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一个大写的不列颠

英国人把个体的地位看得比国家甚至家庭都更为重要，尊崇独立和自力更生。澳大利亚人秉承了这些品质。和美利坚的殖民者一样，土地广袤，并且还在扩张，都是属于每个

文 / 丹尼尔·汉南

译 / 徐爽

1796年，悉尼第一家剧院开张(现址在布莱街上)。一个几乎全部由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的剧团上演小爱德华的悲剧《复仇》。演出并不成功。一点也不奇怪，观众席里到处是扒手，剧院不久也倒闭了。这场演出现在还能被记得的，是开演前会朗读序幕中的两行诗：

因为要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离开祖国，是为了她好。

这两行诗通常被认为是擅长乔装打扮的爱尔兰窃贼乔治·巴林顿所作。他的惯用伎俩是装成牧师行窃。多次被捕后，他在1790年被判7年流放。实际上，这两行诗不是巴林顿的风格，几乎可以肯定是伪作。但是剧本在流放地写成本身值得一提，而澳大利亚后代也喜欢这出剧。

一个由罪犯营地建成的国家如何变成了世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土地之一？一个由不列颠嫌弃的人组成的殖民地如何反而成为不列颠不可缺少的坚定同盟？直到现在，到澳大利亚旅游的英国人仍就会为众多的两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和成千上万年轻人拿起武器效忠国家的精神而动容，即使他们中很多人的先辈是戴着脚镣流放到这片土地上的。澳大利亚在一战中派出了40万人､二战中派出了近100万人与英国一同作战，这样的忠诚怎么解释？

这与伦敦方面吸取美国殖民地的经验教训有很大关系。诺斯伯爵内阁的班子和政策被彻底抛弃。现在没人敢讨论不列颠海外臣民不应当享有和本岛臣民同样的政治权利这一问题了。

可以想见，殖民地面临各种问题：距离遥远､环境陌生､如何处理与原住民的关系。以上种种，皆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威斯敏斯特迅速达成共识，认为不列颠的殖民地应当建成承认英国王室权力的议会制自治政府，这之后被称为“负责任的政府”。

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很希望自治。违法者构成的人口主体并不妨碍其政治发展。相反，那个年代的罪犯其实相当有闯劲儿，他们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底层阶级。事实上，对他们量刑之重尤使我们震惊。英语社会非常看重个人财产权，这种极端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数千人被判7年的流放仅是因为入店行窃，其他被流放的包括政治激进分子､抗命的海员以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1787年，第一批十一艘满载流放者的船队离开英格兰朴茨茅斯港驶向布塔尼湾。船队上载有696名犯人和348名官员､水手､海军，还有货物､医疗物品､手铐和脚镣，以及为统治者预制的玻璃窗房屋。最后一批流放者则于

行程险恶，许多人命丧途中，而上岸后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除了严刑，他们还要面对未知的奇异植物､有毒的动物､恶劣的气候以及长期敌对的原住民部落。

然而殖民地仍旧繁荣了起来。犯人们在刑期届满后可以得到30英亩的土地。不久，当地的经济开始起飞，首先基于牧羊，随后发展起了各种商业､旅馆和其他第二产业。这些犯人绝大多数出身脏乱的贫民窟或者处境更糟的贫农，但他们发现，在这里可以相对容易地成为土地拥有者。他们建立了新的家园，并成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原住民成了他们成功的牺牲品。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有澳大利亚的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么大。那些原住民还生活在旧石器时代，载满罪犯的船队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原住民失去了狩猎的土地和水源，在牛羊牧场受苦役，以及最悲惨的，他们被未知的病原体感染。尽管伦敦的政客们想尽办法帮助原住民融入英国社会，当地白人殖民者却认为这些个所谓的方案不过自作多情。不管怎么样，威斯敏斯特出台的法令并不能使本地人逃过麻疹､肺结核和天花的袭击。

正当殖民者沿澳大利亚海岸线扩张时，一个类似于北美的社群开始形成。在同时代欧洲大陆人看来，这样的社会具有明显的英国特征。历史上，英国人就出了名的敢于反抗统治者，他们把个体的地位看得比国家甚至家庭都更为重要，尊崇独立和自力更生。

澳大利亚人则秉承了这些品质。和美利坚的殖民者一样，他们的土地上没有地主贵族。土地广袤，并且还在扩张，都是属于不列颠的移民自己的。这片伟大的红色大陆，不是一个被“挤走”的不列颠，而是一个不断壮大的不列颠。

任何赴澳旅行的游客都会惊异于澳洲人的性格：不拘小节，固执己见，个人主义，自力更生。澳大利亚作家萨利·怀特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向外国学生介绍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册子中写道：“澳大利亚人尊重他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出身。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活动或者信仰，澳大利亚人待他总是宽容和友善的。”

简单说来，这是活生生的密尔的自由主义哲学，也正是我们一直期望的。因为，尽管夸耀他们出身罪犯的祖先的人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但终究抵不过大批前来淘金的冒险者。这些淘金者和流放犯人一样，绝大部分是男性。因此，这更加强化了被游客和澳大利亚人自己与国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精神。

第一大批淘金者1851年登陆。此后的20多年里，澳大利亚人口从43万增至170万。新发现源源不断。整个19世纪后半叶，金矿开遍了新南威尔士､维克多利亚和昆士兰。最后一大批冒险者在1893年抵达卡尔古利，开启了西澳大利亚淘金的大潮。我有一位远房亲戚帕迪·汉南也是淘金者，他从爱尔兰克莱尔郡移民过来。和数以千计横跨半个世界前来的人一样，他是一位实业家，一位永远信心满满地追求财富的探险家。澳大利亚人不是一群等着“感谢政府”的人。

澳大利亚人创造出了一种把他们离开的地方远远抛在身后的卡通画。漫画中的不列颠，阶级固化，挑三拣四，充斥着繁文缛节。尽管很少有其他盎格鲁圈的游客这么认为，但在澳大利亚人的眼里或许真就是这样的。

然而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质疑他们和不列颠的联系。在20世纪前，这种联系就叫“家”，哪怕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踏上过“家”的土地。他们知道，尽管和英国人有分歧和对抗，但大体上他们仍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尽管往返两个国家要跨越半个地球，但旅行者会发现一样的法庭程序，一样的议会，而维系社会运作的不成文习惯也相互兼容。正是这些相似之处，而不是体育､电视､食物等等，构成了国家认同的核心，并继续吸引来自南欧和亚洲裔移民争相融入。

直到1960年代，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同时视自己为不列颠人和澳大利亚人。这种认同后来逐渐消失，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随时间自然的淡化，二是大批其他地区的移民涌入，三是英国1973年灾难性地决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两国间传统的贸易往来被欧洲关税同盟取代。

即使现在，许多澳大利亚游客在不列颠机场落地时心里都不好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和不列颠对抗的国家的公民可以走欧盟通道，自己却要和其他国家公民排在一起。“打加里波利战役时都没排过这么长的队！”他们这么抱怨。在1915年试图打通黑海的那场惨烈的战役中，有无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牺牲。

加里波利战役惨败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的地位和他们的不列颠战友没有差别。事实上，不列颠人比澳大利亚人的伤亡率还高一点点。这一点有必要强调一下，关于这场战役的一些传言不可信，尤其是1981年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加里波利》中，称澳大利亚人在海峡上因喝着茶的不列颠冷血军官的命令而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

加里波利注定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建国史上的关键时刻。澳新军团日的纪念活动规模也超过了其他盎格鲁圈国家在类似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的活动。但如果说纪念活动的重要性在于疏远和不列颠的关系，所有参战的人都会觉得荒诞不经。毫无疑问，加里波利战役指挥无能，执行不力，但是那时人们不会怀疑英语国家民众并肩对抗独裁暴君的事实。

跟1776年不同了，有着大量不列颠人口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非起因于殖民者。正是因为从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中吸取了教训，伦敦方面总是试图先于殖民地一步，给予比殖民者所要求的更多的自治权。

1931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就已经废除了不列颠议会对自治领的所有立法权限。不过南非直到1934年才批准，澳大利亚等到了1942年，而新西兰一直拖到了1947年，加拿大则一直在争论联邦和行省的权力问题，直到1982年才批准该法案。

19世纪的不列颠政策制定者都很关心这些伟大的国家从从属国演变成盟友国的演进历程。在澳大利亚这里，这是一个漂亮的胜利。2000年是6个自治殖民地联合成澳大利亚联邦的100周年庆。5位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爵士､高夫·惠特拉姆､马尔科姆·弗雷泽､鲍勃·霍克和约翰·霍华德———来到不列颠众议院，这是通过联合法案的地方。数月后他们又回到这里，在市政厅参加了国宴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做了礼拜。女王参加了仪式，因为在前一年的修正案公投中决定保留女王作为国家元首。澳大利亚当时肯定也有纪念活动，然而在联合王国本土为如此重大的澳大利亚民族纪念日举行仪式，意义非凡。

约翰·霍华德于2003年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纪念馆开馆仪式，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语国家民众的价值观而战的数十万澳大利亚人。仪式进行时我碰巧路过。两小时后我再次经过，看到媒体早就散去，而这位和蔼质朴又非常成功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仍在那里和众多身在伦敦的澳大利亚人握手交谈。

霍华德，第一次公开使用“盎格鲁圈”这个词的政府领导人，对纪念馆所铭记的历史深信不疑。英语国家的民众曾两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自由并肩战斗。在他眼里，他们现在仍旧会这样。正如2010年他对美国听众所说的：“我从政治生涯中发现，我们的社会之间明显存在内在相似性和紧密性。这或许在政府最高级领导人之间最能得到体现。毫无疑问，世界上最紧密的情报共享体系就是由盎格鲁圈的五个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打击恐怖主义，及时的情报极为重要。因此，十分庆幸我们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信任彼此的合作和可靠性。”

在同一篇演说中，霍华德也热情地提到了印度具有盎格鲁圈的特点。那么，他是如何定义“盎格鲁圈”的呢？是通过对个人自由､普通法系､代议制

关于“盎格鲁圈”

那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在欧洲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依据文化，这个概念指的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斯莱哥或者新加坡。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 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我们把这样的文明体称作“盎格鲁圈”。

《自由的基因》丹尼尔·汉南 著 / 徐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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