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就是由於秦始皇過於仁慈，對六國的舊貴族勢力鎮壓不夠堅決，才導致了這群心懷異志的“反動派”復辟成功，毀滅了天下一統的大好局面，甚至想要開分封制的倒車，這個說法真的符合事實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靠憑空揣測，還是要放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看當時人是怎麼想的。
首先，所謂的“秦王平六國”，“平”的是六個國家的“王室”，“亡國”，“亡”的是宗廟，也就是現任楚王、齊王、趙王的小家庭傳承，再放大一點，三代以內的“近支”親貴。
而齊、楚、燕、韓、趙、魏，立國最早的當屬楚、燕、齊，燕國記載較少，齊國經歷田氏代齊，支族少一些，以楚國為例，羋姓公族衍生出單姓143個，複姓112個，各自繁衍，待到戰國末年時，其人口多少我們不知其詳數，但其規模卻可想象。
春秋戰國上承西周之末，是否持續為“分封制”或可商榷，自始至終為“貴族國家”性質卻無疑問，那麼，六國與秦國，本質上都是建立在這諸多同姓貴族與異姓貴族的聯合統治之上的，只是其身份標識的法則，可以為“卿、大夫、士”的粗分，也可以是“公士到五大夫到大庶長”的軍功爵細分，都是“封爵”，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直白地說，“有爵者”就是“貴族”，而未必在同姓同宗之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與田齊，孔子父親為宋國大夫奔魯，子姓的殷商之後給姬姓的魯國當大夫，肯定不會有人否定他家是“貴族”，同樣，田齊的先祖陳完是陳國的公子，媯姓公子給姜姓的齊國當大夫，也沒人質疑他不是“貴族”。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貴族”對“國家”的認知和我們今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這個魯國臨難時孔子的反應，和我們今天的“愛國言行”看似類似，就是國家危難時刻，我們要挺身而出，但其理由卻是：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直譯一下，就是魯國是我們的父母生死都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說，孔子並不是站在“國家主人翁”的角度來看魯國，魯國這塊地不是他的，是魯君的，而他並非要為魯君挺身而出，而為了自己與這塊土地的“感情羈絆”，為了父母廬墓。
正因為如此，《論語·微子》中記錄柳下惠言行：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官三遭貶黜，有人勸他為什麼不走他國出仕？他回答說：秉持直道為人臣子，去哪兒不被貶黜？如果拋棄原則而去事人，又何必離開“父母之邦”？
這段話很有意思，隱含著世上無從施展“直道”的悲憤，也就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什麼要離開感情深厚的土地？但換句話說，君子從道不從君，
如果有真正的“有道”之君，君子也會望風景從之。再看孟子寫孔子，《孟子·萬章下》：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離開魯國去齊國，戀戀不捨地走，孟子說，這才是離開“父母國”的正確打開方式，一方面依依不捨， 一方面決絕離去，結合後面的評價，其實就是說孔子明斷，不拘泥，又有人情。
孔子、孟子的態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戰國時代對“父母之國”最溫情的態度，他們對君主的態度則堅持“禮”和“義”的互相約束，發展到戰國末年帛書中記錄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關係之“朋友關係”，合作建功立業，不合則去。
“君”和“國”已經初步分開了。
另外還有一群“功利”主導的“貴族”們，對於自己貢獻智力換取富貴的“交換”完全直言不諱，對於“父母之國”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感情可言，更不會影響他們“轉仕”他國的決心，這些人心裡只有自己，連“國”的概念都不會有，比如吳起，殺妻求將在先，受魏國兩代信重在後，晚年投楚國，帶著楚軍胖揍魏國也沒什麼心理負擔。
這種心態，頗為類似今天網上流傳的“成年人只問利弊，不問對錯”。
也就是說，在先秦時代，“貴族”可能會“擇君”、“擇政”，或許有一點對“父母之國”、“墳墓所在” 的二三溫情，卻絕不會有今時今日的“民族國家概念”，“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
這就意味著，“六國”的存亡本身根本與當時社會上廣大的“貴族階層”無關，從思想上，臆測他們存在“復辟本國”的動因就是可笑的。
現實情況是，史書上確實記載著存在“復辟”企圖並付諸實施的，只有一個人——張良。
其餘在過往的通俗說史敘事中與其並列出現的“舊貴族”，比如項梁、項羽、魏咎、張耳、陳餘、景駒、韓成、田儋、田榮等人，“反秦”或許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復辟”則根本是。
先來說說張良為什麼“特殊”。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對比一下張良曾輔佐的“韓王成”的經歷，連傳記都沒有，散見他人本傳：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史記·留候世家》）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注意“韓王成”的原身份，“韓諸公子、橫陽君”，前者是出身，後者是封爵，類似的還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見《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
《史記索隱》還特別註釋了一下：
《彭越傳》雲：“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
有“真魏後”，自然就有“假”的，而“諸公子”在《史記》記錄戰國時代人時常見，比如平原君趙勝和韓非，也就是某代“國王”之子，但肯定不是六國亡國之君的正統繼承人，甚至連其父究竟是哪代君王都不確定。
與之相反，張良父祖的“五世相韓”卻是一一明確，這一方面是由於信息保存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對“六國後”的血緣身份的存疑，正因為如此，雖然韓王成、魏王咎號稱為“六國後”，其在戰國時代與韓國、魏國的“正統君王”的關係，都未必有張良這樣的權臣之後親近，更不用說富貴顯赫了，所以，張良的“復辟”執念根本上來自於家族榮耀和傳統，而非必須的義務。
在確定了這一點之後，再看這些新“冒頭兒”的“六國後”，就會發現，沒有一個“正統血脈”。
道理很簡單，秦始皇滅六國之後，對六國君主的處置並不寬容：
長期被軟禁在陳縣的韓王安在新鄭叛亂後被處死；齊王建投降秦國後被遷居“共”地，《戰國策》記載他最終餓死；趙王遷則被秦始皇流放房陵深山，《淮南子》記載他在流放地作《山水》之歌，聞者落淚；楚王負芻被俘虜後無記載，之後楚人又立昌平君為楚王，兵敗自殺；魏王假在大梁城破後被俘虜，《烈女傳》有
“秦殺假”的說法，但無其他旁證；燕王喜則在遼東被俘，後無記載。六國的君王后妃、王子公主當然命運不會比他們的君王更好，甚至連血緣關係較近的“諸公子”也會受到牽連，比如魏王咎就是寫明為“故魏時”的“寧陵君”，秦滅魏後，“遷咎為家人”，也就是說，秦始皇是搞過“近支王族”鎮壓的，所謂的“寬容”、“手軟”，都是無稽之談。
而在秦末大亂之際，沒有一個六國的正統王族“挑頭”或者“參與”，都說明秦始皇對六國王族的鎮壓是切實有效的，真正的“倡亂者”另有其人，所謂的“復六國後”不過就是拉大旗扯虎皮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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