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思恩(1935屆)
(一)
1929年夏我在桐鄉縣崇實小學畢業。桐鄉沒有中學,升學要去嘉興或杭州。我父母親信基督教,父親葛慶餘是桐鄉教堂的宣教士,他們要子女讀教會學校。因此我的幾個姊姊都讀杭州弘道女中,我進了嘉興秀州中學。
桐鄉距嘉興60多里。 當時我實足11歲,就要離家住讀,家長曾有此顧慮。 桐鄉到嘉興通輪船,但從桐鄉到輪船碼頭的雙橋有7里路,要步行或坐駁船。在秀州讀了6年,每年寒暑假回家兩次,父親幾乎每次都到輪船碼頭接送。
我家人多,收入少,經濟拮据,實際上沒有讀書條件。父母親節衣縮食,賣地借債,子女輪流停學,做工讀生,先畢業的支援後畢業的,·...·兄弟姊姊7人才都讀完了高中,有的還讀了大學。我在秀州除第一年外,做了5年工讀生,也稱自助生。
入學後第一學期,我學習成績較好,因此第二學期減免了學費12元。 嘉興美籍傳教士花喬治還因而資助了3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從初二起我做工讀生,每天工作1小時,每次1角錢。後來有多年我協助何章欽老師做會計工作。
(二)
當時校長是黃式金,他去杭州之江大學後,由顧惠人任校長。 黃校長女兒黃惠馨,解放初與我曾在上海
《新聞日報》同事。
教務主任俞滄泉,訓導主任駱之駿,事務主任何章欽。 俞老師教地理,用張其昀編的課本,這課本內容多,知識面廣,可學到許多東西。 何章欽教歷史,用他自己編的講義,可知他下了許多功夫。 此後我一直愛好歷史、地理。駱之駿教英文,用的課本是林語堂寫的《新中國》(New China)。此前,美籍教師竇維思、戴佩禧(女)等也教過英文。教會學校比較注重英文,因此學生基礎較好。進大學後不久,八年抗戰開始了,隨學校輾轉遷徙,學習條件較差。我後來做了幾年英文新聞翻譯,也參加過英文報紙工作,主要基礎是在中學學的。 曹之競教國文,分精讀、略讀兩種。略讀是翻譯小說《愛的教育》;精讀課本中古文較多,有《詩經》、《離騷》等。此外當時看了很多舊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唐》、《七俠五義》、《蕩寇志》等,對學習語文與作文很有好處。童金耀教動物學,一張動物分類的“綱”、“目”表,洋洋大觀,很難背出來。初二時,黃褚彪教過化學。他是本校畢業的,我們初一時他高三,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後來他考上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成為空軍高級將領。
教師多數大學畢業,水平較高,待遇也不錯。我在會計室做過工讀生,瞭解工資情況,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是每月70元,銀元通用。學生多數住校,班上只有周學章、龔揚時個別同學是走讀的。 住宿生只有星期六下午能外出,而且要請假,因此可以專心學習,心不旁鶩。教師教得認真,學生學得認真,因而教學質量較好。
(三)
我從小學起就愛好踢球。 進秀州後,有幾次看校隊踢球。 隊員多數是高三、高二學生,人高大,球也踢得不錯:有高三的黃褚彪、王恩賜,高二的方朝俊、徐善根、姚杏初等。黃褚彪、方朝俊畢業後都考上筧橋航空學校,航校對體格檢查的要求十分嚴格。他們學習駕駛飛機時,常飛到嘉興在學校上空盤旋。我後來也想考航校,已報了名,後因手續延誤,沒有考成。
我在初中、高中都分別是校足球隊隊員,有一次曾參加與蘇州桃塢中學的比賽。當時帶隊體育教師:足球是金朝琮,籃球是曾為金陵大學校隊隊員的姚一鵬。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東北,舉國震驚。 當時我們在初三,停課下鄉宣傳,由姚一鵬老師帶領,從嘉興步行到浙蘇邊境的市鎮王江涇,再到盛澤。“九·一八”時正遇發大水,一路上涉水前進。晚上住在一所小學的教室中,地上鋪稻草。晚上天冷,許多同學把稻草蓋在身上或綁在腿上。 因日本侵略步步深入,浙江省1934年開始高二學生暑期集中軍訓,地點在省立杭州高級中學,歷時3周。那年大旱酷暑,有一次中午行軍到筧橋來回,氣溫40多度,當場有許多人中暑。軍訓結束回到嘉興,因大旱河道乾涸,我步行60多里才回到桐鄉。
(四)
1935年夏我秀州畢業,赴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考這個學校的一個原因,是該校不僅不收費,還供給伙食、制服及每月3元零用。這樣的學校當時是不多的,故考的人不少,分別在南京、北平、武漢三地考試。秀州歷年有一些學生考入這個學校,有1932年的羅學良,1934年的祝麟、金興中、周廷立,1935年葛思恩及1936年吳坤淦、毛樹清。
毛樹清也是桐鄉人,與我小學、高中、大學均同學,且在大學都學新聞系。我因病休學一年後,1940年我們同年畢業。1990年他從美國回來探親,上海秀州校友曾聚餐歡迎。王鳳也是桐鄉人,畢業後我們曾同往南京考學校,後來他考上高等警官學校。 鬱維賢,楓涇人,在班上我們來往較多。 他考上南京兵工專門學校。抗戰期間,有一次在後方試驗地雷,因地雷爆炸犧牲。
胡鴻慈、周廷衝考上上海醫學院。1936年夏我從南京經上海回家,曾去看望他們,並在海格路他們學校中住了一晚。解放初周廷衝一度住在江蘇路,我也去看望過,他當時在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工作。他的哥哥周廷立,則與我在政治學校同學。胡錫年,硤石人,在秀州比我高一班。 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央社”編譯部,我們曾同事,後來他去英國留學。沈宗潮在秀州也比我高一班.在校時沒有交往,只知道他愛好體育.後來他到上海讀光華附中高中,與我後來的愛人俞湘文同班同學.從而成為我近年來往最多的秀州同學。
在校時就聽說趙傳家的名字,知道他是很早就畢業的老校友,他愛人張荔玲與我二姊葛香英,是杭州弘道女中同班同學,畢業後常有來往。解放後有幾次我陪二姊夫看望張荔玲,因而認識了趙傳家,他們住在愚園路。他多年任市西中學校長及區政協委員,我們多次在區政協小組一起開會,他每次認真準備,積極發言。1980年區政協成立一箇中學教育調查小組.,我們同在一個組,曾一起去延安中學調查。他也積極參加並主持上海秀州校友會的活動,有多次活動就在他任校長的市西中學內舉行。有一次校友會在徐彙區政協活動,我們恰巧同乘一輛公交車,他老伴在車上招呼乘客讓坐,說老先生89歲了。如此高齡,還遠道參加活動,也反映了老當益壯,認真負責的精神。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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