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朝的封駁制度,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巔峰時刻”

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李世民

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找出一對最具代表性的模範君臣,我相信大多數人的選擇會是唐太宗和魏徵,這兩個人,一個犯顏直諫,一個虛心納諫,留下了一段段君臣佳話。

《資治通鑑》載:李世民曾得到一隻漂亮的小獵鷹,相當喜歡,正在把玩之際,魏徵來了,唐太宗害怕魏徵指責他不務正業,於是便把獵鷹揣在了懷裡,結果魏徵發現了貓膩,故意拖長了時間,就這樣,這隻獵鷹到最後活活地被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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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臣魏徵)

我們知道,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來,中國古代歷來都是崇尚“君權至上”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像唐太宗和魏徵這樣臣子威懾皇帝、皇帝害怕臣子的,在古代幾乎可以定義為“有悖天理”了。

而當我們把眼光放到整個唐朝時,竟會發現,唐太宗和魏徵的這種“和諧”竟然不是個例,唐朝的臣子們對皇帝都具有相當大的約束力

比如武周時期,諫官朱敬則曾在奏疏中公然干預武則天的私生活,直言武后弄了太多男寵,應該節制;又再比如大詩人白居易,曾大寫《長恨歌》譏諷唐玄宗,結果還被當時的皇帝唐憲宗直誇有才……

反觀其他朝代,不管是唐之前的漢朝,還是唐之後的宋元明清,都有出現過像“文字獄”之類的,臣子惹怒皇帝而被逐或被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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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文字獄)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唐朝的皇帝們如此“沒人權”,而唐朝的大臣們又如此“囂張”呢?別急,我們先從一項制度說起。

唐朝的封駁制度

我們還是先看魏徵,要想了解為什麼唐太宗這麼“懼怕”魏徵,我們有必要先看下魏徵的官職。

魏徵在唐太宗手底下做過的最大的官是侍中,在唐朝,侍中是門下省的一把手,也是名義上的宰相。而歷史書上講過,在唐朝確立的三省六部制中,門下省是負責審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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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六部制)

唐制: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顧炎武《日知錄》

從顧炎武先生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得出:在唐朝的中央官制中,凡是皇帝的命令(詔、敕均為皇命)在下達執行之前,都會交由門下省審核,如果門下省覺得詔令不妥,便可進行封還、駁正,而在門下省中行使這種封駁權的是則是給事中(門下省的中級官員)。

這下知道魏徵為什麼能夠威懾到唐太宗了吧,魏徵所執掌的門下省,掌握著對皇帝一切命令的封駁權,而魏徵作為門下省的老大,更是擁有給事中、黃門侍郎(門下省的上級官員)之上的一票否決權。也即是說,唐太宗這個皇帝能不能說的算,還得看魏徵的臉色。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唐朝的封駁制。

封駁制的起源和形成

封駁制並不是唐朝首創,而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演化,最終在唐朝確立。

封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漢書》記載,漢哀帝時期,欲封寵臣董賢為侯,時任丞相的王嘉“封還詔書”,這是封駁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上。

到了東漢,漢明帝時期,眾大臣遇事都明哲保身,逃避罪責,唯獨尚書僕射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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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離意)

可以看出,兩漢時期封駁的出現是極具偶然性的,是建立在臣子的主觀能動性上的,並沒有形成既定的制度。

隨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們為了平衡權力日益膨脹的中書省,增設了門下省:

(南朝陳)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誥局,作詔章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省)。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畫可,付選司行召。——《隋書·百官志》

因此,在南北朝時,詔書的下行就已經開始要經過門下省的審核了。門下省審核權的確定,標誌著出令、審核、執行,三省三權分立模式的最終形成,也為封駁制接下來在唐朝確立奠定了基礎。

到了唐初,李唐統治者為了鞏固來之不易的江山,開始了對中央官制的改革,在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同時,又著重強調了門下省的封駁之權。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唐太宗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唐太宗

唐太宗曾不止一次提及職能部門不能一昧的“順旨而行”,對於“違誤”的詔敕應該立行封駁之事,在唐太宗的極力促成下,封駁制最終在唐朝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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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

封駁制在唐朝確立後,隨即在君臣之間風行起來,唐太宗善“納諫”,臣子們勇於“進諫”,“主正臣直”蔚然成風。魏徵的“數十餘萬言”、戴胄的“犯顏直諫”都是那個開明時期最真實的寫照,貞觀之治也在這種良好的政治氛圍下開啟。

太宗之後,封駁制繼續在唐朝實行,並逐漸形成一項成文的政治制度。據相關學者對兩部《唐書》的考證,封駁制下的唐朝,諫官進諫的成功率超過68%,而且終唐一朝,從未出現過臣子進諫失敗而慘遭處決的案例,這種開明的政治環境在整段中國歷史中都是極為罕見的。

到了唐後期以及五代年間,軍閥割據,天下大亂,封駁制一度被廢止,後來北宋建立後,承接唐制,又恢復了封駁制,封駁製得以繼續在宋朝大放異彩。

從唐朝的封駁制度,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巔峰時刻”

(宋朝文明)

宋以後,中國的政治文明在蒙古的鐵騎下被粉碎,封駁制也隨之銷聲匿跡。明清時期,統治者們再次把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推向了極致,封駁制也就在沒出現過在歷史的舞臺上。

縱觀封駁制的整個“生命週期”,總結起來就是:起源於兩漢,肇基於南北朝,確立於唐初,盛行於唐宋,消失於元明清。而封駁制盛行的唐宋時期同樣也是公認的中國政治文明的巔峰期,封駁制的興衰恰是中國政治文明興衰的一個縮影。

那麼,從兩漢到明清這麼多朝代,為什麼封駁制單單在唐朝形成並興盛呢?我們繼續分析。

封駁製為何會形成並興盛於唐朝

封駁制之所以形成並興盛於唐朝,筆者認為有以下兩個關鍵原因:

  1. 魏晉以來,“半貴族社會”的影響;
  2. 李唐“胡漢相融”的特殊血統。

我們一個個來分析。


1.“半貴族社會”的影響

首先我們得知道什麼是“半貴族社會”。

在科舉制出現之前,中國曆代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察舉制”,舉薦為主,考試為輔。雖然“孝”、“廉”的判斷標準看似公平公正,但是卻極易被擁有“察舉權”的核心官員所操縱,從而導致一人當官、則世代當官,比如我們所熟知“四世三公”的袁紹。

到了魏晉時期,察舉制的加強版“九品中正制”更是徹底淪為了門閥世家的統治工具,最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極端局面。

這種局面下,雖然爵位、官位沒有明確世襲,但是卻一直在上流社會轉來轉去,國家的核心資源也都掌握在這些世族大家手裡。為了區別於先秦時期分封制下的貴族社會,我們把這一時期稱之為“半貴族社會”。

在“半貴族社會下”,統治者們在面對這些世族大家時,只能選擇與他們分享權力。比如東晉的司馬睿,從東渡到登基,主要依賴了北方大族琅琊王氏的大力支持,因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王家幾乎把控了整個東晉,“王與馬、共天下”典故正是源出於此。

從唐朝的封駁制度,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巔峰時刻”

(王與馬、共天下)

漸漸的,皇室與上層精英共治天下的觀念被樹立了起來,一直延續到南北朝,起源於北朝的李唐當然也深受此觀念的影響,在這種觀念的加持下,封駁制在唐朝出現也就不奇怪了。

2.李唐“胡漢相融”的特殊血統。

我們知道,唐朝傳承自隋朝,隋朝傳承自北周,而北周政權建立的基礎是以宇文泰為核心的“八柱國十二將軍”,也就是日後著名的“關隴集團”的源頭。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更是“八柱國”其中之一,世世代代與胡人通婚。

而關隴集團在建立之初便遵循兩個原則:

“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徒之事”

即胡漢相融、文武合一,因此從本質上來講,李唐政權其實是那個時代民族大融合的“產物”,自帶“混血體質”。

從唐朝的封駁制度,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巔峰時刻”

(唐朝傳承自北周)

傳承自關隴集團,自帶“混血體質”,這使得李唐在建立之初就極具包容性,同時深受胡人文化影響的李唐對於綱常倫理本身就不怎麼重視,要不然唐朝也不會發生兒子娶小媽、老子娶兒媳這些荒唐事兒。

因此,封駁制這種挑戰皇權、挑戰倫理的制度當然最適合在包容且不懼綱常的唐朝形成了。


綜上,“半貴族社會”是外部的大環境,“胡漢相融”是內部的特質,內外共同作用,最終使封駁制在唐朝被催生並興盛起來。

總結

自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國家並確立了皇帝制度後,集權與專制便一直都是歷朝歷代的政治主題。

封駁制能夠在這種環境中逆流而上,對皇帝的詔敕提出質疑並進行駁正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卻是緩慢的、侷限的。

其緩慢性在於從兩漢的起源到唐朝的確立,封駁制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侷限性在於,即使封駁制在唐朝形成,也是在“半貴族社會”、“胡漢相融”的共同作用下確立的,隨著這兩個因素的消失,封駁制也隨之消失,從而使唐宋時期成為了中國政治文明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從唐朝的封駁制度,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巔峰時刻”

(我是李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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