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是我們國家與民族永遠追求的目標，是國人對祖國高度愛戴的認同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更是科技、教育工作者開拓進取、勇攀高峰的精神支柱。竺可楨先生就是一位傾畢生之精力，厚植家國情懷，踐行使命擔當的科學家、教育家。
1951年竺可楨（來源：《竺可楨全集》第3卷扉頁）
愛國情懷
竺可楨（字藕舫），1890年出生於浙江紹興。那時的中國飽受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積弱不振。強烈的愛國情懷讓少年竺可楨立志要為中華之崛起而發奮讀書。1910年，他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
因為“中國以農業立國，萬事農為本”，竺可楨選擇了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1913年，他獲得農學學士學位後，又考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系，主修氣象學，開始將中國及遠東的天氣與氣候現象作為研究方向。
他的碩士論文以《1900-1911年中國之雨量》（Rainfall In China ,1900-1911） 為題，發表於1916年出版的美國《每月天氣評論》（Monthly Weather Review）。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篇以中國為主題的比較系統的近現代氣象研究性文章，也是他在國際知名學術刊物的首篇學術論文。
1918年，他以論文《遠東臺風的新分類》（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在接受現代科學知識的同時，竺可楨深感西方列強因科學發達而實力強大，自己的文明古國卻因長期愚昧落後國力每況日下，更加堅定了“科學救國”的志向。
1916年，竺可楨在美國參加了以提倡科學、傳播知識為宗旨的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首屆年會。他被選為董事，擔任《科學》雜誌的編輯。
《科學》
《科學》是一份“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和“求真致用兩方面同時並重”的雜誌，分科學通論、各科知識、科學史與科學家、科教事業發展、科學新聞與知識小品等6個欄目。仍在攻讀博士的竺可楨，擔負著天下興亡的社會責任，以自己學到的先進知識和科研心得，為雜誌撰寫了許多科普和考證論文。
他傳播自然科學理論、介紹國外的先進科技，宣傳古代中國的發明創造，一心弘揚科學精神，倡言“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學成歸國，竺可楨旋即投身於科學救國的偉大事業之中。在竺可楨1918年回國時，中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氣象事業。氣象觀測都集中於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外國人操縱的海關測候所，氣象預報和警報掌握在外國人辦的上海徐家彙天文臺。
1920年代，他創辦了中國高等院校第一個地學系——國立東南大學地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編寫出氣象學教材講義，發表了許多氣象學研究論著，培育了一大批氣象專業人才。
竺可楨還在季風、颱風、自然區劃、物候學等研究領域開展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1921年8月，竺可楨在《東方雜誌》撰文《論我國應多設氣象臺》，從旨在造福人民和為國雪恥增光來闡明其意義，分析氣象臺與農業、航海航空和國家形象的利害關係。
“因風雲之變更不常也，故設氣象臺以窺測之。德之割青島，英之據香港，法之租徐家彙，其始焉即著手組織氣象臺…… 夫英法各國，非有愛於我也，徒以為其本國之海運謀安全計，不得不有氣象臺之設置耳，我國政府社會既無意經營，則英法各國即不能不越俎而代謀。歐美人士常訾我為半開化之民族，豈足怪哉…… 夫制氣象圖，乃一國政府之事，而勞外國教會之代謀亦大可恥也。”
1922年，竺可楨著手在南京北極閣為東南大學建築氣象臺。1928年，竺可楨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
1928年竺可楨出任氣象研究所長留影
1930年1月1日，中央氣象研究所開始發佈氣象預報，這是中國人向自己的國土和海域，獨立自主預報天氣的開端。
之後，經過竺可楨率領的團隊多年的努力，中國建立起40多個氣象站和100多個雨量測量站，初步形成了中國氣象觀測網，開展了物候觀測、高空探測及天氣預報業務，出版了氣候資料、圖集、氣象雜誌和氣象研究所文集，為中國的氣象學研究和氣象事業建設做出重要貢獻。1931年，他還派人把氣象站設到拉薩，以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容任何人爭議和覬覦。
竺可楨在昆明西山氣象臺
1936年起，竺可楨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帶領這所普通的地方性學校在困厄中崛起，一躍而居於全國少數著名大學之列。
竺可楨到浙江大學之後，仍兼任了十年氣象研究所所長，負責氣象所的重要所務，在事關國家氣象事業的決策性問題上起著重要作用。
例如，協同各方促成政府系統的氣象局（1941年建立）統籌管理全國的民用氣象業務；在浙大開始（1940年）培養氣象領域的研究生；爭取公費留學名額，培養氣象高級人才；推薦趙九章主持氣象所；堅持反對駐華美軍總部干預我國主權，將政府系統的氣象局改隸國防部（實際並歸中美合作所）的要求。
1941年9月21日，中國科學社在北碚召開社友會觀察日全食（前排左一王家楫，左三錢崇澍，左四曾昭掄，左五竺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舉行首屆院士選舉，竺可楨高票當選為氣象學科的院士。
科學精神
新中國建立，國家百廢待興。在行將耳順之年，竺可楨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積極參與領導中國科學院和新中國的科學事業。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生物學地學部主任。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楨就釣魚島主權問題致函周恩來總理：“釣魚島在東海大陸棚上”，“國際慣例以海深200公尺以內為大陸棚，毗連國家有權可以在海底開採礦產。而釣魚島與沖繩之間，卻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從深度和距離看來，釣魚島附近石油開採權統應歸我國範圍。日本覬覦已非一日。”
竺可楨建議：“似乎此時我們應作一消息，聲明釣魚島地區油田開採權應屬於我所有，以為日後有必要時作為外交部正式抗議地步，同時也可警告臺灣蔣幫勾結日美出賣國家權利的企圖。”
在竺可楨等人的努力下，1970年5月18日， 《人民日報》刊文《佐藤反動政府玩弄妄圖吞併我釣魚島等島嶼新花招》，指出“釣魚島等島嶼和臺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明確將釣魚島海域劃入中國版圖，並用大字標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先進科學的引進，中國古老的科學傳統被一些知識精英所遺忘或忽視，於是學術界開展了持續數十年的“中國有無科學”的大討論。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竺可楨積極參與討論。
在紀念中國科學社成立二十週年廣播演講《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中，竺可楨指出：“中世紀以前，世界三個重要的發明，羅盤針、紙和活字版，統是中國人的發現。有了羅盤，哥倫布才能達新大陸；有了紙和活字版，造成了歐洲文藝復興”。
“中國古代對於天文學、地理學、數學和生物學統有相當的貢獻，但是近代的試驗科學，中國是沒有的。實驗科學在歐美亦不過三百年來的事。意大利的伽裡略可稱為近代科學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啟同時候的人。在徐光啟時代，西洋的科學並沒有比中國高明多少”。
他分析了近代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
他認為，實驗科學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們的雙手。伽利略為了追求真理，認識大自然，不怕被指責為“異端妖妄”，大膽挑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學說，他的比薩塔試驗舉世聞名，所用的工具除了兩個一小一大的球以外，就是一雙手。正是憑著這種科學精神，西方的近世科學才開始發達起來，而中國的“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聖賢傳統使中國士大夫只追求功名，鄙視勞作，嚴重阻礙了科學的進步。“中國要講富強，要發達實業，要追上歐美的物質文明，必須要發達實驗科學。”
竺可楨嚴厲批評了當時盛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和“摩托救國”、“飛機救國”的口號，認為“我們固然應當提倡科學的應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卻科學研究的精神。”
竺可楨論文《科學之方法與精神》原文刊載於1941年國立浙江大學出版的《思想與時代》雜誌第一期，1～7頁
在《科學之精神與方法》一文中，竺可楨強調：“提倡科學，不但要曉得科學的方法，而尤貴乎在認清近代科學的目標…… 這科學目標，蘄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
竺可楨認為科學家應取的態度應該是盲從，不附和，一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禦，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
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苟且。
以科學史振奮民族精神
1937年，中國科學社出版由竺可楨、盧於道和李振翩合編的《科學的民族復興》一書。竺可楨得出如下結論：“欲復興中華民族，首先當明瞭其歷史背景。我國曆史，從考古方面所得，夏朝已入新石器時代，殷朝已入青銅時代，最早約在四千餘年之前，較之世界上任何最先開化民族，並不稍晚。自秦漢統一以後，而魏晉六朝，而唐，而五代隋元，而明，而清，共三盛三衰，民族集團逐漸擴大，民族意識極其堅強。晚近之衰，完全因缺乏歐西科學文化之所致。故以後當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去樹立科學文化，即不難達到四次再興之目的。”
《科學的民族復興》1937年竺可楨著（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竺可楨號召“以科學方法研察吾國民族。夫起膏肓，箴廢疾，壯心膽，勵志節，悉今日之急務”。
自1840年以來，東西方學者對二十八星宿起源地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竺可楨在浙大校務日理萬機的空隙，查閱了大量中外學者關於二十八宿論著和殷墟甲骨文字的氣象文獻，科學地推斷出了中國是二十八宿之起源的論斷。他的論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發表在1944年的《思想與時代》雜誌第34期。
他在文中寫道：“我國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埃及、波斯、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近百年來，歐美人士對於二十八宿起源地點，爭論頗為激烈，或主印度，或主國人，或主巴比倫，而國人對於此問題，反懵然若無所知，宛若二十世紀初葉，日俄以東三省為戰場，而我反袖手旁觀也。”
竺可楨代表中國人放了可貴的第一槍，極大地震動了世界科學史界。雖然竺文將起源時代定得過早（後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豐富，論證精詳，至今仍是研究這個問題首屈一指的作品。
為了擺脫西方的封鎖、制裁，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19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的報刊雜誌加大中國古代對世界科技偉大貢獻的宣傳力度。
1951年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竺可楨的《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一文，認為中國古代天文學有注重實用和歷史悠久的兩大特性。文章最後寫道：“我們回顧郭守敬以前張衡、虞喜、劉焯、一行、沈括等的偉大創造，以及千萬天文工作人員積時累世的勞動成績，我們可以很自信地在人民政府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物的文教政策領導之下，給以相當的時間，我們的天文學，和旁的科學一樣，必會有更燦爛光輝的成就。”
同年3月起，上海《大公報》開闢了“中國的世界第一”專欄，邀請竺可楨、梁思成、錢寶琮等著名科學史專家撰文介紹古代中國最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就，共計發文190多篇，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竺可楨寫了《歷學》《天象記錄》《二十八宿與渾天儀》《恆星本動的推斷》《指南針應用與航海》《氣象儀器》《天氣歌謠》《氣候記錄》《子午線的測量》等九篇短文。
他在《氣象儀器》這樣說：“在氣象儀器方面，雨量器和風信器統是中國人的發明，算年代要比西洋早很多…… 張衡的候風銅鳥，和西洋屋頂上的候風雞相似。西洋的候風雞，到十二世紀時始見記載，要比張衡候風銅鳥的記錄遲到一千年。雨量器也是在中國最早應用的。宋秦九韶著《數書九章》，其中有一算題，乃關於算雨量器之容積…… 據我們所知道的，西洋到十七世紀才用雨量器。”
竺可楨，圖片源於大洋網
竺可楨對徐光啟（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推崇備至。1933年，他撰文《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啟》，紀念徐公逝世300週年。1962年，竺可楨發起組織了徐光啟誕辰400百週年的紀念活動，出版《徐光啟紀念論文集》一書。竺可楨在序言中，將徐光啟與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倡導者弗蘭西斯·培根進行比較，認為徐光啟比培根偉大得多，科學造詣遠勝於培根。“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光啟，也正以光啟一生為祖國的生產繁榮而奮鬥，為科學事業的經歷而奮鬥。”
1954年8月27日，竺可楨在題為《為什麼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文章中指出研究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史的重要性和愛國主義的現實意義，討論了中國古代自然記錄及重大發明對現代科技的價值和對世界科學、文化史的貢獻。
“總之，我們古代所積累的自然科學材料異常豐富，我們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沒於故紙堆中了。自然科學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著西方優秀民族包羅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對於中國的文化史說得甚少……
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史尚是一片荒蕪的田園，卻滿含著寶藏，無論從愛國主義著想或從國際主義著想，我們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開闢草萊的責任。”該文是竺可楨一生科學史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是科學史學科在中國步入建制化階段的一個信號，被載入了史冊。在英國學者李約瑟的推薦下，竺可楨於1958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1961年，增選為院士。
1964年，郭沫若（前排左三）、竺可楨（前排左二）等在北京會見英國學者李約瑟（前排左四）（照片由英國劍橋
晚年的竺可楨盡其畢生之力，以驚人毅力及科學智慧，於1972年撰寫成《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開啟了將中國氣候學研究與全球氣候變化相銜接的大門，開闢了將中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用於現代科學研究的新途徑，開創了一門影響國際科學界的新學科——歷史氣候學。
哲人遠去，風範猶存。今年3月7日，是竺可楨先生誕辰130週年，我們緬懷竺老先生“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情懷，繼承他“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使命擔當，就是對竺老的最好紀念。
竺可楨
(1890.3-1974.2)
氣象學家
地理學家
教育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
錢永紅，浙江大學校史研究會特聘研究員，近二十年來致力於現代科學家、教育家的傳記整理工作，編輯出版專著兩部，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參考文獻：
1.竺可楨. 竺可楨全集（1-4卷）.（2004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李玉海.竺可楨年譜簡編. （2010年）北京：氣象出版社.
3.呂東明. 竺可楨與中國氣象事業——祝賀竺可楨先生百歲誕辰. 風雨憶故人：4.呂東明紀念文集. （1994年）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5.錢永紅.竺可楨：中國科學史研究事業的奠基人.紀念竺可楨先生誕辰120週年6.文集.（2010年）北京：氣象出版社.
7.本文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網絡版）、人民網（除備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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