頭髮、肩頸裹得異常嚴實。
除此之外，如果你注意觀察，這部影片中的玻璃也特別多。
平板玻璃、壓花玻璃、鋼化玻璃、磨砂玻璃、防彈玻璃......一層層的玻璃不僅隔開了階層與階層，同樣隔開了夫妻和子女。
片末，兩個家庭庭外和解，西敏和納德還是離婚了。
兩個人站在門外，卻隔著一層玻璃，彼此都惴惴不安地等待著女兒回答那個殘忍的問題：“跟爸爸還是跟媽媽？”
女兒已經做出決定，但導演並未告訴我們答案，影片也在一個未知曉的選擇中落下帷幕。
《一次別離》是一部相當優秀的電影，它並不只是在講一個家庭，兩個家庭的故事，而是在講述整個伊朗社會的故事。
從宏觀角度來說，這是法哈蒂的勝利，同時也是伊朗電影的勝利。
同時它向我們證明了：戴著鐐銬，同樣能跳一支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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