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電影選擇以反映社會現實為題材。此類電影區別於紀錄片，通過引人入勝的情節映射真實的社會環境，十分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這其中，
荒誕喜劇片因其“黑色幽默式”的敘述表現手法成為箇中翹楚。《無名之輩》正是一部悲劇元素與喜劇元素形成強烈對比的荒誕喜劇片。
《無名之輩》在2018年上映後立刻在網絡上獲得了較高的評價，豆瓣評分也因此達到了8.1分。與一眾製作精良、明星雲集的電影相比，《無名之輩》在明星陣容、情節構造、投入製作上都稍顯遜色。這樣一部選材冷門、咖位較小的電影憑什麼能夠躋身豆瓣的高分電影行列呢？
《無名之輩》之所以火的原因，是因為有足夠多的創新點。實際上，任何受歡迎的電影都逃不開一個“新”字。當下電影市場好片雲集，觀眾審美疲勞嚴重，只有那些有足夠新意的電影才能讓觀眾“眼前一亮”。並且，只有一個方面新是不夠的，必須要從多個角度進行創新，才能讓觀眾產生深刻的印象。
一、形式新：方言臺詞表現真實
“做大做強，再創輝煌，一步一個腳印。”
以上這句臺詞可以說是令《無名之輩》擴大知名度的主要“功臣”。普通的國語電影通篇以普通話臺詞為主，偶爾會有一兩句方言臺詞提升搞笑程度，而《無名之輩》幾乎整部片子全都充斥著方言，與一般的國語電影相比更具有新度，且更能表現現實生活。
方言是一種表現現實生活的藝術形式，能夠真實還原人物的生活環境與狀態。“眼鏡”和“大頭”是兩個在鄉下“混不下去”的青年，想要進城裡討生活，方言的臺詞給他們增加了鄉土氣息，形象地刻畫出了兩個從未進過城裡的鄉下人形象；馬先勇是一個生活拮据的保安，他用方言與周圍普通鄰居交談和買東西時與店主討價還價，更能表現出普通小市民為柴米油鹽奔波的狀態；馬嘉祺前期出場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女孩，不斷用話語嘲諷“眼鏡”和“大頭”，用方言更能表現出她嘲諷的力度而不至於顯得無理取鬧而被觀眾反感。
同時，方言也大幅度增加了影片的搞笑力度。如開頭眼鏡所說的那些臺詞，如果換成普通話念出來反而會顯得平淡無奇，一定不會達到理想的搞笑程度。用方言念出的這句臺詞在非川渝地區的觀眾看來顯得奇音怪調，正是這種“另類”的音調讓他們感覺十分新奇。奇怪的音調再加上“眼鏡”故作認真的面部表情，足以讓觀看影片的觀眾捧腹。
二、人設新：肢體與精神的“殘缺者”
《無名之輩》區別於一般影片的新意之二在於：人設形象的獨特性。此獨特性在於人物形象的“殘缺性”。《無名之輩》中的主線人物都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們身上存在著顯而易見的該階層的缺點。其中，馬嘉祺與胡廣生這兩個人物更分別是肢體與精神的“殘缺者”的代表 。
馬嘉祺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女孩，但卻因哥哥酒後開車出車禍而高位截癱，後半生只能坐在輪椅上度日。不得不承認，以馬嘉祺作為影片的主線人物更能引起觀眾的關注。普通的電影中的主角大都身體健全，而馬嘉祺作為《無名之輩》中一個戲份較多的主線人物卻是以殘疾人的形象呈現於銀幕上，讓觀眾們一看到她就想知道她為什麼會身體殘疾，從而加強想繼續觀看下去的慾望。
但馬嘉祺雖然身體殘疾，她的精神上卻仍然呈現出了一種活力。儘管她因為身體殘疾而對生活心灰意冷，一度想要放棄活下去，但她與“眼鏡”和“大頭”拌嘴的樣子卻與常人無異。甚至只有在她用毒舌嘲諷兩人的時候，才能從她身上感覺到一絲生氣。從中可以看出，儘管表面上馬嘉祺不斷尋求一死，但實際上她內心還是眷戀著這個世界的，仍然嚮往著美好與希望。
如果說馬嘉祺這個人設是肢體的“殘缺者”，那麼電影中的“眼鏡”胡廣生這個人設就是精神上的“殘缺者”。
意大利傳播學者葛蘭西曾經提出過“底層階級”的定義。所謂的“底層階級”是指
“歐洲社會里那些從屬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群體”。而胡廣生就是這樣一個底層階級的代表。他和“大頭”李海根因為文化水平不高、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而被排斥在了現代化社會豐富的物質生活之外。跟不上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腳步，他們被拋棄在社會的邊緣成為一個在夾縫中生存的“遊民”。
胡廣生嚮往著過上不愁吃穿的生活，但卻選擇以搶劫的方式來實現；他計劃著從搶手機店開始“做大做強”，卻誤搶了一批手機模型而使“夢想”破滅；在影片中的他一直在用言語試圖建立自己的自尊，以此來掩飾他源自內心的自卑感。我們不能將胡廣生簡單定義為一個壞人，從某種意義上他只是一個精神上有“殘缺”的普通人。
除此之外，拋棄“大頭”來到城裡陪酒的“霞妹”、拖欠鉅款與小三跑路的高明以及落魄的保安馬先勇都不能單純以善或惡來定義，歸根結底他們都是不完美的普通人，而正是這些“不完美”，體現出了影片的獨特性。
三、敘事新：多線程平行敘事與突轉式結局
《無名之輩》採用的是多線程平行敘事結構，將原本看似毫不相關的三條平行線在分別敘述後交織在一起。
實際上，整個影片的主線就是尋找一把槍的故事，圍繞著這把槍扯出了一系列的故事與人物。其中，馬先勇尋槍是一條主線，胡廣生與馬嘉祺的故事是另一條主線，而高明被追債則是第三條線。這三條線看似毫無關聯，卻因為一把槍而被擰在了一起。多線程的平行敘事把原本處在不同社會軌跡上的一群無名之輩連結在了一起，讓情節環環相扣，步步為營。
導演諾蘭在《敦刻爾克》中同樣採用了多線程平行敘事手法，將海、陸、空三條主線分別敘事，並在最後讓三線產生關聯。事實證明，這樣的敘事手法足夠有新意，更容易獲得觀眾的好評。
在最終的場景中，三條平行線終於相交，然而與此同時帶來的卻是無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無名之輩》所採用的“突轉式結局”通過對劇情走向的急速反轉，讓觀眾在錯愣之餘，打從心底感到了悲哀。如果說《無名之輩》通過方言臺詞讓觀眾體會到了看笑話的快樂，那麼“突轉式”的結局則是讓觀眾們看到了自身的悲哀。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之所以能使人驚心動魄，都要靠突轉來完成。在影片的最後，原本結局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大頭”終於能和“霞妹”結婚了、馬先勇和女兒重歸於好、胡廣生和馬嘉祺決定一起重新面對生活……然而隨著煙花與槍響，這一切卻突轉直下：馬先勇從此再也無法成為協警、胡廣生對馬嘉祺的諾言再也不可能實現，而李海根也不可能再與“霞妹”在一起。給了希望最終卻讓人絕望，這正是荒誕喜劇的獨特之處。
正如最後胡廣生被按在地上哭著說“耍老子”一樣，這群無名之輩的最終結局就是被生活所愚弄。“突轉式”的結局表達的是小人物們最可悲的命運：無論怎樣掙扎都在劫難逃。
喜劇讓我們忘記一切煩惱盡情歡笑，悲劇則讓我們發自內心思考生命的真諦。荒誕喜劇片通過展現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折射出最真實的人生百態。
《無名之輩》中的人物們讓觀眾盡情歡笑過後卻又因猝不及防的悲劇式結尾而沉默。整部影片充斥著“黑色幽默”的色調，影片中的每個人物都活得像一個笑話，而最可悲的人生，就是活成了別人眼裡的笑話。
不知觀看過影片的觀眾，又有幾個活得像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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