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赴京，在纸币收藏家沙伯泉处见到一张湖北官钱局银两票，面值为“凭票取估平宝银拾两整”，发行时间为“光绪三十年正月吉日”。
银两票正面四周花框十分精致，左右两侧的双龙抢珠图尚属常见，而上部有并列着的两个椭圆形人像。右边为张之洞半身像，左边为端方半身像，这两位是当年督鄂的汉、满封疆大臣。
湖北官钱局发行的这张张之洞、端方“双像”银两票，在海内外钱币收藏界一直享有盛誉，此票有几个特别出彩之处：它是历代钞票发行中很罕见的人物肖像双像票；而且在清代发行过的各版钞票中，满、汉官员合印一处，比肩而立的钞票也仅此一张，因此可谓稀世之珍。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一书中，收有此票的十两票的图版，并且标有四颗星，可谓钞票收藏界的最高级别。
中国嘉德2008春季拍卖会上，这张湖北官钱局张之洞、端方“双像”银两票以117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刷新了中国单枚纸币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单枚纸成交价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
01
发行此票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时，既是他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的时候，也是他办企业闹笑话的时候，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张大人办企业都做了那些“面子工程”的糊涂事。
首先以创办汉阳钢铁厂为例，既然是办钢铁企业，就该把厂址选在临近煤、铁等原料产地的煤矿或铁矿附近，这样才便于就地取材冶炼。
然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府武昌，为了烟囱里冒的浓烟，机器的轰鸣声，让朝廷和全天下都看得见、听得见，把工厂设在总督府门口，工厂实际运转成本奇高。
把企业当成个人形象工程来办，自然要受到市场经济的惩罚，实际运营效益当然无从谈起。但张大人的声望、仕途和这些官企绑在一起，所以又不能快刀斩乱麻，让厂矿结业关停。更何况还有一个潜在社会风险问题，钢厂、矿山、煤矿那么多矿工等等，整条产业链上牵涉到无数人，如果倒闭清盘，大规模失业问题会立马浮现。
厂子不能倒，可单靠一些财政上技术性的拆东墙补西墙，又很难补上这个财政黑洞。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解决眼下困境？
当时国际金融大环境，东、西方列强在19世纪已纷纷改行金本位，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市场上银价下跌，失去货币地位的海外白银以货物的形式，大量涌入当时还是银本位的大清国，同时期市场铜价却维持相对稳定，于是大清国内市场上出现了银贱铜贵的格局。
张之洞看准这点，便以机制铜元取代通行了上千年的圆形方孔铜钱。从材质上看，旧铜钱和新铜元，虽都是用铜，可重量不同，一个旧铜钱重1钱2分，一个新铜元重2钱7分，在官定币值兑换牌价上，规定一个新铜元等于十个旧铜钱。实质上等于以两个旧铜钱铸出的一枚新铜元，在价值上却等于原先十个旧铜钱。而回炉后剩下的那重9钱8分的铜块（原先八个旧铜钱），就成了官府火耗余利，收入地方财政囊中。
官府看见铜元推行顺畅，市场价值看涨，于是把手头截余的那八成旧铜，干脆也铸成铜元投放市场，牟取暴利。
可同一时期，国际银价却开始回升，超额投放的铜元加上市场银价回升，形成银贵铜贱的新金融格局，黑市上要120个铜元换1个银圆，这叫贴水。之后铜元比价一路狂跌，最后贴水变成跳水，不仅余利泡沫破灭，而且背上更大的财政包袱，通胀如期而至。
02
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排行老四，人称“端老四”。端方的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祖父文雅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端方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桂清是慈禧的亲信，同治帝的老师，先后做过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
如果你以为这位出身名门的巡抚大人是酒囊饭袋之人就大错特错了，清末京师的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是学部尚书荣庆，小那是军机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
《清史稿》中也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
在光绪变法之前，太后老佛爷曾经打算让张之洞入值军机，招他从湖广到北京，可因为帝师翁同龢不喜欢张大人，正好当时湖广出了乱子，翁同龢借口非张之洞不可，张之洞兴冲冲到了上海，结果又被拦下。在这期间，就是端方代理鄂督。可不久张大人又回任湖广总督，端方由代理扶正的愿望落空，非常的尴尬。
端方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其实他很不满意自己作为二把手要和一把手张之洞同时并列于钞票之上，于是在他日后成为两江总督，开府南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同时并列于钞票之上，于是在他日后成为两江总督，开府南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头像单独印在江宁官钱局发行的钞票上，这才算对得起自己多年的政治奋斗，圆了一个独占票面舞台的梦。
他起步时本是工部小郎官，机缘巧合，当年在他建设部小司员的任上正好经手两件大工程，一是光绪皇帝大婚典礼的筹办，一是太后老佛爷万年吉地的选址勘测。
端方为人机灵，红白事都来得，大婚司仪搞得体面，吉地堪舆，又选准了普陀峪。喜事办得漂亮，受到帝师翁同龢赏识，后事准备得稳妥，让军机大臣刚毅满意，于是在帝后两边同时讨巧。之后论功行赏，获得自工部外放张家口担任税监的机会。这个职位可是晚清八大肥缺之一，北方的四个肥缺是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南方是粤沪江浙四海关。
戊戌风潮前后，寻机得到出巡陕西的机会，远离了是非中心，没受到太大牵累。更巧的是，没几年又赶巧碰上庚子西狩，他正好是陕西巡抚，功高莫过于接驾，于是乎更上一层楼，就此成为太后心腹，着力培养，于是才有了日后外放巡抚、总督一路高升的好运。
端方好收藏且收藏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端府秘藏的最大一件宝物，当属毛公鼎。毛公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现收藏于台北故宫。这件宝贝19世纪50年代在陕西出土，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
据陈氏后人回忆：“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后来端方之女出嫁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端府欲以此鼎为陪嫁，而袁家不敢接受。
端方不光是在古玩收集上颇有眼光，在仕途经营上也是下了一番苦功。
宣统初年，端方站在隆裕太后，以及隆裕的妹夫，时任度支（财政）部大臣，镇国公载泽的一边，串联满洲宗室八大臣上书，要求隆裕太后仿效当年西太后老佛爷旧例，垂帘听政，而让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结果触怒了载沣，找了个借口把他罢免，但不久，他又借铁路国有的机会，在载泽的力挺下强势复出，出任铁路督办大臣。
端方在去四川赴任的路上，他对西南地方政情人事一无所知，手下又是最激进的湖北新军，走到资州时，率领的鄂军谋变，他非常惊恐。
端方召来诸将，自述身世，谓其母本为汉臣陶澍的通房大丫头，后怀他时被转送旗员。由此推论，他是买一送一的受害者，从血统上来说是纯汉人云云，此时他愿意认祖归宗，弃旗籍，改本姓。并印名帖，转送诸人，上写“陶方”二字，以求脱旗归汉。但是在座诸将只是窃笑，终没有放过他，端方和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两人的首级在上海的博物馆内对社会公众公开展览了一个月。
端方于是成为辛亥年被杀的最高等级朝廷命官，当时主流舆论时评对他的死都很惋惜。清末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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