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的士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展示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史称“魏晋风度。”
先说一个故事，也是很多人熟知并津津乐道的。
《世说新语•识鉴》载：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张季鹰即张翰，是吴郡吴县人，被任命为齐王司马冏的属官，他看见秋风吹起，因此思念家乡吴地的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就是舒心惬意的意思。张翰说，我何必客居数千里之外做官谋求功名富贵呢？于是就令人驾车回到家乡去了。
张翰真是洒脱，放着官位不做，要求得适意，以为适意比功名富贵更具价值，这就是魏晋士人风度的表现。
其实，张翰所以断然离开齐王司马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翰敏锐地觉察到“八王之乱”的危机，他抽身离去不久，齐王司马冏就被杀了，张翰得以幸免。
但是，世人更赞赏的是张翰的“贵适意尔”的人生态度，以为功名富贵未必长在，但人生的自由状态、随性活着永远值得追求。
魏晋士人们这样“贵适意”的生活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从东汉末年的黄巾战乱，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建立和灭亡，东晋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长达百多年的持续动荡，战争、贫穷、疾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人们都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短暂，生命的突然消亡非常使人无法回避，士人们伤感生与死的重大命题，在诗文里予以表现。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对立，在专制恐怖下，士人们也同样命如鸡犬，被杀掉的士人一大批，所以，这同样是魏晋士人“贵适意”生活观出现的背景。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曹操在他的《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写实的诗文活生生地描绘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无不刺激着士人们的敏感心理。
所以士人们忧生意识强烈，为现世生命的悲惨、短促和不可保持而感怀。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文人，他也感慨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后来被曹操杀掉的孔融说：“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说：“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他们都是感慨人的生命的易逝、生老病死的不可捉摸。汉末魏晋士人因为忧生，所以也就更留恋生命，希望活着，活得自由自在，他们对生命的留恋转化为生死观的一种新境界，通俗地说，人要为自己活着，人生要给自己寻找出路。
在魏晋时代，儒学呈现着极度的衰微状况，因为空前的长期的战争与动荡使儒学无法维持士人们的信仰，统治阶级也对儒学弃置一边。如曹操采用的就是法家之术，大家都知道曹操爱才，但曹操看不起儒家之人，他要的是治国用兵的权谋之士。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不管你的德行如何了，
这时候，老庄思想反而风行一时了。士人们在老庄思想里找到了法宝，谈玄的谈玄，服药的服药，吃酒的吃酒，搞怪的搞怪，节欲的节欲，纵欲的纵欲，总之要个人“贵适意尔”罢了。他们张扬个性，放大自我，不惧礼俗，我行我素，如王羲之所说，“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
《世说新语•品鉴》记载：
桓公（桓温）与殷侯（殷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如何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一则小品说，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二人有争胜之心。桓温问殷浩，你与我相比怎么样？殷浩说，我与我自己交往了好多年，宁愿永远做我自己。
殷浩是非常骄傲自负滴，他对自己做了肯定，一点也不谦虚谨慎，他不是看不起桓温，而是有自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他宁愿做一个异类。魏晋时代的士人，已经觉醒了自己的个性意识，自我价值的尊严更为自觉了。通俗地说，我愿意做我自己，别人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个故事，也是为人反复说叨的：
王子遒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遒就是王徽之，王羲之的儿子。这人做的这件事今天来看就是折腾或者神经病，当时人以为是名士风度，任性放诞，十足的个性，适意人生。他在大雪苍茫中，咏诗，可能有一番思绪，想与隐居的好友戴安道倾诉，就连夜乘小船去访朋友，一夜才到，可到了戴的家门口，却不进去了，兴尽而返，那一番思绪情感早就在一夜的行程中了无痕迹了吧！
我们不能说王徽之是不是戏精，因为他只是兴致来了，不辞严寒辛苦，在河流之上，白雪茫茫之中，他的作为，其实只是要给自己看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我就是我啊！我适意尽兴就好了吧。
总之，魏晋时代士人的“贵适意”的生活观，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他们解放了自我的束缚，他们的生命意识非常强烈，他们或独立尊严，或荒唐放浪，创设了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是值得后人反复思考的。如果，今天的人也保持那么一点魏晋的风度，不要太功利了，我想，这倒是有趣味、有意义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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