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就有“碧血化珠”的典故,《庄子·外物》记载:“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碧血化珠,成为忠信之义、慷慨之气的象征,巴蜀文化的浮躁凌厉,赤胆忠心的正义之感成为鲜明的区域人文精神体现。
鲁迅虽然生于浙东,身上却有着浓重的“巴蜀气”。除了一身的正气,还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他的顽强执着,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剖析和关于“国民性”的思考,与巴蜀传统文化因子多有契合。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也是满怀一腔“碧血”,极为喜爱和推崇。
巴蜀史学对鲁迅的影响
巴蜀地区的史传文学异常发达,有着深厚的史传文化,不仅史学著作丰富,而且史学家特别多。谯周的《蜀王本纪》最早记载蜀国历史和民间传说,《三国志》被誉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四史”之一,作者陈寿更是巴蜀历史上有名的史学家。巴蜀地方志史总数上千,数量之大,位居全国之首。鲁迅对史书的推崇,尤属清代彭遵泗所著的《蜀碧》,认为这本书“不但是四川人,凡有中国人都应该翻一下的著作。”
鲁迅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蜀碧》,并且被其中的史实所吸引,晚年每次谈到农民起义时都要引用《蜀碧》中的记载。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曾经引述过《蜀碧》中张献忠“屠戮川民”的记载,从张献忠“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指出张献忠的凶残,其实正是软弱的表现。自己贪生,却蔑视别人的生命。“一遭满人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
推此及彼,中国国民性也正是缘于此而形成了“狮子式的凶心,狐狸式的狡猾,兔子式的怯弱。”鲁迅小说中关于“杀人”场面的描绘,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的痛责,对“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国民性的归纳,都可以从此找到合理的解释。
鲁迅说,中国国民性最大的病根,就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改造国民性,再造国民人格,是封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有着清醒的批判性继承,不仅在“报仇雪耻之乡”的古吴越文化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也注意到了处于“西僻之国”的巴蜀文化。鲁迅对巴蜀史学的肯定和喜爱,巴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子也为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巴蜀文学对鲁迅的影响
积淀深厚的巴蜀文化对巴蜀文学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商时代的神权文明,古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文明,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战国末叶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逐步转型,成为重要的地域亚文化,同时又给秦汉文化以积极影响。
汉魏之际,巴蜀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天师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民族文化又为巴蜀文学注入了新内容。《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有都广之野”、“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民间传说和神话中有“蜀犬吠日”、“碧血化珠”、“望帝啼鹃”等,都是巴蜀地区人文精神的鲜明体现。
鲁迅对巴蜀文学的辉煌成就极为赞叹。对《山海经》、《三国志》诸书的瑰奇幻丽,曾发出由衷的感叹:“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汉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巴蜀文人对庄子“未能笃信道德,反义好文讥刺”的学说加以阐释和演绎,逐渐积淀为一种区域文化精神。
鲁迅尤其对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极为推崇,赞扬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价值和独创性:“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为不同。”在西汉那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司马相如凭借自己卓绝的才华,确立了汉赋无人超越的顶峰。
“西僻之国”地理的偏僻,大盆地交通的阻隔,致使“蜀地鄙陋,有蛮夷风”,但也不受中原儒家文化的规范,形成一种自由活泼的文化精神,致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少有巴蜀贤臣良将,却涌现出大量的著名文学家。像李白、陈子昂、苏轼、杨慎等历代巴蜀作家,他们的创作特征和生命形态,正是这种区域人文精神的体现,同时又以其生命存在方式和艺术创造成就,加强了这种积淀,影响着后人。
可以说,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在巴蜀地区是统一的。唐代大批文化名人入蜀,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学的大繁荣,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蜀地文化也高度发达,涌现出了大批的文学、史学、哲学家。文学史上硕果累累的唐宋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绮丽瑰宝,更是滋养着鲁迅精神及创作的丰厚养料。
同样是由于地理上的僻陋,巴蜀地区一贯成为文人官员被贬的区域,著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顾况等,都曾被贬入蜀,从而形成蜀地特有的一种贬谪文化。李白入蜀,写出脍炙人口的《蜀道难》,杜甫于公元759年漂泊到了成都,在西郊盖了一座草堂,在此生活数年,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等优秀诗篇。
这些千古流传的诗作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宝库,也呈现出动乱时期文人不得志的一曲曲慷慨悲歌。从这些被贬的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血和报国无门的愤慨,以及忧国忧民的愁绪,这与20世纪初面对中国社会黑暗混沌的现状,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如出一辙。想要冲破“铁做的牢笼”,却又苦于统治阶级的昏暗无能,只能“无地彷徨”。
如杜甫、白居易为民写诗,抒幽怨一样,鲁迅的小说、散文中充满着对下层劳动人民不幸生活的同情。他用手中的笔,书写丑恶的社会现实,对不平之事口诛笔伐,期待民众的觉醒,这与千年以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的精神遥相呼应,都有着一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道主义态度。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蜀地传统文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迅对巴蜀文化的了解和喜爱,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边缘”特性,它区别于封建正统文化,不受孔孟儒家学说的主导。鲁迅劝诫青少年“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就是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他对于“国粹”的态度被表述为:“我们要保存国粹,但国粹首先必须保证我们的生存!”
对于传统文化,鲁迅有着自己的评价,在对其进行解构的过程中,他注意发掘其优秀和合理的部分,以此来重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化,而巴蜀传统文化的反叛特质,正是鲁迅对于文化创新的基本立场。鲁迅一生都在为启蒙国民之思,改造国民性而奋斗,对首先获得“人之大觉”,敢于“别立新宗”的“精神界之战士”翘首企盼,而巴蜀传统文化精神已经通过这一点,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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