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广场上赢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彿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自豪的史实。其中第七根，表现的是武安商帮，题为“南绸北药”。
2008年春节前后，一部长达52集的电
视连续剧《闯关东》热播，吸引了亿万观众
的眼球。这部电视连续剧写的是清末民初的
一场大移民—数百万山东人渡海出关求食谋生。通过这样一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展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观看这部电视剧，武安人深受触动，他们纷纷回忆起了自己的
先辈，因为他们的先辈也是“闯关东”人潮
中的一群。我的《药鬼子记事》一书中记述
的“武安药商下关东”，表现的正是这段史实，它的历史背景与《闯关东》大体相同。与山东人不同的是，山东人去关东，是去垦荒、淘金、伐木、挖煤。而武安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去做药商，也就是卖药。
根据史料记载，武安药商最初走出山海关，时间上讲大约是在清代的乾隆中叶，即1760年左右，脚步的停留地大约是沈阳一带。当然那还不算是后来狭义上讲的闯关东，因为沈阳还在“柳条边”的这边。那时，武安药商在东北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武安药商在东北的事业真正的大发展，便是随着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移民展开的。移民进入的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为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武安药商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自己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
那么，在进入东北之前，武安人在干什么呢？他们经商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武安人民自古重商，精于商道，商业上创造了极大的辉煌。不止一种史志资料讲到“武安向称商业繁华”。“向称”，一向说，什么时候干始说？明朝嘉靖年间编篡的《彰德府志》就有这样的记载：
“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阔不居货。”
第一次读到这则记载的时候，我深感惊诧，很长时间里感到半信半疑。怀疑这个说法会不会是修志者的有意夸饰——太夸张了吧？因为我难以想象，当年的武安，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商家？多少商人？“厢房村墟罔不居货”，如果我没有错误理解的话，它的含义应该是：所有的村镇都有商业，所有的房屋都在储藏货物！
但认真考证，编写《彰德府志》的崔铁（公元1478—1541），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信口胡说。后来经过数年研究，我终于确认这个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至少从明朝以来，“武安商人”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影响巨大。如果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说它同晋商、徽商、苏商一样，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商帮。他们纵横天下，至少在明
清两代和民国时期，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中国商界一支让人刮目相视的存在。
对此，历史学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在《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武安商人兴起于明中叶，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武安地处山区，土地贫疡，与山西商人的形成大致相同。明清时期随着人口
的增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谋生，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开始是在本地区，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从事流动经营，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逐渐由经营药材扩大到药材、绸布和山绸的经营，由在本地区的经营扩大到辽宁、吉林、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江苏、安徽等地并且活跃于各地的城乡。随着他们外出经营在经济上实力的增长，以其经营的所在地逐漸形成了武安商业集团，以其经营所在地划分，可分为河南帮、山东帮、关东帮、河北帮、苏皖帮、山陕甘帮等。
民国版《武安县志》载，1934年，武安人口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从业2万余人。武安商人的经商地，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
区以上，其中包括：河北、河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山东、山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
研究“武安自古多商贾”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有商业史专家注意到，武安在战国时代属赵国，赵国行商之风浓于列国，曾经出现过吕不韦、郭纵、卓氏等一批大商人（有史料和民间传说证明，郭纵就是武安人，可谓武安商人的先祖）。历史前推，赵地主要区域在山西，因此武安的文化脉系实与晋文化血肉相连。至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大量自称来自山西洪桐老槐树下的先民徙居武安，使武安和晋文化的传承关系更为直接。或许可以说，武安人和山西人一样，骨子里早就深深植下经商的基因，具有由来已久的商业传统和卓越的经商才华。
晋商研究专家称晋商有500年的经营史。《彰德府志》襄修始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修成于嘉靖初元（1522年）。此时武安的“商贾”已经相当之多，商事繁盛形成了“照房村蜡，罔不居货”的景象，其前不可能没有一个发展过程。稍微往前推算，便是十五世纪中叶以前了。把1956年公私合营作为快点，武安人经商的历史则也是长达500年以上大致与晋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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