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雖是遊牧民族政權，而且實行漢、契丹分治的南北面官的雙軌制度，但塞外依然不是自由自在之地。遼國的制度是遊牧民族長期發展的結果，對草原進行了創造性的有力管制，並影響到日後的遊牧政權。蕭峰和阿朱即使來到了草原，也無法自由自在的放羊。
蕭峰輕輕撫摸她的頭髮，心中一片平靜溫暖，心道：“得妻如此，復有何憾？”霎時之間，不由得神馳塞上，心飛關外，想起一月之後，便已和阿朱在大草原中騎馬並馳，打獵牧羊，再也不必提防敵人侵害，從此無憂無慮，何等逍遙自在？
——《天龍八部》第23章
這段對塞上生活的浪漫幻想在《天龍八部》中堪稱難忘，結合後來蕭峰錯殺至愛鑄成奇憾，可以說把是“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句話體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倘若阿朱沒有死去，兩人得以成功回到遼國草原，迎接他們真的就是逍遙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嗎？
誤殺阿朱令蕭峰痛苦終身
很諷刺的是，歷史上的契丹草原並不是山高皇帝遠的避難所，遼國的政治社會也比《天龍八部》裡的描寫遠要複雜。
精細嚴密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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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7年，迭剌部的統治者耶律阿保機取消了部落聯盟時代的選舉制，幾年後建立起遼國。統治者的得勢，使得迭剌部裡其他貴族向其要挾獲得更多的權利。
對於一心集權的阿保機來說，擁立自己登上最高權力寶座的迭剌部，同時也威脅著自己權力的存續，故而迭剌部實是一把雙刃劍。就在他成為全契丹的領袖之後不久，其兄弟利用迭剌部強大的實力，引發了三次大規模的叛亂。
因此，對遼國統治者來說，建立強力的中央行政機構，拆分原來的部落，並將部落首領的權力逐步過渡到中央行政機構就顯得很有必要。
耶律阿保機破壞部族制度
《遼史 兵衛志》載：
太祖以迭剌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斡魯朵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強幹弱枝，詒謀嗣續，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
“斡魯朵”作為草原特色的權力中樞，包含皇族和中央政府。有遼一代，共十三個斡魯朵，為歷代遼帝設立，每朝皇帝當政，都設新的斡魯朵，編入該帝的子嗣後裔和下轄的眾多民戶，與此同時，之前歷代先帝的斡魯朵和下屬人員、中央官僚機構中的南北樞密院、中書省、翰林院、御史臺、大理寺，仍要扈從皇帝周圍。
斡魯朵常年在草原上游徙，按四時季節到不同的捺缽駐紮，遼人自己對此稱為“行朝”。隨著斡魯朵人丁繁衍，需要不斷從地方抽調民戶供奉，遼帝可以直接控制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早期作為禁軍護衛斡魯朵的皮室軍愈發龐大，甚至能遠派邊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
契丹皇帝在極北之地的冬捺缽
強大的迭剌部被分成了五院部、六院部，分別由北院、南院大王管理；在皇族內部，耶律阿保機的伯父和兄弟的後代，分別劃為“孟父房”、“仲父房”和“季父房”，稱橫帳三父房；原來阻午可汗的後代遙輦九帳，設大常袞司統率；後族中的拔里氏、乙室已氏併為國舅帳，由大國舅司管理。
管轄南北院的大王，名雖為“王”，實質為朝廷命官，遠不如既往的部落首領。這樣一來，中央機構的官僚得以接管部落封建主的權力，控制契丹人的主要力量。
遼代雖為南北面官制，實質明顯向北面官傾倒，南北樞密院、南北宰相府、南北大王院這些高級行政部門均屬於北面官系統，這些部門，亦皆以北者為尊。北樞密院號稱“百司首職”，負責整個遼國軍政乃至朝政的最終決策，掌控著武官的銓選和各軍事部門的運作，甚至經濟、外交、民政等重大意見，也需通過北樞密院上呈皇帝。南樞密院調控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在民政事務中的工作，對文官進行銓選，並改革丁賦、徭役等民生政策。
北、南樞密院同屬北面官系統，北樞密院下的軍事機構控制著南部燕雲地區的軍隊，南樞密院則負責南面官系統文職官吏的任命和決策。而南面官系統僅以處理燕雲漢地的事務為主。
可見，遼國這種“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之州縣、租賦、軍馬之事”的雙軌制並非各行其是，而是以北控南，共同議政、決策的。
這種格局並非一蹴而就，在建國初期，遼帝尚需通過世選制從後族選任北宰相、從皇族選任南宰相，總領百官，地位崇高，用以安撫舊貴族。隨著集權的推進，代表貴族勢力的宰相府逐漸被架空，權力被直接由皇帝任命、完全聽命於皇帝的樞密院取代。
到遼末，宰相府、大王院、南面官系統等機構漸趨邊緣化，蕭孝忠甚至建議可以將南北樞密院合併，雖未得采納，但已反映在中央集權成熟以後，遼的多元化政治結構逐漸轉向一元化。
因俗而治的北地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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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國地跨南北，漢契雜居，漢族人口龐大而熟稔傳統的中原制度，對北族統治帶有一定牴觸，邊疆民族也叛服不定，契丹雖為統治民族，但存在著威脅其統治地位的隱患，為了更好管理龐大的國土和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遼採取“因俗而治”的辦法，分別以部族習慣法、唐律為基礎治理契丹人和漢民。
百姓主要被分為以下幾類：
（1）宮分戶
隨著斡魯朵規模增大，日常生活開支越來越大，需要更多民戶提供生產資源，這類直接受斡魯朵管轄的就稱為宮分戶，分為契丹人組成的正戶，漢人、渤海人組成的蕃漢轉戶，著帳戶三類。正戶、蕃漢轉戶往往從地方州縣民戶中抽調，擔當了軍民一體的義務，“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漁畋為生”，“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
歷代遼帝都新建自己的斡魯朵，宮帳軍隊作為皇帝的私兵，力量也得到不斷擴展。隨著宮分戶數量也越來越多，出現了貧富分化，遼聖宗將宮帳再次析分，調出大量宮賬戶進行屯田。
兇悍的宮分軍
第三類是著帳戶，多數來源於罪犯，地位如同奴隸。這些斡魯朵轄下的人丁，全部劃入宮籍。作為特殊的身份標誌，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將世世代代作為宮分人，成為穩定的扈從集團。
久而久之，宮分戶無論漢契，均忘記本身的民族習性甚至出身姓氏。即便如此，斡魯朵仍如同巨大的利維坦一般，不斷從地方劃出一部分州縣歸入斡魯朵管轄，供其巨大的開支索取資源。
（2）一般州縣
遼地方行政以五京為中心，分有五京道，設留守司，下有州，設刺史，同知州事，縣設縣令、縣丞，縣下有鄉、裡，與宋朝制度大同小異，其中“上京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
州縣民戶除了漢人、渤海人，也有轉變生活方式，開始定居和農耕的契丹人。此外還有越來越多民戶被遷至塞北，從事生產，修城建郭，形成新的州縣，隨著遷徙的範圍越來越向北，自然條件也愈發艱苦，饑饉缺食、甚至不能自給的情況並不少見。遼政府在民戶中中徵發壯丁組成鄉丁軍，以維持地方治安和承擔軍事工程。
（3）頭下軍州
頭下軍州為遼國封建主的合法私城，其下的民戶多從漢地俘掠或由皇帝賞賜，人身關係完全依附於契丹封建主，戶籍受頭下主的部曲管理，但需要同時向頭下主和中央的鹽鐵司納稅，被稱為二稅戶。
隨著頭下軍州生產規模的增大，上級朝廷命官的控制力增強，越來越多的民戶對頭下主不再是完全的私人依附，形成了中央政府和本主雙重控制的關係，絕對依附關係的解除使自由民和半自由民逐漸增多，刺激了商業交易活動，城郭內的商賈井肆規模開始增大。
頭下主絕嗣或者被削罰官爵，頭下軍州將被政府沒收，遼中後期頭下軍州漸趨減少，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也隨之加強。
（4）部落民戶
遼的部落實行軍民一體制度，平時分地遊牧、屯墾，戰時聚集成軍，各有衛戍區。《遼史 營衛志》記載：“勝兵甲者即著軍籍，分隸諸路詳穩、統軍、招討司”，而“番居內地者，歲時田牧平莽間”，駐守邊防的“生生之資，仰給畜牧”。
契丹部落大多分佈在世代居住的遼國腹地遊牧，因為戍邊的緣故，不時被政府抽調娶駐守漠北、宋、夏、高麗邊境等地。如五院、六院部的部分民眾因“部隸北府，以鎮南境”到了雲州、歸化州以北防守西南邊境，到遼太宗會同年間，又從北南院抽出三石烈的契丹人遷至漠北烏古地區（今克魯倫河東部）進行衛戍；乙室部駐牧地在雁門以北，西京道西南部靠近西夏邊境的地區。
可見，塞上游牧的民眾，同樣被置於精細的國家機器之下。哪怕鄰國關係趨於緩和，邊境和平，牧民被統治的力度也未減輕，遼政府對於反覆叛亂的邊境部落，除了出兵鎮駐，還進行各種改編，大者拆分，小者合併，並往這些部落析入契丹民戶，以完成控制。
即便東北的女真、西北的烏古敵烈、西南的党項唐古等邊遠部族也受各方面的招討司、統軍司管轄，按時納貢，並且抽出人丁組成部族軍以備戰時之需。
遼國能維持如此之大的版圖，當然控制有方
農牧並重的塞上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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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的契丹人仍以“逐水草而遊牧”為主要畜牧方式，以馬匹、牧犬、氈帳等作為放牧及日常生活之用，輔以高輪、長轅、車上有帳篷的氈車作為交通、轉運工具。遼人牧養牲畜種類齊全，馬、牛、羊、駝、豬盡有。
《遼史 食貨志》記載：“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在遼國兵民結合，重視騎兵作戰的模式下，養馬成為畜牧業第一位的任務，盛期契丹馬多達百萬匹。遼人視馬的數量和質量為評價財富的重要標準，養馬以官場尤為興盛，富有的部民大量擁有私馬。
東丹王出行圖
東丹王即耶律阿保機長子耶律倍，漢名李贊華
為了管理畜群，牧場、馬群，官畜、部族之馬都有獨特的印記，遼政府還設置群牧部門管轄，派遣群牧軍詳穩司進行保障。耶律昭曾在上書時提到：“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對牲畜載錄在簿籍，集中放牧，統籌管理，以“錄其實數，牧人畏服”。儘管如此，“以少為多、以無為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的情況依然存在。
農業相對畜牧業有著產量大，收入穩定的優勢，實現了契丹本地農耕化和自給不僅能滿足漢人生存，也符合遼政府利益。歷代遼帝均不斷推出積極的勸農政策，甚至禁畜傷害莊稼，要求傳統強勢的畜牧業向農業作出讓步。
遼國疆域廣闊，耕種條件各異：土質好、無霜期長的燕雲地區，漢族得以繼續保持“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的傳統；而“半沙磧，三時多寒”的塞北，霜凍嚴重、水源少，只能集中灌溉土壤條件比較好的西遼河中上游和牛山一帶，因此大量漢人、渤海人年復一年被遷入遼國腹地，設立州縣和頭下軍州，分地耕種。
隨著遼國腹地農業的發展，農耕活動進一步向北推進到漠北可耕植的土地，如今天黑龍江海拉爾河、蒙古國克魯倫河一帶的牧區也出現了農田，甚至對原來的草原生態產生了破壞。
遼國農業的技術也得到長足發展，遼國農具大多由中原傳入，與中原技術相差無幾。遼國農民為了防止大風揚沙掩埋田苗，採取了起高壠植苗的耕種方法，在遼地人民的篳路藍縷、披荊斬棘下，到遼道宗的時候，“遼之農谷，至是為盛”。
遼代五京除了作為行政中心，還是各區域的商業中心，到遼中後期，商業活動伴隨次級城鎮的建設而擴展開來。對外的遼宋貿易，主要為官方“榷場”經營，雖然澶淵之盟後，邊境形勢平緩，戰爭時期禁止交易的馬匹、布帛、糧食等物資得到放開，但是遼宋雙方依然對一些重要物資如銅鐵、書籍進行嚴令禁止。律例的約束，反而使得走私活躍起來，推動雙方民間商業的進一步繁榮。
大遼五京，實為治不同民族之區域行政中心
上京-契丹，東京-渤海，中京-奚，南京、西京-漢
為掌握各類戶籍人口和各行業的發展情況，以更有效徵收賦稅，以及遷徙民眾，遼政府對境內戶口採取不定期、隨意性較強的檢括。檢括人口可以打擊權貴，減少隱匿戶口，增加稅收並應對軍事壓力，因此從遼聖宗開始，全國性戶口檢括頻繁起來。到遼後期，戰亂和自然災害使得隱戶及脫漏急劇增多，為了挽救危機，增加收入，擴充兵員，檢括更是變本加厲。
遼立國之後，以其完善的組織度、成熟的中央機構君臨草原而南面中原時，頗給人一種橫空出世、迥異於以往遊牧政權的感覺。
然而，之所以發展出遼這樣的草原帝國，並非偶然，也非完全照搬移植中原王朝的體制。遼的誕生，本身就是遊牧民族長期發展的結果，廣闊無垠的塞上從來就不是形制鬆散，可以逃避世事的桃源之地。之所以從前的遊牧民族給人以“鬆散”的印象，更多是因為時代原因，技術落後、人丁較少的緣故，限制了統治權力的鞏固和擴展。
契丹人在唐朝還作為一個唯唯諾諾的小部族時，就已經發展出“半族”這種按政治利益而不是按血緣關係劃分成兩個氏族，氏族內又各有部落的制度，其後，遙輦氏阻午可汗又將舊八部分成二十個部落，日後遼代統治者將治下部落進行各種拆分和合並的手段，可以說很早就駕輕就熟了，更不用說，遼代的大量官制，就是直接繼承回紇政權的。
同時，在女真、室韋這些較為落後的部族也可看到原始的部族戶籍，可以說，所謂“結構鬆散”統治者“鞭長莫及”的塞北，同樣有著精細制度設計的傳統。
入遼以後，契丹統治者多次借鑑唐宋制度的過程中，趙延壽、韓德讓這些漢族重臣或手握重兵、或總領百官，背後都帶有利用漢人衝擊契丹舊貴族的目的，到遼中後期出現從行政到生產模式的各種一體化，無非是統治者歷代作用的結果。
除了制度上，遼人在精神文化上也高度向中原靠攏，不僅大量吸收漢地的佛、儒學說，而且也如漢地一樣，出現了佛、儒的互相結合，不僅放棄了許多遊牧民族的舊俗，還產生了強烈的“中國”意識，以“北極之尊”自居，自命為秦漢隋唐的合法繼承者，以至於對歐陽修編《五代史》將契丹劃分為夷狄時，表達了相當的不滿。
契丹人以“北極之尊”自居
可見，到《天龍八部》發生的耶律洪基時代，偌大的北地遼國，實際上已經儼然與宋朝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對峙。
對於身兼契丹後族、少林禪宗俗家弟子多重身份的蕭峰，無論是大隱於市，還是浪跡塞上，所面對的無非是又一個江湖。以蕭峰的性格，也不可能對這似曾相識的社會環境視若無睹。
正如人言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金庸在設定中出現了多處偏差，但是對於蕭峰難逃宿命的安排，無疑是準確的，但這也正是蕭峰的高貴之處，哪怕是受盡擺佈的人生，千難萬險的前路，也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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