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天灾,“步调不一”则是人祸,为何说摧毁明朝的恰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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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单纯的“因为所以”去归结朝代变迁、这只是历史教科书里的脉络式教育方法。

通过这样的归结,在人们心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常识:李自成义军摧毁了明朝的有生军事力量,清军趁机入关驱逐并消灭了义军、继而接管了中原天下。

瘟疫是天灾,“步调不一”则是人祸,为何说摧毁明朝的恰是后者?

近年来也有大量历史论著阐述着这样的观点:明朝实亡于天灾瘟疫,李自成义军和清军只是压垮它的最后稻草。

此说虽也是事实,不过它却忽略了疫灾当中人的重大因素,因为在瘟疫天灾中祛灾求生是人和一个社会的本能,明王朝同样作过这样的本能努力。

通过2020鼠年之际的新冠状肺炎疫灾,我们看到了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从上到下的高度协调和统一部署,但是在人心离散、朝政腐败的明朝末期,行政履令上的“步调不一”恰恰就是它最混乱、最致命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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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人祸,明朝对于祛灾救国的各种努力均成了无用功;关键是,这样的“人祸”还出现过两次,最后彻底葬送了明朝复兴的所有希望!

这两次致命的“瘟疫加人祸”就发生在孙传庭的陕西军和李定国的大西军身上。孙传庭陕西军的全军覆没,直接导致了李自成义军的攻破北京;李定国大西军的覆灭,则葬送了南明最后的复兴“家底”,南明与清军南北划江而治的局面彻底一去无以复返!

瘟疫是天灾,“步调不一”则是人祸,为何说摧毁明朝的恰是后者?

崇祯十五年(1642年),原陕西军总督孙传庭从狱中再被起用,担负起统率陕西军、驰援开封拱卫京城的重任。

当时,明朝有“陕西、保定和湖广”三支劲旅,其中保定兵、湖广兵正与李自成义军展开着长期纠缠,根本就无力分兵他方。

而李自成呢,则在拖住保定兵和湖广兵的同时两次包围开封,其实他并非意在开封,不过崇祯帝却心想:“万一开封沦陷,京城南部就全面敞开了,这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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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崇祯帝为开封心急火燎之际,李自成忽又从开封撤军奇袭陕西,擒杀了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于是才有了他急调孙传庭赴任陕西一举。得知孙传庭正奔赴陕西后,李自成又“三围开封”,直将刚展开愁眉的崇祯帝耍得团团转!

开封告急,崇祯帝顾不上孙传庭初抵陕西、连板凳都还没坐热,就数次急令他驰援开封。那时候的陕西军缺钱缺粮、连火铳都是老掉牙的“文物级”家什,孙传庭要啥没啥,拿什么出兵呢?

——后来,史学家们才发现,原来孙传庭讨要物资的奏本全被腐败的官宦们压下了,崇祯帝根本就不知道陕西那边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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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传庭硬着头皮决定出兵时,军中又发生了传染性极强的瘟疫,在多方求助朝廷不得的情形下,军医只得抱着《伤寒论》死马当活马医,最后非但没能遏制住瘟疫、就连军医本人也死在了疫灾当中。

《明史》载:“崇祯十五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十户九死”,其病原正来自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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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步调一致的救治方案、加上朝廷里欺上瞒下,那次瘟疫终于酿成了毁灭陕西军的“世纪大瘟疫”!皇命难违,孙传庭带着病军出征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传庭死,而明亡矣”!

明末大夫吴有性(1582—1644)曾参与过陕西军的瘟疫诊治,他发现,导致这场疫灾的源头原来是一种“疠气”,为病毒性传染疾病的一种载体,可引发霍乱、鼠疫等多种常见瘟疫。

由于应对瘟疫时各级部门机构的步调不一,吴有性也没能拿出终极的治疗方案,他能做的、也只是遏制疫情蔓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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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军在瘟疫中战斗力大减导致全军覆没,李自成趁势拿下了陕西、再以此为据点轻松攻破了北京,正史意义上的明朝就此灭亡。

不过在随后的十多年当中,还有南明政权一直在坚持抗争,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划长江南北分治”局面,从这角度上说,北京沦陷、确实并未代表着明朝已亡,只看从谁的角度去记述历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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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可惜的是,南明政权同样没有吸取崇祯帝的教训、大好局面一再被内部的派系纷争所破坏,南明的李定国和郑成功就分属不同的政权派系。

顺治十一年(1654年),李定国率领二十万大西军“围新会、取广州”,意图恢复与清廷划江而治的局面。这一次,李定国所属的永历政权可谓已倾囊尽出,而且在这次围攻计划中,李定国也首次与厦门的郑成功协商好了“西进会师”的军事部署,南明最后的复兴希望,正寄于此战的成败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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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年六月起,李定国的大西军就将新会城围得水泄不通,在多次拉锯战中,由于清军不断驱逐城中百姓作“人肉挡箭牌”,心存慈悲的李定国始终没能攻下城池。如此一直僵持到了冬天,新会城中粮食早已断绝、李定国军中却也产生了瘟疫,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

鉴于此不利状况,李定国多次给郑成功去信催促,同时调整了围攻计划:待郑成功大军到后,己方的染病士兵立即隔离撤出、改由郑成功的部队继续围城,新会城中断粮已久,破城就是早晚之事!而对此计划,郑成功也在回信中同意了,但就是一直因各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

瘟疫大事懈怠不得、更不可步调不一。李定国在围城的煎熬中等到了十二月,郑成功的军队没能等到、却等来了靖南王耿继茂的驰援汉军!

《清史稿》:是岁李定国徇高、雷、廉三府,进犯新会。继茂、可喜与靖南将军珠玛喇合军进击,再战皆捷。定国还据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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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清朝汉军装备精良,李定国虽兵力占优、却多属染病之躯,双方在新会城北门(今新会北园到圭峰山以南区域)激战下来后,李定国的大西军死伤大半、连军中的数头大象也被清军的大炮声惊跑了。李定国见大势已去,只好率军撤离,逃回广西的时候,二十万大军仅剩四五千老弱残兵,南明最后的复兴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从瘟疫的处置角度看,如果当时李定国与郑成功双方能实现步调一致、严格按既定的军事部署执行,李定国的大西军就不至于带病迎战耿继茂汉军、同时也能通过隔离治疗保存南明的军事实力。

瘟疫是天灾,“步调不一”则是人祸,为何说摧毁明朝的恰是后者?

但瘟疫之下没有如果、历史更不存在如果。哪怕是任何一点部署差错,都是足以改写历史的!

在目前来势汹汹的肺炎疫灾当中,哪怕是各地的细小步调不一,同样都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历史留给人们诸多叹息,如此叹息切莫发生在当代、发生在今天,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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