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元年（1662年），剛剛登基不久康熙皇帝收到了一份由吳三桂送給他的“大禮”。

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南明最後一個政權的“皇帝”——永曆帝朱由榔，在雲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吳三桂用弓弦勒死，一同被殺害的還有朱由榔的兒子以及眷屬，共計二十五人。至此，南明皇室的血脈被全部剷除，而除盤踞在臺灣仍被鄭氏集團武裝割據外，此前明朝核心統治區域即“兩京一十三省” ，也就此全部歸屬於大清王朝。

憑藉著如此“不世之功”，吳三桂也來到了他人生中權勢地位的巔峰，他本人獲封“平西親王”，是清朝歷史上僅有的兩位被封為親王爵位的“異姓王”，他的兒子吳應熊不僅迎娶了皇太極之女建寧公主，並且在官階和地位上，也得到了不斷地提升。

然而，擒殺永曆皇帝朱由榔，不僅成為了吳三桂人生之中又一個揮之不去的“汙點”，與此同時，也成為吳三桂人生中“盛極而衰”的重大轉折，就此讓吳三桂一步步的走向了失敗的深淵。

擒殺永曆帝，已經不是吳三桂第一次“背叛”明朝。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面對浩浩蕩蕩向北京開來的李自成大順農民軍，崇禎皇帝將吳三桂看作是他最後的“救命稻草”，於是崇禎皇帝緊急加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並命令吳三桂放棄關外全部領地和據點，火速馳援北京。

從寧遠到山海關的距離是120公里，三月初五，吳三桂接到旨意從寧遠率軍開拔，抵達山海關的時候，已經是三月十九，這120公里，吳三桂足足走了14天，這時的北京城早已經已經被李自成攻破，崇禎在極度的失望中在煤山上吊自縊，正統明朝就此滅亡。

得知崇禎自縊、明朝滅亡後，吳三桂起初選擇的是投降李自成，但是由於李自成對其家族的拷掠以及其大軍進入北京後的種種行為，讓吳三桂最終改變的想法。

這個時候的吳三桂重新舉起了“明朝忠臣”的大旗，開始以“借兵”的方式與關外的清軍進行著接觸。

然而，多爾袞看出了吳三桂的想法，他並不接受吳三桂所謂的“借兵”，他只接受吳三桂的投降，而吳三桂想要繼續忠於大明，或者說假借忠於大明以謀求擅權自立的想法也伴隨著他在山海關大戰時的陣前投降而終結。

在打敗了李自成後，重新回到北京的吳三桂儼然是明朝遺老遺少心中的英雄，然而這些明朝遺臣等來的不是吳三桂擁立朱明王朝的復辟，而是清朝這面小皇帝順治的進京登基。

在此之後，吳三桂也在高官厚祿面前，徹底放棄了“光復明朝”的想法，同時也揭下了他“大明忠臣”的偽裝，一次次的將兵鋒指向了他曾經宣誓效忠的朱明後裔，成為了清朝蕩平南明小朝廷的先鋒。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吳三桂親率大軍攻入緬甸，逼迫緬甸國王交出了流亡在緬甸的南明永曆政權的皇帝朱由榔，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吳三桂又在昆明篦子坡將其全家絞殺。

可以說，吳三桂是親手埋葬了明朝殘存抵抗力量的希望，同時也斷絕了明朝最後的皇統。

擒殺永曆帝，是吳三桂交納的“投名狀”，更是幫了整個清朝的大忙。

眾所周知，清朝一直以來都是以明朝的“繼任者”自居，並且始終強調，明朝是被李自成攻滅，而清朝的江山是從李自成手中搶來的，包括清軍入關時，也是打著“剿滅李自成，為崇禎皇帝報仇”的口號。歷代清朝帝王也是始終將祭拜十三陵作為一項重要的儀式慶典，這些無疑都是為了證明清朝奪取江山的“合法性”。

當然，這都只是政治上的“陰謀論”，真正當朱明子孫被清朝所俘獲的時候，等待他們的便是非常悲慘的結局。

當年南明弘光政權的小福王朱常洵以及魯王、荊王等人，都是被扣上了謀逆的罪名加以處死，而在《明史》中，對於朱明子嗣的屠殺都寫成了“鎮壓暴亂”：

“順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及行查，果獲魯王、荊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

特別是朱常洵，連名字都沒有提，將其淡淡的放在了“等十一人”之中，真可謂是“別有用心”。

到了康熙年間，民間不斷爆發打著“前明朱三太子”名義的起義活動，而當真正的崇禎皇子朱慈煥被擒拿的時候，康熙皇帝迫不及待的將其全家凌遲處死，罪名則是冒充去“前明皇子”，為的也是要掩蓋其真實的身份，來維繫達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

於是，當永曆皇帝朱由榔被擒獲的時候，其實清朝也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難題，那就是如何處置朱由榔。

如果將朱由榔押送到北京，一路上山高水遠，必然會遭遇明朝的殘存抵抗力量的搶奪，這是清朝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即便是將其順利護送到了北京，對其如何處置，也將引發巨大的朝堂震動，畢竟朱由榔已經在南方做了十多年的“皇帝”，儘管政權是風雨飄搖，他本人也是顛沛流離，但是畢竟是朱明後裔，有著極強的輿論基礎與合法性的根基，這對於尚未完全穩固的清朝朝廷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威脅。而如果真的是由朝廷下令將其處死，所引發的動盪和影響也將是極為深遠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吳三桂非常“主動”的絞死朱由榔，算是幫了朝廷的大忙。

一方面，清朝這面除掉了威脅王朝統治根基的巨大隱患，同時對於各地“反清復明”的起義也給予了一次巨大的打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維持了大清王朝作為大明王朝“繼任者”的“良好形象”，維持了政治統治與政權來源的合法性基礎，可謂是一舉兩得。

當然，對於吳三桂而言，這也是他必須要向清朝繳納的“投名狀”，因為此時吳三桂急需通過實際行動持續性的向清朝表明自己的忠心。

在清朝初年的四位“異姓王”中，相較於“三順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吳三桂是投降時間最晚的。

當初，孔有德等人在“吳橋兵變”後投降，當時的後金在實力不能與後來同日而語，甚至可以說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的投降，頗有一種加入“創業團隊”的意味，而他們的王爵也是早在崇德元年（1644年）皇太極改元稱帝的時候，就已經被冊封的，足可見當時皇太極對這三人的重視。

而不同於“三順王”這樣的主動歸降，吳三桂的投降更多的時候是可以看作為被逼無奈之下的“陣前投降”。與此同時，吳三桂與明朝之間，並不像孔有德等人那樣，有著非常不堪的過往與極深的仇恨。

所以，如果單從投降的基礎與動機而言，吳三桂並不牢靠，而清朝安排吳三桂之子吳應熊迎娶建寧公主並將其留在北京，實際上就是出於對吳三桂的不放心，進而將其當作了人質。

因此，與孔有德等人的“從零做起”不同，吳三桂更像是“從負做起”，而他先做的，就是堅決而又徹底的將自己同大明王朝撇清關係，或者說，與大明王朝之間產生“仇恨”，這樣才能表明自己的忠心，獲得清朝朝廷的信任。

對於清朝朝廷而言，吳三桂擒殺永曆皇帝朱由榔，也能起到“一石三鳥”的目的。

一來，正如前文中說到的，朱由榔是斷然不能留存的，而同時，朱由榔也是不能由朝廷下旨處死，所以，通過吳三桂將其絞殺，為的還是維繫清朝統治的合法性。

二來，朱由榔的死必然會激起民間的抗議與譁然，如果是清朝朝廷的行為，也必然將招致不滿，特別是前明的遺老遺少以及南方漢族的士大夫階層，而吳三桂的行為可以說是很好的轉移了焦點和矛盾，幫助朝廷背下了“黑鍋”。

三來，吳三桂此舉可以說也是將自己置身於全體漢人的對立面，這就使得吳三桂將成為“被唾棄之人”，也必然會失去天下人的支持與擁護，其影響力與號召力也將受到極大的限制，這對於清朝朝廷來說，也將是更加的放心與安心。

擒殺永曆帝后，吳三桂的人生也走上了下坡路。

從當時的歷史走向來看，吳三桂擒殺永曆皇帝朱由榔，對於清朝來說，除了是對南明政權的翦滅外，也是對於全國整個“反清復明”的形勢予以了頗為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對於當時眾多永曆皇帝的擁護者們，對其精神上以及信心上，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和影響。

這其中，遭受影響最為深刻的便是當時的最為重要的“反清復明”的將領李定國。

在此之前，原為大西農民軍首領張獻忠舊部的李定國，自歸順永曆皇帝以來，對其是極為忠誠，之後更是“兩蹶名王，天下震動 ”，讓順治一度想要放棄西南五省之地。然而，伴隨著李定國與孫可望之間“孫李內訌”的不斷激化，得到孫可望歸降與帶路指引的清軍逐漸在於李定國的對抗中佔據了上風，並且將李定國壓迫在了中緬交界的地帶，可即便如此，李定國仍積極組織反抗清軍的軍事行動。

可伴隨著永曆皇帝被吳三桂絞死的，李定國最後的精神支柱隨之崩塌，義軍的士氣也瞬間被瓦解，以至於李定國在悲痛中發出感慨：

“恢復事尚可為乎？負國負君，何以對天下萬世！”

不久之後，李定國病逝，“反清復明”的鬥爭也隨即進入了低谷。

就在第二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以索尼、鰲拜等人為首的輔政大臣，便藉由雲貴軍事行動已經停止為理由，收繳額吳三桂的“平西大將軍印”，同時以“截其用人題補之權，遷除悉歸部選”的名義，收回其任免官員的權力。

康熙六年（1667年），這個時候正在專權的鰲拜，又藉著吳三桂疏辭總管雲貴兩省事務之機，下令兩省督撫聽命於朝廷中央，加強朝廷對於雲貴地方事務的管控；也是在這一年，朝廷還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歸有司審理，章京不得干預”，進而收回了吳三桂手中的司法審判以及生殺大權。

如果說猜忌與削權，僅僅是朝廷對於吳三桂處於政治上的不信任，那麼雙方在鉅額軍需用度上的分歧，則直接激化了朝廷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順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為875萬兩白銀，但是僅吳三桂一鎮的支出就高達900萬兩，因而朝中便有人感慨：

“竭盡全國之財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

如果說此時的吳三桂仍需要帶兵征戰，剿滅南明永曆政權，尚情有可原，可在吳三桂擒殺永曆皇帝朱由榔後，全國局面相對穩定，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在消耗以及用度上，依舊是朝廷的最大負擔。

“天下之賦，三藩耗其二”

再加上三藩在屬地上的獨立統治極大的威脅到了皇權，使得朝廷這面對於三藩是愈發的不滿，康熙皇帝甚至還將解決“三藩”問起作為其親政後計劃重點目標，寫在了大殿內的柱子上，足可見其決心與態度。

終於，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康熙皇帝乘勢作出了撤藩的決定。隨後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鎮守雲貴的平西王吳三桂懷著試探性的態度上疏請求撤藩，康熙也都予以批准。

儘管“撤藩”對於年輕的康熙皇帝是一個非常冒險且非常容易激起劇變的決定，但為了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三藩”問題，康熙皇帝還是在大多數朝臣都持有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堅持撤藩，而撤藩最終的結果就是被“逼上絕路”的吳三桂起兵反叛。

然而，吳三桂竟然打出了“興明討虜”，擁立朱三太子朱慈煥的旗號，真可謂讓人哭笑不得。

原鎮寧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師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告天下文武官吏軍民等知悉：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義舉，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建元周啟，檄示布間，告廟興師，剋期進發。移會總統兵馬上將耿（精忠），招討大將軍總統使世子鄭（經），調集水陸官兵三百六十萬員，直搗燕山。

吳三桂此舉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爭取明朝遺老遺少和漢族士大夫階層的支持與擁護。

可擒殺擁立皇帝朱由榔，已然讓吳三桂成為了大明王朝和南明朝廷滅亡的頭號罪臣，也更加使得這些人對吳三桂是恨之入骨。所以即使吳三桂打出了“興明討虜”的口號，也因為他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只會讓人覺得是一種諷刺和嘲笑，而無法贏得漢族人特別是漢族士大夫階層的廣泛支持。

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已經走在窮途末路的吳三桂，也卸下了最後的“偽裝”，選擇了自己稱帝，國號大周，建都衡陽，建元昭武。而吳三桂的皇帝夢僅僅維持了五個月的時間，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吳三桂病逝，結束了他不斷背叛的一生。

攻滅南明永曆政權，擒殺永曆皇帝朱由榔，可以說是吳三桂自投降大清王朝以來，為清朝所作出的最為傑出的貢獻，他本人也獲封親王爵位，並且鎮守雲貴，手中有兵有權，儼然成為了一方諸侯。

這個時候的吳三桂權勢地位達到了巔峰，但同時也成為了吳三桂“盛極而衰”的轉折點。

永曆皇帝的死將整個南方地區“反清復明”的鬥爭帶向了低谷，相對和平的狀態使得吳三桂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與價值，反而成為了朝廷的負擔，因此吳三桂被逐步限制以至於最終被取締的歷史趨勢，也就變得不可逆轉。

也正是因為擒殺永曆皇帝，使得吳三桂成為了當時天下漢人心中共同的敵人，這就使得其之後的造反，再如何將“民族大義”作為目標與旗幟，也依然是“失道寡助”，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吳三桂兵敗身死的最終結局也是一種命中註定。

而不經自己之手，就處死了永曆皇帝，清朝朝廷這面不僅沒有任何輿論的壓力，更不用擔心皇權統治合法性受到波及與觸動，可謂是“一舉兩得”。對於吳三桂而言，擒殺朱由榔以及後來的一系列舉動，則完全成為了“慷他人之慨”的舉動，而他本人也徹徹底底的被定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飽受歷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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