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貨幣政策理論，緊緊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機，突破傳統理論的不足之處，在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的生產力函數中，求解各項貨幣政策目標。
2020大勢前瞻——推進經濟治理現代化（7）
鄒平座
2020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任務是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敢於創新、勇於創新、善於創新，把制度變革作為突破口，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技術，充分利用“科技革命”這一重要的百年轉折的契機，推動制度變革特別是政治制度的變革，深化改革開放，逐步實現國家經濟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執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推動結構性供給側改革。創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用現代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智能化技術武裝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體系建設“彎道超車”，學會在數字經濟、信息社會的背景下，創新貨幣政策理論與技術，以科技革命為契機，用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生產函數，求解貨幣政策目標，建立和完善數字化、智能化、動態化、精準化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現代貨幣政策治理體系。
中國經濟金融的系統性風險及其深層次原因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體制性、結構性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具體來看，消費增速持續下滑，進出口增速大幅下降，雖然房地產開發投資保持堅韌，基建投資有所回升，但受民營經濟為主體的製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影響，總投資增速有所回落。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但整體上仍面臨效率不高、市場化程度不足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延滯了經濟結構和體制的轉型。勞動力市場持續疲軟，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下降。總和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問題嚴重，人口結構性問題亟待解決。受以豬肉為代表的食品價格快速上升等因素影響，CPI同比增速不斷上升，但受需求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等因素影響，PPI同比增速自2019年7月份以來持續為負，CPI和PPI剪刀差不斷擴大。
儘管一些新經濟行業增速較快，但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不高，對沖傳統經濟增速下滑的作用有限。
從內部來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依然是重中之重。家庭部門槓桿率不斷增加，嚴重製約了家庭消費潛力的釋放，增加了金融風險。受總需求不足的影響，企業經營困難進一步加大，不得不被動加槓桿。重要的是，家庭和企業部門之間相互加強的反饋作用，使得不論是家庭槓桿率的下降還是殭屍企業的出清都變得愈加困難。為了保就業，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補貼雖然會起到一些效果，但仍難以扭轉企業經營問題對家庭部門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及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上升，須警惕金融系統內部風險與之相互疊加，引起金融再次“脫實向虛”，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下降。
從外部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貿易環境的緊縮將繼續拖累進出口增速，同時全球增長放緩也導致外部需求放緩，這將進一步拖累進出口增速。儘管人民幣匯率2019年11月以來在合理區間小幅震盪，人民幣長期貶值壓力仍不可忽視。
實現中國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這一決定切中時弊，為我們解決當前經濟金融中的一系列問題創造了重要條件，指明瞭正確的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創新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結合中國實踐，以科技革命為契機，集中全中國人民的智慧，以5000年中華文明為基石，創新偉大的思想與理論，並使這一思想和理論與全球的價值觀相統一、相融合，並且成為全球發展思想和理論的標杆。未來的國家競爭主要是思想與技術的競爭。中國有5000年的偉大文明，這是中國的優勢。充分研究和運用這一優勢，海納百川，吸收全球優秀的文化與技術，創新社會制度。
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價值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必將引起社會革命。本輪科技革命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人類的第三次文明，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會，第二次文明是階級社會，第三次文明是科學社會。目前，全球正在從第二次文明向第三次文明過渡，這為中國實現與全球文明的對接，實現理論與思想的轉型創造了條件。習近平主席在G20大阪企業家高峰論壇上指出，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從生產力層面深刻論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全新的歷史觀，這也突破了階級劃分社會的標準。
中國的經濟金融問題已經觸碰了改革開放的“硬骨頭”，到了“遇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關鍵時期，很多矛盾需要用新的理論、新的思想、新的制度來解決。
1.解決當前國際國內各種經濟金融問題的突破口
一是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理為基礎，創新價值理論。解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難以計量的“馬克思難題”，利用科技革命帶來的大數據技術和區塊鏈技術，精準計量與核算人的價值；把人的價值作為經濟體的主變量，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把經濟活動轉化為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把人的價值最大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
二是以科技革命為契機，推動第二次文明（階級社會）向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轉變。關鍵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實現商品經濟時代向數字經濟時代的轉變，推動階級社會向科學社會的轉變。利用區塊鏈技術，發展通證經濟，實現生產資料數字化，數字分配通證化，實現經濟成果由資本（人的存量價值）、勞動（人的流量價值）、客戶（人的信息數字價值）共同參與分配的通證經濟制度。一旦經濟紅利由員工參與多元分配，階級剝削問題迎刃而解，生產關係就實現了質的飛躍。這種制度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實現公平有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是對資本制度的否定與超越，但是又同時具有全球性的普世價值觀。
三是把人的價值作為價值函數的主變量以後，大力發展以數字經濟為基礎的人的價值管理體系，並推廣至全球。實行嚴格准入制度和科學的監管體系，鼓勵科技型央企、大型的高水平科技企業在全球發展以區塊鏈+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以個人的時間使用權為質押，以市場化定價為依據，全面推動人的價值的提高，一旦中國人的平均價值等於美國人的平均價值，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3到4倍。所以，全球經濟競爭的核心是人的價值競爭。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人民。
2.建立超市場的市場經濟，實現資源配置方式“彎道超車”
中國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歸納起來就是“超市場的市場經濟”。
一是市場。這種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遵循價值規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二是信息技術+市場。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在市場中的作用，實現市場功能建設的“彎道超車”。市場的重要功能在於發現信息與價格，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使市場的自發功能被互聯網機制超越。科技革命能夠引發社會制度變革，中國正在踐行這種變革。目前，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在中國政府部門的應用意義重大。這種科技革命可能會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制度問題，使得中國自然演進到科學社會。
三是有效政府+市場。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的合力作用，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市場有與生俱來的侷限性，這種侷限性表現為：信息不充分、不對稱、機會價值、效用失真、有效需求失衡、交易成本等。這些侷限性是各種危機的根源，也是市場失靈的原因。所以，市場經濟這種機制就需要公信力的政府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但政府的調節機制必須是科學的、有效的，在很多時候，政府也是失靈的。所以，中國應當充分把握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勢，推動政府科學化水平，使得政府的大部分職能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有效運用來實現。改變現有的金字塔式行政層級體制，裁撤人員，將政府職能以信息化的方式外包給有實力的科技公司和信息公司。推動區塊鏈技術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應用，充分發揮區塊鏈在信任機制、共識機制、共享機制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科學自主的社會治理體系。政府職能的科學化、信息化轉化，將減少傳統上很多政府職能的人為操作空間，使得政府職能更加公開化、透明化，降低腐敗滋生的空間，更好地實現為人民服務。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不適應中國國情。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嚴重缺陷就是兩極分化，使得全球價值鏈的價值資源配置越來越趨向高端。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貨幣制度安排、貿易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個別大國壟斷世界資源，人為製造國別價值差異，阻礙了全球價值的自由流動。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這一制度下，南美洲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原來的殖民地國家（如印度和非洲國家），後來通過改革實現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如俄羅斯、東歐國家等），經濟發展每況愈下。
四是央企(國企)+市場經濟。央企與國企是政府管理經濟、彌補市場侷限性、客服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中國的央企與國企(以下統稱國企)，有著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它是中國防範危機的保障，也是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在全球價值鏈的建設上面臨人口眾多、差異性大、發展相對落後等諸多問題。要想超常規地加快價值鏈的修復、維護與發展，需要國有企業形式的特殊價值鏈。國企的目標函數與民企不同。國企在時間上追求可持續發展，在空間上追求市場、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區域性均衡發展，人的均衡發展，城鄉均衡發展，全球均衡發展。但是，國有企業制度也存在諸多問題。因此，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科學的國有企業管理體系，這就要創新管理體制機制。一是推動國企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充分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可以試點合夥制管理與通證管理，把區塊鏈技術引入國企改革，使得國有企業管理制度透明化。二是把國企管理與個人價值管理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的價值配置模型。國有企業形式是一種特殊的價值鏈，在這個體系中，如何發現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具有特殊的規律，也遵循科學價值理論的一般規律。
中國超市場的市場經濟體系是中國奇蹟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目前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下，正確認識和總結這種經濟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3.實施信息化、扁平化、智能化、科學化組織管理與現代化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不僅在於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指導，更在於秉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放性，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根據中國的實踐、用中國的語言、總結出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用創新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根據世情國情和黨情的變化，進行了艱辛的理論探索，先後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又體現出了時代性、創新性。這一理論體系，科學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和“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課題，指導中國現代化事業邁上了一個又一個臺階、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科技革命的到來，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迎來了重要的機遇。面對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複雜形勢和各種困難，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發展數字經濟、數字世界的戰略要求，充分認識科技革命是百年變局的重要含義，推動中國社會向第三次文明轉變，創新價值理論與分配製度，推動政黨理論再上一個新的臺階，實現中國的科學思想、科學社會制度與全世界價值觀有機統一，並形成科學的、有說服力的、有重要實踐價值的理論與創新體系。這需要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尊重科學，真正以人民為中心，改革開放，深入而努力實踐，變成一個科學的黨、人民的黨、先進的黨、智慧政黨、高效的黨，用最先進的科技技術，包括互聯網技術、信息化技術、智能化技術、區塊鏈技術武裝自己。
4.創新科學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製度與市場體系
中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資本市場制度，在微觀基礎上“血脈梗阻”，難度較大。“股權分置”改革以後，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弱化。再加上監管制度的不健全、不公平等問題，資本市場改革的難度不斷加大。
房地產市場遭遇了更為嚴重的“制度硬核”，土地制度公有制與私有化產權的矛盾日益明顯。政府加大對房地產的調控力度，客觀上，使得房地產市場化出現嚴重倒退。
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發展戰略是中國經濟的“兩大藍海戰略”，必須尊重市場規律，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個方面既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又要發揮政府市場化調控和科學監管的能力。建立科學的、市場的、民主的、信息化的、智能化的現代監管體系。堅決克服運動式監管、一刀切“割韭菜”監管、官僚主義監管和形式主義監管。
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探索人類第三次文明與區塊鏈技術的對接，實現資本市場經濟向通證經濟的過渡。在科學監管的背景下，嚴格技術准入制度，推動股份制向通證制的過渡，實現“人民中心”論與現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制度的有機統一。所以，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價值革命和社會變革，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金鑰匙”。
5.為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創造全球最好的經濟金融生態
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創新金融制度，使金融更好為實體經濟與民營企業服務。要充分認識到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金融內在的制度性問題，必須通過制度性、結構性方案來解決。政府應當增加民營企業的融資擔保能力，使生產資料使用權、知識產權、集體土地使用權、數字資產具有法定的融資能力，著力發展供應鏈金融+區塊鏈，多渠道真正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
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創造全球最好的營商環境。必須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民營企業的各種權利，建立服務型政府，尊重企業家，使創業企業家得到真正的主人翁地位，儘量減少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衝突，建立“彎道超車”的現代化、數字化制度體系。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支持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建立科學的有效的製造業金融體系。防範與化解各種經濟金融風險，建立精準的、智能化的、市場化的反危機系統並有效切分到各高科技企業，實施分佈式外包，集中連接到“中央大腦”。特別是在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各種風險暴露，要進一步完善與建設高度靈敏發達的國際反危機系統與防火牆。
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最重要目標，著手建立現代貨幣政策治理體系
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各項方針政策，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全面對外開放；下大力氣支持實體經濟，實現了中國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
2020年，面對更加複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金融風險加大，金融穩定壓力加大。要遵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統一佈置，全面抓好“六穩”工作，進一步深化金融業改革開放，緊緊圍繞“三大攻堅戰”，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大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操作創新的力度，努力建設現代化貨幣政策體系。
創新貨幣政策理論，充分運用科技革命與價值革命的契機，探索數字經濟背景下的貨幣金融理論，探索單要素（人的價值）生產力背景下經濟增長理論，深入研究全球價值鏈函數、國家價值鏈函數、企業價值鏈函數、家庭價值鏈函數與個人價值鏈函數，為建設實現金融業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理論基礎。
創新貨幣金融制度，深入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如何建立既能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又能防範金融風險；既能實現充分就業，又能實現貨幣穩定；既能增強國家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又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貨幣政策制度安排。
大力支持發展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建立專門的監管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合作與競爭，創新以人的價值+區塊鏈的數字資產體系，搶佔全球數字貨幣制高點。
創新宏觀管理與統計的市場化機制與微觀機制，加大推動建設金融信息化與統計制度外包力度，通過大數據、區塊鏈管理消費與投資數據，並且集成現代化的、動態化的、大數據的、市場化的宏觀管理模式與貨幣政策決策與執行體系。
把穩健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全面支持“三大攻堅戰”各項目標的完成，以充分就業為最主要目標，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力爭實現中國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制度紅利”，支持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總之，2020年將是中國最不平凡的一年，既是全球百年變局之年，也是中國製度轉型，建立現代化制度的一年。
在貨幣政策方面，關鍵是要學會在信息社會，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在新的價值函數中把握貨幣政策的目標與工具，創新貨幣政策理論，緊緊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機，突破傳統理論的不足之處，在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的生產力函數中，求解各項貨幣政策目標。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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