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与病毒对抗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一场场发生在显微镜下的战斗，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并以某种残酷的方式，将自然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以此迫使人类一次又一次审视自身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误闯雷区，自然的宽容
丛林里的“恐怖故事”要从20世纪50年代讲起。弗雷人是生活在南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原始森林中的一支原始部落。部落内盛行一种叫做“库鲁病”的怪病，来自族语“kuria”，意思是颤抖。
患者仿佛被下了咒，浑身颤抖、说不清话，病重时还会毫无征兆地手舞足蹈，最终失去所有记忆，在癫笑中死去。这种诡异的死亡方式让部落人相信，这甚至不是病，而是巫术灵验。1957年至1960年，约1000名族人因此丧命。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加德赛克来到新几内亚。起初，他也认为库鲁病只是一种部落内遗传病。直到他亲眼看到部落为一位因库鲁症去世的人举行悼念仪式——族人将逝者的头颅割下，取出脑花，与蕨类植物混合，在竹筒中煮熟后，分给在场的妇女和儿童食用。
在弗雷人看来，尸体与其掩埋后，被蛆虫吃掉，还不如被爱着死者的人们吃掉。而女性的身体被认为能够容纳和驯服伴随实体而来的灵魂，因此由女性食用脑花，男性食用肌肉。
加德赛克敏锐地预感到，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患库鲁病的大多是妇女，而鲜有男性。之后，他将病人那已经纤维化成一块粉红色海绵的脑组织给猩猩接种，两年后猩猩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人们这才确认了库鲁病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克雅氏病（海绵状脑病）的传染病，加德赛克因此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先别着急批判“人吃人”的残忍与无知，人类进化的历程中，确实存在过“人吃人”的荒蛮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人和古印度人都曾把“吃人”作为宗教风俗。
自3万年以前登岛后，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弗雷人，显然没来得及追上现代文明的进程，也正因为此，部落中“吃人”的仪式既是生存所迫，也出于真挚的爱与悲伤。
如果说，同类不相食，不仅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底线，也是自然进化的内置规则，那么弗雷人只是误闯了雷区。自然界虽然严厉，但也不是不曾宽容。新几内亚全面禁止“食人”风俗后，库鲁病也从此走入历史。
逆天行事，必遭其凶
人类健忘，相似的戏码很快重演，而这一次却是贪婪和欲望结下的恶果。
短短2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农场主们为了提高牛的蛋白质摄入量，让牛长得更快、个头更大、肉质更佳、产奶更多，给牛喂食时，把牛身上卖不掉的部分制成肉骨粉添加到饲料中，其中当然也包括牛的脑组织。但牛羊本食草，不会吃动物，更不会吃同类。
正是这逆天的贪婪，为疯牛病在英国暴发埋下了伏笔。90年代初，凡是患病的牛精神错乱、行动失调、体重下降，如同疯癫，并很快死亡。原始部落里的历史教训，在现代文明都市再次上演。
1996年，英政府宣布食用疯牛肉可能导致脑衰竭，而英国本土的10位新型克雅氏病患者与疯牛病有关，其中8人死亡。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在1991年到1992年，已经有大约100万头被感染的英国病牛进入了食物链。
患疯牛病的奶牛
当时，每月至少有1000头牛发病。疯牛病后来甚至还出现在北美和日本。而英国本土，在宰杀并深埋十几万头病牛后，用了整整10年时间，才从“牛肉恐慌”中走出来。
今天人们知道，不论是疯牛病还是库鲁病，其致病因子都是朊病毒（一种结构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没“变坏”的时候普遍存在于生物大脑中，但“变坏”的蛋白可以通过食物传播，使大脑出现海绵状病变。关于朊病毒的多种类型和复制机制等，至今未得破解。
人类与跨物种疾病的斗争是如此残酷。2009年，美国首次在人类体内检测到HINI新病毒（俗称“人感染猪流感”），其基因与常在北美洲猪群中传播的流感病毒十分相似，却在人类身上发生了变异，能够人传人。仅仅两个月后，感染者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美国本土就确诊27717例，127人死亡。
2013年，上海发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甲型流感H7N9病毒（俗称“人感染禽流感”），不久后便在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出现确诊病例。这种在人类身上致死率高达30%~40%的病毒，原本只在家禽与野鸟之间传播，至今人们仍然对其来源、传播途径不甚明了。
逆天行事，必遭其凶。或许，弗雷人理解得没错，这是巫术。施法者，是自然。
魔盒开启，人人自危
每一次如疯牛病、猪流感、禽流感暴发后，人类在尚看不清敌手真正面貌的情况下，第一反应便是惊恐地将数以千万计的禽类、牲畜统统扑杀，让它们替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埋单。
但自然界的物种并不都像猪牛鸡鸭那样好欺负。人类不可能，大自然也不会同意永远让其他物种来背锅。于是，寻常流感的致病因子——冠状病毒变异了。
2012年，一位60岁的沙特男子出现了咳嗽、发烧等感冒症状，大多数人都会倒头大睡，等待身体自身的免疫力打败体内病毒。但这次不同，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入院几天后即死于肺衰竭和肾功能衰竭。随后，这名患者的血液标本被分离出一种被称为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
今天人们已经可以追溯到，早在1992年以前，单峰骆驼就已经获得了MERS病毒的原始毒株，只是不表现出感染症状。MERS病毒在骆驼身上潜伏10年之后，于2011年前后开始零星感染人类。
虽然病死率超过30%，但由于早期人传人的现象不明显，所以一直等到2014年6月，沙特和阿联酋有超过500人感染，MERS病例出现暴发迹象，这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病毒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病征与SARS相似，起初人们称之为“新SARS”。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它比SARS更残酷。MERS作为第六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自2012年被发现以来，因其死亡率超过30%而令人闻之色变，但在传染性方面似乎不强——我们与中东隔着大洋，而且也不养骆驼。
直到2015年，MERS随着人类的迁移，从沙特传播到韩国，在短短一个月内发生了181例确诊病例，一时间亚洲各国人人自危。截至2019年10月，全球27个国家共向世卫组织报告了2470例MERS确诊病例，其中851例死亡。
世卫组织评估，中东地区未来还将报告更多MERS病例，而通过接触单峰骆驼、饮用生鲜骆驼奶、人员接触产生的病例，还将继续向其他国家输出。人们只能通过追踪接触者、开展筛查的方式阻止疾病大范围暴发。至今，全世界仍然没有针对该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
2015年，MERS在韩国暴发
但中国人对这种病毒或许并不陌生。作为冠状病毒的家族成员，它和SARS，以及此刻正处于暴发中的新冠肺炎病毒是近亲。但相比于MERS病毒，不论是SARS还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都在传染性方面有了大跃进式的发展。而一种名为“气溶胶”的传播方式，几乎让这种病毒成为防不胜防的存在。
从MERS、SARS到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一再变异，从跨物种传播到人际间的高频暴发，潘多拉的盒子又一次被打开了。
来自哥谭市的报复
如今不论扑杀骆驼或果子狸都不管用了，三种冠状病毒的源头宿主，都疑似来自地球上冠状病毒最大量的携带者——蝙蝠。蝙蝠的种群数量，高达地球胎生动物的1/5。随便找个大点的山洞，就能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倒挂着上百万只蝙蝠。
蝙蝠身上可以携带的病毒超过4100种，包括埃博拉、马尔堡、狂犬病、SARS等。蝙蝠本身由于拥有独特的DNA损伤修复能力，能够与这些病毒和平相处——但人类不太行。
SARS期间，曾有十几家机构做过疫苗研发，在病毒基因组发布后，研究人员更是花费20个月的时间才推进到人体临床试验阶段，但那时SARS疫情早已消失。别误会，并不是人类战胜了SARS，而是由于天气转热，病毒自然消失，听起来更像是大自然“心软”放了人类一马。
《传染病》剧照
至于这一次，世卫顾问隆吉尼追踪新冠肺炎的传染力，预估最终全球恐有超过数十亿人遭感染。从今天的情况看来，冠状病毒变异后，在致死性降低的同时，传染性却大幅提升。专家预计，这次的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可能演变为一种普通流感病毒与人类共存——这确实更符合病毒的利益。
事实上，世卫组织确认的人类历史上真正消灭的病毒只有“天花”一种（如今仅存在于实验室）。但新的跨物种疾病暴发周期正在缩短，从MERS、SARS到新冠肺炎，几乎每一次，人类都是被病毒追着打。
是大自然突然变得暴戾，还是蝙蝠侠突然造反？不妨先审视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的行为——伴随着整个欧亚大陆亮起万家灯火，伴随着桥梁道路连通万里江山，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正急速萎缩，它们又何尝不是被人类追着打？野生动物们也不想接触人类、成为传播疾病的中间宿主，但它们无处可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按键一旦启动，这报复未必隔日抵达，但纵使海枯石烂，最终也一定会抵达。
或许仅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够的。这个春天，人类与新型冠状病毒短兵交战。他们是无辜受体，但他们也是始作俑者。在无穷无尽的泪水汇入长江之后，人类会长记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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