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山靠海的环境，让闽南人早在一千年前便已适应了海边的生产、生活，因为海的便利，闽南人率先完成向海外人口扩张的跨越，

海沧的山与海

然而，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关心着闽南的人口输出，却忽视了具同等规模，但默默不做声的闽南内部迁徙，这就好比一个大熔炉，在持续输出钢水的光辉之下，那些黯淡无光的回收废钢总是无法受到关注。

本文试着从漳泉交界的海沧寻找曾被忽视但却深刻反映了当时与现在社会环境变迁所具有的底层文化线索。

海沧，作为海澄县的组成部分，在几百年与海搏斗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传统，海沧“邱姓”、“杨姓”、“谢姓”和“林姓”不仅是本土的望族，更是海外赫赫有名的五大姓之一，他们和对岸的“许姓”、“蔡姓”、“陈姓”、“谢姓”等共同组成了海澄县的主要群体，并引领着海澄县海洋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

1910年九龙江沿海地图，拍自厦门规划展览馆

但时至今日，在这些原本以单一姓氏为主导的自然村内，却早已出现多姓混居的现象，他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近百年，在抵御战乱、共抗灾害方面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甚至还共同坚守着的村庄的原始信仰，并保持着紧密的姻亲关系。

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并不遥远，大约发生在清末至解放前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异呢？且以海沧钟山村为例细细道来。

一、姓氏分布现状

钟山村，位于海沧半岛中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填海之前，钟山村北靠蔡尖尾山，南临海沧内海，是扼守海沧东西两半部分的海陆枢纽，历来是海沧重要的粮仓、渔场和码头，同时也是南洋华人华侨重要的祖籍地之一。

钟山村共有两千余人，是海沧地区少见的仅有一个自然村的行政村，也是周遭村庄中人口聚集度较高的自然村。截止2018年，钟山村共有家庭户818个，蔡姓以61%的占比位居第一，其次分别为林、陈、郑、王、李、朱、吴、廖、戴等，该十大姓占全村总户数的86%。

除了以上十姓外，在钟山定居超过五十年的姓氏还有黄、钟、温、杨、谢、周、梁、苏、潘、吕、阮、严、赵、白等，包括近十年通过结婚落户钟山者，全村共有独立户50姓，相较一百年前蔡姓的单一姓氏格局，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注：本文所统计的数据来自钟山村以户为单位的通讯录，因仅户主登录在案，能够较好地反映钟山村定居户的姓氏构成，对于追溯百年来钟山姓氏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有一定参考价值，数据共有三个不同的年代版本，依时间序分别为2018年、2010年和2005年。

二、第二次移民高潮：城市化

在三份全村姓氏数据中，2010年和2005年差异不大，蔡氏均占66%，十大姓的名单仅在王和吴两姓间微弱区别。到了2018年，蔡氏降低至61%，前二十大姓之外的姓氏种类和数量迅速上升，究其原因，主要为钟山村所在的海沧规模性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虹吸效应，简单说来就是钟山女婿随妻子落户钟山，从而引入了更多的外来姓氏。

钟山村，作为海沧新城区的发源地，其地位相当于厦门特区的湖里村，从1990年海沧开发到今天，钟山村一直是海沧与厦门、漳州之间往来的陆上枢纽，海沧行政中心、海沧文化中心、海沧地铁/公交枢纽站均位于其境内。

受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影响，钟山村早在90年代便已发展成城中村，只是近三十年来，钟山居民区在城市规划上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准拆迁状态，当地百姓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直到2008年，拆迁才真正付诸行动，也大概是从那时候起，钟山村迁入人口剧增，从而较大程度地改变了钟山村的姓氏结构。

从钟山各村民小组的三个不同年代数据看，2018年各小组中的单户姓氏大幅度增加，显然这是源自女婿或媳妇的姓氏，因随迁人口和拆户数量的增加，钟山村户数也有明显的增长，这种急速的变化与城市化关系最为密切，完全不符合自然增长的规律。从钟山村嫁出去的女儿大多保留钟山的户籍，其夫婿、儿女也纷纷落户钟山，至于嫁入钟山的新娘，自然也会将户口迁至钟山，如此一来，钟山村在人口和户数方面便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增长速度。

但从2005年合2010年分组数据看，蔡氏以外的姓氏种类也不少，他们进入钟山的年代根据其所在组别而有所不同，如仅存在同一组者，迁入钟山的年代在解放前后，如跨越两个组以上者，迁入年代在清末至民国初年，这两类人进入钟山，则要从钟山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说起，但像陈、林两个闽南大姓则不在此例内，他们一般是多个来源。

三、第一次移民高潮：寇乱

根据苏孝先主编的《漳州十属旅星同乡录》资料显示，1947年海沧共计18807人，其中男子8459人，女子10348人，男女比例为0.82。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像极了现在的留守山区，男子多出外，女子多留守。

从清代到民国，海沧地区的百姓在迁界、瘟疫、五口通商、海寇等人为与自然的多重灾难影响下，已经没办法像明代那样为所欲为的安居乐业了。借助于当地发达的海上交通和海外同乡的援助，海沧人纷纷下南洋，或务工或经商，家中仅留下老幼妇孺及守家代表。

1954年海澄县(海沧)、厦门市地图，拍自厦门规划展览馆

得利于乡族协作及自身的努力，出洋的海沧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经营得当并小有成就，他们多衣锦还乡娶妻生子，并建造红砖古厝或番仔楼，置办田产，成为富甲一方的富户，从此开始享受人生。

但也有许多人两手空空，或穷困潦倒避居不回，或客死他乡杳无音讯，这些人大多失联，他们原乡的妻儿父母则只能仰仗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稍遇波折则可能老弱病残全数归于黄土。虽说如此，但海沧整体上还算是富庶之地，毕竟处于当时相对繁华的厦门湾，生存条件较闽南其他地区仍有明显优势。

大部分劳动力出洋谋生，当地的劳力工作则由临近府县的劳工补充，这些劳工往往也是其原乡的逃难者，有的单身一人，有的携家带口，他们以长工或短工的形式在海沧各出洋富户家中暂居，以出卖体力为生。也有一些顽劣之人，往往蝇营狗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如结成丐帮，他们以人多势众垄断当地的婚娶轿队，哄抬价格以敲诈勒索海沧富户为生，到了后期连平民百姓都蒙难，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海沧各村，从目前留存的碑记看，就有宁店、渐美和东屿等村。

图/1958年海沧地图，拍自图说厦门

在钟山，自然也有这样的氛围，大概是互取所需，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留守人员渐渐结合了，以下摘录几个本人所知确实存在的案例，以窥究竟：

其一，某蔡氏，同宗堂兄弟均移民马来西亚，仅其一人留守祖厝，后娶海沧某村女子，生有一子，但不幸早逝，其妻子便以招赘的形式“娶”入安溪籍外姓以达成养家留守目的，所生儿子便随蔡姓，而该男子的父母兄妹则随之定居钟山，妹妹随后嫁本村蔡姓；

其二，某蔡姓男子与前妻育有一子，前妻逝世后，再续娶一女子，该女子为安溪人，原夫早逝，带有一林姓儿子随嫁，再生一子。后来蔡姓男子的两个儿子陆续下南洋，而其房屋田产除了与同宗共有的祖产外，均由该林姓同母异父兄弟继承。

其三，某蔡姓女子堂兄弟均出洋，其祖产多为该女子父亲打理，但该女子无兄弟，为了维持家族生计，该女子便招赘某海澄籍男子，儿女跟随女子姓蔡；

其四，某蔡氏男子，兄弟多人南下缅甸，自己作为长子留守家乡管理一三落两护大厝及其他诸处田产和房产，并在解放前加入共产党，参与了海沧的解放过程。解放后，为了避免被定性成地主，该男子将各房产分给暂住钟山的异姓甚至无房的贫苦蔡姓，自己仅留一护厝和最后一落。

钟山唯一的宗祠，蔡氏家庙

如此种种，外来移民只要在钟山长期停留，一般都可以获得定居的机会，或以结婚的方式成为其中一员，或者在解放后通过贫民身份获得分房分地，这些姓氏到几天已经跻身钟山的前二十大姓行列，如来自安溪的白姓、陈姓、钟姓、林姓，惠安的朱姓，南安的郑姓，潮州的吴姓，永定的戴姓，大嶝的谢姓，金门的赵姓，以及同属海沧的后井周姓、温厝温姓等，其中以安溪籍为最多。

四、钟山姓氏格局中的海沧现象

钟山村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发生的外来姓氏大融合，并非钟山的个例，而是整个海沧的普遍现象。

海沧从海澄县割属厦门后，经历了40年的沉寂期后，在90年代因为王永庆的“901计划”而成为中国最早的台商投资区之一，尽管这个项目最终没能在海沧落地，但却因此拉开了海沧大建设的序幕。在2005年以前，海沧的建设还只是局限在新城区的局部位置，但之后，大建设迅速开启，海沧像开挂了一般迅速崛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城，而原有的村庄也因此成了围城，城外人想方设法钻进来，城内人仍在坚守最后的一隅，最终结果是宗族社会慢慢淡化，城中村人多拥挤、文化气息淡化开始蔓延。

而在清末至民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整个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尴尬境地，闽南作为最早被迫开放的地区之一，更是充斥着中西方碰撞的火花，在山区，寇乱迭起，在海边，西方人肆意掠夺。海沧因靠近西方人活跃的厦门城和鼓浪屿，整个海口都被西方人封锁，渔业已经无法进行，百姓只能勉强种植度日，以致不得不远走他乡另求谋生。外出的人为了保护家中妻儿的平安，他们设置了三都联络局这样的村庄联合组织，自行负责地区的安防和福利，但这对于维持一方的安定仍是不足的，于是在海沧大量无主房源和贫弱家庭，他们通过与新移民的弱弱联合而得以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他们通过互相帮扶和建立姻亲关系达到共度难关的目的，这也是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所引发的自适应反射。

钟山村的信仰中心，水美宫王爷信仰，2019年12月14日送王船筹备中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非孤立案例，在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等时期也同样存在于海沧，甚至整个闽南，只是当时地广人稀，不同姓氏的家庭得以相对隔离发展，从而衍生出不同大小的社，而到了100年前，人口聚集度已经高于以前，不同姓氏之间无法以宗族为纽带形成聚居点，而只能以信仰作为村庄的向心力约束，这也是为什么与海沧境地相似的闽南沿海信仰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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