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討論因我而起，所以我先說三點。 第一點，一門學科應該有一個一貫的主題，有邏輯體系，有嚴密的論證，才能夠算是一個嚴格的學科。如果缺少了這三個基本要素，那麼這個學科是很難進行科學研究的。從歷史上來看，20世紀80年代早期我們稱法理學為“法學基礎理論”的時候，按照這三個標準，應該說它還稱得上是一門學科。因為從知識結構來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學原理，二是中共黨史的史料，三是分析法學的框架，合在一起，可以稱之為“法學基礎理論”。
但這種情況發展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有了很多變化，隨著法理學研究的寬度跟廣度拓展，新的法學研究的成果加進來了。
從量上來看，法理學增加了篇幅，但是從邏輯體系來看，不同的學說、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指導思想都集中在一起，所以我稱之為一種“沙質的城堡”，而不是一種泥瓦的或者木質的有機的自治體。從學科理論的角度來講，法理學是一個沙質的城堡，很難稱為一種嚴格的科學。
第二點，法理學有它自身的特點，我們所說的“法理學統一化”運動，其實和法理學本身的特點還是有差異性的。
首先，法理學不同於部門規範法學，也不同於法律的歷史；它沒有一種客觀性，更多的是主觀性和學者自己個性的色彩。如果說一個學科有自己過多的主觀色彩，或者是研究者自己的個性，那麼這個學科的統一化就是不現實的。 所以沙質化就會變得更加嚴重， 有可能最後變成一片沙漠，也就是我說的“法理學的死亡”。
其次，從現象上來看，這種沙化的過程有兩方面：
一方面，法理學還是要承擔中國法學意識形態的功能。官方有什麼樣的政治法律政策，法理學就應該進行相應的演繹與發揮。
另一方面， 政治權力資源是非常稀缺的，並不是每個法學家尤其是每個法理學家都能夠享用這種資源；於是他們就找到其他方式，如大量引進西方法學的成果，搖身變成了明星法理學家。最後導致的結果是，整個法理學各說各話，很難形成在同一平臺上對話。
第三點，文章提到所謂的法學教義學和社科法學，是自2014年以來法理學的最新熱點。法理學的重心為什麼轉向了法教義學，這個要問舒國瀅教授和陳景輝教授；之後法社會學如何興起，如何把法教義學當作它攻擊的目標，也許要問季衛東教授。我就先說這麼多，謝謝大家。
來源：《中國法律評論》、北京大學法學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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