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政党寻求跨国联合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在当今的极右势力看来，几乎没有比“国际主义”更肮脏的词了。

它包含了当代民族主义者所鄙视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们最紧迫的问题需要通过跨境合作来解决。但国际主义，一个含蓄地假定国家存在的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团体正在建立联盟，越来越多地在跨国机构中运作。

这唤起了国际极右主义联盟的精神。他们的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敌意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蔑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提倡在本应同质的、有机生长的、封闭的民族社区之间进行全球合作——这被称之为“反动的世界主义”。

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国际主义形式，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体相比，人们对它的研究还较少。

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的国际联盟与这些运动本身一样古老。

历史学家格伦达·斯卢加（Glenda Sluga）指出：“在19世纪的各种政治文本中，包括在以弘扬民族主义而闻名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一种普遍的国际化意图和与国际主义的互动。”

毕竟，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含蓄地假定了民族的存在，而这使得它极端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实际上，19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秩序是普遍的，并试图将他们的斗争跨越国界。其中最著名的是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领导了意大利统一运动，并参与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他的人民国际联盟(People 's international League)推动了国际联盟的出现，并且主张“国籍权利”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真诚谅解”。

尽管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变得激进，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国际主义野心。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不管是中间派、保守派还是极右主义极端分子的民族主义者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他们眼中的左翼威胁。

许多人在本国国内与之战斗，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战斗是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哥伦比亚大学保守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这个右翼国际组织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在1918年的《发酵世界》一书中区分了“胶体”（即世界性）国际主义和“结晶”国际主义。

巴特勒认为，胶体国际主义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对“一个没有民族纽带和民族野心的世界共同体”的“无可救药的不切实际”的愿望。相比之下，结晶般的国际主义是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和目标”，这些是“人类更大事业的要素，每个国家都应该是这个事业的独立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早以这种方式出现的组织之一是1924年成立的日内瓦国际组织(Geneva International)，其分会分布远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18个国家。它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捍卫秩序、家庭、财产和国籍的原则”，它的世界性联系网络包括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和法国的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它还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以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有所接触。

欧洲法西斯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一系列的世界大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于1934年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法西斯政党会议，其目的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建立一个跨国联盟。所有主要法西斯政权都举行了自己的国际会议，并邀请其他法西斯政党参加本国的活动。在纽伦堡的集会上，纳粹欢迎来自伊拉克、暹罗(现在的泰国)和玻利维亚的志同道合的团体。

这些政权还建立了几个国际主义组织，参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运动。“法西斯主义现在是一场国际运动，这意味着法西斯国家不仅可以为了掠夺而联合起来，而且他们正在探索，也许只是半有意识地，走向一个世界体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37年观察到这一情况。

法西斯国际主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尤为明显。随着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涌入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法西斯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却壮大了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其中包括爱尔兰法西斯分子和罗马尼亚铁卫队武装分子，更不用说佛朗哥还得到了柏林、罗马和里斯本独裁者的支持。

这种国际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1936年东京和柏林批准(1937年意大利和西班牙批准)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在1941年得到修订，当时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萨尔瓦多和作为观察员的土耳其成为了缔约国。

战后，极右势力虽然遭到削弱，但仍继续在国际上组织活动，召开会议，成立组织并开始出版出版物。甚至新纳粹组织也成立了国际组织，包括1962年成立的极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世界联盟，该联盟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设有分支机构。在冷战期间，许多这样的联盟都植根于反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成立的臭名昭著的世界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将极右势力与全球范围内更为温和的保守派团结在了一起。

当时和现在一样，国际合作的优势太明显了，明显到民族主义者无法忽视，它们提供了外部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更大的跨国运动的一部分，也让他们在国内看起来更重要。

然而，这样的联盟可能是脆弱并且充满摩擦。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经常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小分歧而发生冲突。

他们的成员往往对国际主义政治不感兴趣。参与国际事务的右翼领导人往往是本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轻松地跨越国界，而他们的追随者往往会发现这些国际化的世界不那么有吸引力。简而言之，民族主义者狭隘的观点使得国际合作变得简单而直接。

马志尼领导的19世纪国际组织的民族主义者在领土边界、政府类型和合作形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争年代，尽管各方都试图团结起来，但敌对情绪仍使极右势力四分五裂。以1940年希特勒和佛朗哥之间的争端为例，当时西班牙为了在二战期间支持德国而提出了大胆的领土要求。同样，东南欧轴心国的领土修正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能克服的。

战后，极右翼团体之间的联盟总是被相互猜疑和自私所玷污——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在南蒂罗尔的国际集会上发生冲突。

今天的极右势力可能也会发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世界性的国际主义之间的鸿沟太大，无法弥合。以欧盟的民粹主义议会集团为例，该集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民族主义自尊心的驱使下，其成员在预算赤字规则和难民分配问题上存在分歧。

他们还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存在分歧。俄罗斯受到东欧民族主义者的鄙视，但也受到许多西欧国家领导人的赞赏。最终，尽管新成立的民族主义国际组织内部存在种种矛盾，但它可能不如其支持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稳定。

即便如此，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构成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极右翼并不总是需要建立稳定的联盟，包括在政治领域，以达到破坏性的目的。只要他们能够在选定的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国际合作就足够了。他们确实在足以造成伤害的问题上达成了足够多的共识:要对抗哪些敌人，要削弱哪些机构，要打击哪些价值观。如果我们忽视了右翼政治的国际化，这就是在自担风险。

翻译文章：

David Motadel, The Far Right Says There’s Nothing Dirtier Than Internationalism – But They Depend on I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3/opinion/the-surprising-history-of-nationalist-internationalis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