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初五，浙江秀水縣百姓許天若在外醉酒，黃昏時分路過蔣家，瞧見蔣家媳婦虞氏，他不禁得意忘形，拍了拍錢袋子，對著虞氏大肆炫耀，自稱有很多錢，可以買酒喝。面對醉酒戲弄，恪守婦道的虞氏非常生氣，與許天若互相辱罵（詈罵而散）。爭吵過後，虞氏尚不解氣，整夜難眠。
第二天，正月初六，虞氏仍未消氣，到縣衙狀告許天若調戲良家婦女。由於雙方只是發生口角，並沒有肢體接觸，也未造成什麼實際後果，縣衙對此“控準未審”。狀子既已呈遞，也該有個眉目，虞氏堅持不懈、屢次三番到縣衙催促處理。二月初一，虞氏又到官府催問，歸家途中，不巧遭遇許天若。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許天若怒罵虞氏拋頭露面，多次告狀，厚顏無恥，回到鄉里，兩人尚未熄火，繼續發生口角對罵。第二天，二月初二當晚，虞氏竟然上吊自殺，一命嗚呼。
山東昌邑人孫爾周，時任秀水知縣，接到虞氏死亡的消息後，立刻趕到現場勘察，很快確認虞氏屬於上吊自殺。當時，汪輝祖與松江人張圯逢充任孫知縣的幕賓，分理縣裡不同區域的案子，虞氏自殺一案發生在張圯逢的管轄範圍內。張圯逢認為，虞氏因受許天若調戲，極端羞忿，以致上吊自殺。案子屬於調戲良婦，考慮到涉及虞氏的私人隱私，建議不公開審理，先將許天若收監，再行文通報撫按。
汪輝祖的意見則截然相反，他認為虞氏“死非羞忿”，案子可以外結。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知縣孫爾周最後同意汪輝祖的意見，並交代由他辦理。經過問審，汪輝祖擬判許天若“受杖戴枷”，押在大獄，等候判決，同時“通詳撫軍”，向巡撫詳細呈報案情。
為穩妥起見，巡撫莊有恭決定繼續羈押案犯許天若，先由秀水縣就此案的適用法律條文和案件性質進行醞釀，寫出律法憑據。調戲婦女、致其羞忿自殺者，清代按律擬絞。汪輝祖認為，虞氏自殺一案中，許天若本身並無調奸之心，不過說話輕浮（出語褻狎），虞氏倘若乍聞汙言穢語，當天就輕生自殺，許天若被判流刑，純屬罪有應得。但婦女受人調戲所產生的羞忿之心，隨著時間的流逝應逐漸淡化（歷時漸解）。故此，受調戲而羞忿的婦女，縱然“捐軀”，也應在“調戲褻語之日”。
而此案的事實是，虞氏自殺的時間（二月初二）距離許天若醉酒調戲當天（正月初五）有二十八天之久，正月初六到二月初一這段時間，兩人“比鄰相安，幾忘前語”。若果真是受許天若調戲，虞氏羞忿自殺，也該在調戲當日，怎麼可能“延隔許時”，遲鈍到事發二十八天後？因此，可以推定虞氏自殺並非源自調戲，而是因她到官府呈告，遲遲沒有結果，半途又遇許天若，與之發生衝突後，產生新的羞憤情緒，無法忍受，自殺身亡。
所以，虞氏自殺，“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對許天若的杖刑處罰，也並非是放縱他。有關此案的處理，後續也是一波三折，嘉興府與浙江按察司照準汪輝祖所擬，轉呈巡撫衙門時，又遭駁回。最終，對許天若按照流刑，罪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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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譯自《病榻夢痕錄》中【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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