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宏偉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以及卓越的治理效能，為中國向世界以學術的方式、理論的方式呈現自己的這些多維面向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實踐的支撐。
要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的制度故事”“中國的治理故事”，應該將中國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放在世界背景下，通過比較方式重點揭示中國製度優勢的一般性，激發國際受眾的共鳴，夯實受眾認知的理性基礎。之所以要這樣做，根本原因在於以下三個基本判斷：一是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內容；二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逐漸累積和充分發揮出來的；三是中國的治理效能揭示了後發現代化國家取得發展成功應該遵循的一般規律。
一、中國走出了一條現代化新路
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大國，在開啟現代化征程的過程中，面臨著多種有中國特色的困難。其中突出的有三個：
首先，“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是中國開始現代化征程所面臨的客觀困難。有研究顯示，印度和中國是相繼獨立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印度的發展基礎比中國更好。拋開各種統計指標對比，更應該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長期戰爭的廢墟上建立的，剛成立不久又投入到抗美援朝戰爭之中。此後，對於戰爭威脅的憂慮以及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一直牽扯著中國全力投入經濟發展的精力、資源乃至思路。
其次，中國是作為先行現代化道路的“反叛者”走上自己道路的，因此必須面對由先行現代化國家主導的不利於自己的國際環境。毛澤東曾經說過，近代以來，中國像個小學生一樣向西方的先生們學習，結果卻總是捱打，因此要走自己的道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西方國家封鎖，到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撤走援助，再到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通過更加多樣的方式施加干擾打壓，可以說，在每個重要的歷史發展節點，中國都會遇到外部干擾和阻力。意識形態對抗、“文明衝突論”、“捍衛民主自由”等說法成為不同時期先行國家掩蓋內心對中國崛起忌憚、憂慮乃至不容等複雜情緒的堂皇理由，不斷製造對中國的偏見。
最後，中國正在經歷著多重變革。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全球化等歷史性變革同步在神州大地上展開，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從個體到家庭、社會、國家都在壓縮的時間內經歷著先行現代化國家數百年的變革歷程。變革容易造成社會分化，累積各種矛盾、不斷滋生風險、誘發政局動盪，造成社會長期衝突，乃至解體。這條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在中國有被高度放大的可能，也成為治理中國的最大挑戰。
以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及其社會政治結果作為基本標準來衡量各國現代化，中國無疑是成功的。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得出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個世所罕見的奇蹟”結論。這兩個奇蹟，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制度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有效回應了後發現代化國家普遍遭遇的五個挑戰，走出了一條現代化新路。
一是發展的挑戰。現代化的本質就是實現發展。但對於許多後發國家來說，社會長期處於停滯，並受制於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嚴重約束，很難實現自主的發展，更難以在不斷加速的發展過程中把握住科技變革帶來的趕超機遇。中國的治理經驗表明，不僅要始終把發展作為最大的政治，實現自主發展，更需要把握住發展的機遇，這樣才能使自身的資源稟賦轉為有利發展的條件，從而打破國際條件的約束。
二是參與的挑戰。國家制度無法有效回應參與擴大的挑戰，出現政治衝突和動盪是許多國家現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龐大的人口、多樣的區域和快速的社會分化，使得中國治理面臨的參與挑戰更加嚴峻。面對擴大的參與訴求，既不能不顧制度建設水平隨意回應，更不能簡單地使用國家的強制機器，必須在參與訴求與制度建設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中國的經驗在於通過加快制度建設，引導規範有序參與，開闢多層次多領域的協商渠道，具體問題具體解決，避免公眾參與政治化。
三是社會團結的挑戰。現代化帶來了靜態社會向動態社會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宗教、民族、區域等原來穩定社會的因素，會藉助社會差距的拉大，更深入全面地捲入社會政治生活中，使得附著在這些因素上的身份認同成為凝聚少數群體、撕裂整個社會的重要力量。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遇到宗教矛盾、民族衝突以及地方分裂問題，甚至直接導致整個國家的分裂。中國的經驗在於努力塑造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發揮好國家調配資源，建設社會安全網的作用，通過控制社會差距拉大，保護受衝擊的群體，以實現社會團結、民族團結。
四是國家信任的挑戰。在先行現代化國家中出現的自由主義儼然成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其倡導的“自由放任”模式也成為發達國家向後發現代化國家展示其成功的原因。這在許多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形成一種矛盾現象：發展的現實最迫切需要發揮國家的合理作用，主流觀念裡則對國家作用充滿質疑。“華盛頓共識”被一些發展中國家奉為圭皋，但產生許多負面後果，就充分說明了這點。中國的經驗表明，市場化是改變國家調節經濟方式的過程，但不是摧毀國家信任、放棄國家作用的過程。如果沒有國家的有效介入、對資本力量的平衡、對市場功能的補充，市場失效帶來的後果會更為嚴重。而保持國家信任，也是協調國家與社會、市場關係的重要條件。
五是治理者的挑戰。高質量的官員隊伍是實現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但是官員隊伍也會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蛻化為既得利益群體，利用職權干擾經濟的正常運行，進而破壞社會公平。因此，腐敗成為各國治理之痛，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經驗表明，一刻也不能放棄對治理者的嚴格管理，反腐敗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治理者必須要有刀刃向內自我革新的決心、勇氣和智慧。同時也要不斷改進對治理者的激勵機制，這樣才能有效激發治理者的能動性。
二、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全球化背景下釋放出來的
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漸釋放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改變，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緊密對接，全面改革與全面開放相互推動，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中國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五個主要特點：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來的全球化肇源於西方，西方國傢俱有天然的主導權，其他國家都是被捲入這個過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不平衡格局。這種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核心是這些後進國家是否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半殖民地歷史、加入共產國際的經歷以及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使得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時不刻都把國家的主權獨立和保持國家的自主性作為國家建設的基本原則。“中國的領導者懂得歷史，這一點不像大多數西方政府”。1堅持主權原則為國家自主性的實現提供了國際法的保證，而自主性則為主權國家提高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提供了制度支持，動員了國內資源。1978年後，隨著中國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進程中，決策者更加強調主權獨立和國家自主兩個原則，並注重如何在國際關係中提高二者的互補性。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通過建立自己的人權理論，來應對西方國家提出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挑戰。人權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生存權作為基礎性權利是在主權國家範圍內實現的；其次，在不斷引入外國直接投資（FDI）、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同時，更加強調經濟決策的自主性和經濟體系的相對獨立性。中國能夠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避免受到重大沖擊就說明了經濟自主性的意義；最後，在加大對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時，更加強調本土文化的挖掘發揚、中國主流文化思想建設以及本國文化產品的國際化，這有利於避免自身文化在西方主導文化的挑戰下衰敗，併為整個社會擺脫文化思想的“再殖民化”提供了信心和支撐。
第二，漸進的全球化。中國的改革路徑被公認為漸進改革，以區別於前蘇東國家的“休克療法”路徑。這種漸進性也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的特點之一。對於中國來說，這種漸進性體現在三個層面：在時間層面上，中國加入全球進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漸次完成的。1978年打開國門，1992年實現與全球市場體系的對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則是在各個方面全面接軌；在空間層面上，先是特區開放，然後是沿海、沿江、沿邊開放，接著是內地逐步開放，實現了從點到線到面的全面開放；在體制層面上，先是經濟領域，然後是社會文化領域、政治領域的對外開放，相互學習。這三個層面的逐步完成，既符合中國規模大、內部複雜的特點，也符合全球化由多層次內容組成，並存在不平衡性的客觀現實。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現象上體現為物質、資金、信息、人員等的跨邊界流動，其推動力除了交通通訊技術的變革外，更主要來自追求超額利潤的資本。由於國家與資本的關係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體現形式，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應對全球化的模式。中國管理全球化進程的三個原則值得借鑑：首先，將經濟全球化與其他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的全球化區分開來，避免了資本力量壯大而制約甚至控制國家的決策和運行。其次，提高國家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始終是提升國家能力的重要內容，因此國家在人員、技術、政策、機制和制度等諸多方面不斷進行改革，儘快與國際接軌，學習和熟悉國際慣例。最後，藉助於國內公民社會處於發展階段，國家對各種形式的“反全球化運動”進行了限制，保證了經濟全球化的有效進行，畢竟經濟全球化是目前全球化進程的核心內容。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一個國家作為一個實體，有著複雜的內部要素和關係。儘管從形式上，中央政府代表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加入了全球化進程，但是其內部的諸要素、各主體以及各種關係並非同步等量進入全球化的，存在著不平衡性。對於它們來說，世界並不是“平”的。中國通過漸進開放、適度管理，做到了對全球化與國內諸要素互動的有效調控，避免了國內各種主體和關係同步暴露在全球化面前，從而為全球化效應在國內的均衡推進提供了基本前提。在全球化的國內化過程中，中國有三個方面的經驗值得研究：一是通過加快工業化，整合國內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並通過產業升級在國內形成“雁陣發展”模式，從而保證了中國製造業持續的競爭力。這對於一個人口大國來說，既提高了國民收入，也增加和穩定了就業；二是通過財政轉移、對口支持幫扶以及推進協調發展等方式，不斷深化國內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以提高全球化帶來的“滴流效應”，保證國家的整體發展；三是通過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提高農民和農業抗擊全球化衝擊的能力，增強國內穩定的結構性力量。在許多國家加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業和農民往往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中國在提高農民收入、穩定農村社會方面的諸多做法都值得進一步總結。
第五，創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趨同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強勢文化往往成為弱勢文化模仿（主動或者被動）的對象，並由此消除掉它們的自主性和多樣性。固然，趨同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國家層面，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通過照搬其他國家的成功模式實現。在加入全球化進程中，中國一直保持著學習的姿態，對於各種新事物、新知識、新信息、新技術等充滿著學習的熱情和衝動。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沒有孤立的創新，只有“邊學邊幹”的創新。這種學習不僅發生在教育科技生產等領域中，更發生在政府層面上。從中央到地方都把學習外部先進經驗、實現自我創新、改善治理作為重要的工作內容。除了“邊學邊幹”式的創新，“試點—推廣”式的創新也有利於減少創新成本，提高創新的適用度。這種起源於革命時代的工作方法在改革開放之後被提升到制度化層面。中國的許多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出臺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完成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創新方式也發揮了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並在各級政府之間形成了有效競爭，彌補了國家規模大、權力集中的內在缺陷。
將中國的發展道路置於全球化背景下，將其與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進行比較，我們能更為清晰地看到其具有的特點以及可能產生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啟發。
三、認真對待中國製度優勢的一般性特點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概括了中國製度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明確了組成制度體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這些制度都是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是實現中國之治的基本前提。儘管這些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是其運行符合現代政治的基本規律，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實踐。正是由於符合規律性，中國的制度優勢才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中國的制度優勢體現了以下的一般性：
第一，一個國家的制度必須紮根本土，要與本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相適應，要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許多後發國家的制度都帶有明顯的移植或者外來的特點。實踐充分證明，這些外來的制度往往會水土不服，無法保障本國政治穩定，支持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甚至成為國家發展之患。
第二，一個國家的制度必須要以人民為中心。恩格斯說，現代政治學是以人作為基礎的。人民是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是權力運行的歸宿，各項制度運行要有利於人民的福祉，因此要確保人民的制度主體地位。人民參與制度建設，人民分享發展成果，人民認同制度安排是檢驗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標準。
第三，一個國家的制度要成體系存在。制度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不同領域都有一套自己的制度，各領域的制度就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並通過法制的形式加以穩定化。這些制度在制度體系中有不同的層級地位，發揮各自作用，但是相互聯繫、相互支撐、相互補充，從而形成制度合力，確保國家治理的整體效能。因此，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不是簡單提高制度的數量，而是綜合發揮制度體系的作用。實踐證明，任何一項成功的制度都不是單獨運行的，而是依靠制度體系的支撐。
第四，一個國家的制度要有自我調適性。制度歸根到底屬於上層建築，會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任何制度的穩定都是相對的，是在不斷調整改善的過程中實現的。各國的改革經驗表明，根據利益關係、調節對象、環境條件等的變化，主動調整制度，有利於破除既得利益格局，激發社會活力，可持續地提升制度績效。
第五，一個國家的制度要能凝聚全社會的合力。國家治理的效能是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和競爭展現出來的。哪個國家的制度能夠有效地激發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社會合作，哪個國家的治理效能就越突出。尤其隨著社會利益的分化，重大風險的增多，如何凝聚國內不同群體的共識，達成有效的社會合作，越來越考驗各國的制度能力。而一個高水平的執政黨往往是凝聚全社會力量、推進社會合作的核心力量。
向世界闡釋我們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必須有世界眼光、開放胸懷、比較的方法，通過理論分析、學術研究來呈現中國製度發展的一般性特徵，讓更多的國際社會成員從對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感興趣轉向理性的認知，增加更多的認同；通過理論研究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為塑造更堅實的基本共識提供學理支撐；通過交流對話、合作研討，避免陷入不同形式的自我言說、自我陶醉、自大狂妄、自我封閉，在溝通交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把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轉化為制度吸引力、文化感召力。（作者：楊雪冬，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
註釋：
1 [英]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張敦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頁
審核：段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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