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吳廣起義又稱大澤鄉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戍邊誤期揭竿而起到西征失敗含恨被殺，只經歷了短短的六個月。但這六個月裡先是魏國寧陵君來投靠，魏國復國，而後韓國張良率部下少年百餘人前來，韓國復國。之後就是楚國、趙國、齊國和燕國，六國舊部或借勢而起或入局轉圜，

陳勝吳廣的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秦王朝統治，為項羽、劉邦滅秦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後面的封建統治者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育——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和開明統治很大程度上是受秦末農民起義的影響。

關於誤期到底會不會被殺，陳勝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人這兩件事我們在這裡先不做考慮，在大澤鄉起義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件事非常令人費解——隨著始皇帝打江山的老秦人都去哪裡了？

他們的身影自始至終都沒有大規模出現在鎮壓起義的軍籍記錄中，秦人團結的名聲貫穿古今，為什麼這一次自己的家鄉被人禍亂，反倒沒有人站出來了呢？再有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國相繼復國，始皇帝遷萬民入西南，關中空虛之時無人起兵，徵民夫大修馳道、長城，驪山囚者成市之時也無人造反。為什麼陳勝吳廣一反，則六國舊部都跟著一併反了呢？如此規模，世所罕見。

“夫陳涉以遷徒之徒，無才無德，漁陽一呼，卒移秦祚。”下文我們就配合秦末的各種制度，以普通農民的角度出發，解釋大澤鄉起義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規模成因，也能透過過起義規模側面看出當時農民的生活。

一、法家思想影響下極端苛刻的法律

關於法家思想在秦朝的興盛，要追溯到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戰國時期，各國時常交戰，混亂的戰場和惶惶不可終日的邊民經常在國家之間流竄。秦孝公時期秦國經過幾次打擊之後急需獲得自保的力量，於是孝公求賢於天下，招引得商鞅，以法家思想摧枯拉朽，為秦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

始皇帝時期，面對剛剛統一的秦境，六國舊部還在蠢蠢欲動。此時李斯身居丞相之位，身為亂世的親歷者，他輔佐始皇帝建立了大一統秦朝的第一套政治制度，也將法家思想由戰國時期的以法治為核心，推向了以皇帝為核心的極端君主專制方向。

1.法自君出，君主獨斷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成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於一身的最高主宰。據史籍記載，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自稱為始皇帝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講明一點，那就是李斯的法家思想已經於先秦時代和商鞅變法時期的法家思想相去甚遠了。雖然二者都以“壹”為中心，但是商鞅時代的壹指的是成文律法，而不是皇權至上。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說是秦失去控制君主專制制度毀患了秦的統治，但是不能說是法家思想危害了秦的統治基礎。

2.十宗大罪，輕徒重死

秦朝的法律規定中有十條重罪，其中涉及到言論的罪名有五條，分別是“不敬皇帝罪”，“誹謗與妖言罪”，“以古非今罪”，“妄言罪”，“非所宜言罪”。

我們再對比一下明清為人非議至今的文字獄，輕易就能發現二者相差無幾，明清時期的刑罰反倒還會更輕，不會因為一句半句似是而非的話語就株連全族。《集解》中註明了這樣一句話：“秦禁民聚語”。意思是說秦的律令禁止百姓聚眾說話，還有一種解釋是說秦的律令禁止百姓聚眾談論皇帝的事情。不管從哪個角度解釋，都能看出秦對百姓的思想控制之嚴格。在加上統治初期丞相李斯大力鼓吹之下推行的焚書坑儒，更是幾乎將百姓獲得知識文化的途徑斷絕殆盡。

當然思想控制只是一方面，在極端化的法律之下，秦末的百姓聚眾說話要“連坐並罪”；私自出城要“刺字充軍”；徭役、賦稅不齊要“沒籍”。

李斯時期有廢除了二十軍爵制，秦國存續的十五年剛好是一代人的時間，新的一代空有繁重的兵役，卻不能通過兵役獲得合理的收穫。那麼問題就來了，積年的辛苦勞作卻不能積攢下屬於自己的產業，這樣極端的法律規定不能與民休息，也不能給人以價值感。生似浮萍死也飄零，秦末的法律助推了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

二、統治者急於求成導致的民力凋敝

在《中國各朝代人口》中的秦代人口數量統計顯示當時越有一千多萬人口，同時還提供了幾次大型工程調用的人口數據，通過這幾次工程，我們隱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底層農民的生活狀態。

1.開發北疆

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朝“進一步增加”了徙邊的人數。除謫徙刑徒外，還鼓勵一般民眾移居邊地。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年），一次就從內地徙民三萬家至北河、榆中定居。

2.徐福東渡

秦始皇統治後期迷戀長生不老，方士徐福說自己願意為始皇帝找尋仙人求賜長生不老藥，出海多次未果。在一次返航後徐福以海中惡蛟阻攔為名向秦始皇請兵，帶走了關中善於射箭的士兵，又從全國各地蒐羅了三千相貌周正的童男童女，乘樓船出海，一去不返。

那麼童男童女和兵士從者出自哪裡呢？當然是民間。

3.秦民南遷

公元前211年左右，秦始皇下令遷關中秦人50萬入嶺南，以通婚、編戶等形式進行民族融合，起到控制嶺南的作用。這些遷民的組成比例，舊秦民與六國部族為3:2。

至此我們可以粗略統計一下秦末的人口走向：由關中北行的，單一年就有三萬；南遷入少數民族地區的，有50萬；東渡者，童男女三千另有船員、從者、兵卒，總數過萬。再加上軍隊編制內佔關中總人口三分之一的200萬壯丁，秦朝關內幾乎已經不剩多少有生產力的民眾了。

三、邊關守軍武備之必要

秦的邊防與後來的幾個朝代有很多異曲同工之處。由長城的修建就能看出，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鬥爭在秦朝已經被擺上了檯面。西南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各個部族威脅相對較小，但是由於南北氣候差，始皇帝想要控制南方，就必須採用一些特殊的手段。關於秦統一之後的邊防問題我們分為南北兩方面來考慮。

1.北築長城，重兵壓境嚴防死守

秦朝在北方面對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匈奴人。關於匈奴人，近代西方的史學家一般認為不是指的一個特定的種族（相對於漢族），而是指一個民族集團。匈奴人樂於以馬征戰，而且經常結盟的特性也印證了這一點。

自西周開始，戎族對中原地區形成威脅。周幽王時烽火戲諸侯，於是鎬京陷落其手，平王被迫東遷。戰國時婁煩等族擾襲趙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將其驅逐，婁煩併入了新崛起的匈奴部族。戰國末期，趙國大將李牧也曾大敗匈奴。

到了統一的秦朝時期，匈奴的威脅也並未減輕。《過秦論》中“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講的就是公元前215年，秦將蒙恬率領30萬秦軍北擊匈奴。之後蒙恬奉命從榆中（今屬甘肅）至陰山構築城塞，連接秦、趙、燕5000餘里舊長城，據陽山地形修築北起九原、南至雲陽的直道，構成了北方漫長的防禦線。此後的十餘年蒙恬守北防，匈奴懾其威猛，不敢再犯。

蒙恬北擊是一場充滿了前因後果的戰役，前因通過前文敘述已然明瞭，後果是什麼呢？就是那一道皚皚白骨壘起的長城，和駐守北關的數以十萬計的軍人。

修長城的標準有多嚴格我們並不清楚，作為參考我們可以引證五胡十六國時期赫連勃勃修建統萬城的標準——“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當然秦長城的選材與統萬城不在同一個層次上，這種比喻雖然放在這裡顯得言過其實，但二者的時代相關性卻賦予了這個標準一種特殊的說服力：暴君當政，民不聊生。

2.南征百越，損兵折將得不償失

關於秦朝收復西南的舉動，史料上一沒有西南邊族作亂的記載，二沒有先朝將其納入勢力範圍的說法，參考吳楚之地與中原的關係，這一舉動有很大可能是為了防止楚國的舊部在西南悄然發展起來。畢竟與掃六合之戰中其他國家被滅的性質不同，滅楚國的戰爭是純粹的“不義之戰”。

百越之地用現代的地理名詞解釋就是指兩廣地區，因為隔著南嶺的群山，古時候將這個地方又稱作嶺南地區。《過秦論》中賈誼將收復嶺南的戰爭形容為“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聽起來似乎很是輕鬆，畢竟秦軍的實力在先，不論指揮，單憑人數便足以收復此地。可是實際上，秦朝雖然設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卻並沒有實際上掌控這個區域。

當時秦始皇出征西南的軍隊，浩浩蕩蕩五十萬人，加上六國降軍二十萬，七十萬的大軍被當地反對力量消耗到僅剩十萬，主將屠睢也在一次百越軍夜襲中陣亡。此戰史書中提及不多，但是卻是一場真正的伏屍百萬流血漂櫓的戰爭。而百越人民由於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對秦的統治也是避如蛇蠍，寧可流竄入山林與禽獸為伍也不願意歸順秦朝。原來有記載的五十萬人口，僅剩了三十萬左右。

一場戰爭打了九年，期間秦朝要向西南派發糧草增派軍士，還要組織民夫向西南修建馳道，來彌補因為地勢的差距導致的秦軍軍力受限。一來二去之下耗費民力無數，秦末期統治被推翻，派到西南的部隊不僅無力回援，自身也陷入泥沼之中

結尾：

歷史是一門需要從不同角度進行對比的學問，時代與時代的對比，國家與國家的對比都能折射出一定的現實問題。

今天我們談大澤鄉起義規模之大都有些嘖嘖稱奇，仔細看當時統治者的種種行為就不難發現，一是法律方面的過於嚴苛，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統治基礎，長遠來看卻會造成與百姓所求的脫節。二是基礎建設、邊防建設方面一味地貪功求快，也導致人民與生產脫節。

《秦史邊注》援引了一句話，大意是：一秦國老農一生育三子，長子死於北關，次子死於驪山，幼子與他每日務農不敢懈怠，卻連一家三口的稅都交不齊，可是他不敢抱怨，唯恐自己連累家小。當百姓自危於言論、徭役和軍務，在世間只求自保的時候，便談不上自足了。

同理我們類比北宋朝，一個同樣內政混亂外敵虎視眈眈，國祚與“貧弱”之名等長的國家，百姓卻並沒有類似大澤鄉起義的行為。這又是為什麼呢？

“民者水也，君者舟也”，封建時期百姓求得並不是看到自己的國家打了多少勝仗，而是能靠著一分耕耘，安穩的活在世上。

《中國各朝代人口》

《秦末農民起義》

《史記》《陳涉世家》

《艾子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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