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被迫開始長征。在長征過程中，敵人以十倍的兵力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紅軍數度面臨重大危險，其中有一次，是與郭勳祺率領的川軍進行的土城戰役。
1935年1月，紅軍在遵義召開會議，定下北渡長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計劃。為了把紅軍擋在蜀地之外，劉湘積極響應蔣氏部署，派遣郭勳祺率部追擊在川黔交界的紅軍。
此時，紅軍主力已到達遵義習水縣的土城鎮，準備北渡長江，但是如果不消滅緊隨其後的郭勳祺部，那麼紅軍渡江將存在很大隱患。
川軍將領郭勳祺，1895年出生在四川雙流，1912年入伍，1921年升任旅長
為打好土城戰役，毛主席同朱、周、劉等人，專門現地勘察了郭勳祺部的追擊路線，並選擇好位置設伏。二局截獲的川軍電文表明：追擊的郭勳祺部只有4個團，所以紅軍安排了紅三兵團3個師，紅五兵團2個師南北夾擊。
【經歷了湘江戰役，紅軍師的編制嚴重縮水，土城戰役後，紅軍重新整編，紅三軍團3個師的兵力還編不滿4個團】
這原本是一場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圍殲追敵的殲滅戰，負責指揮的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信心十足。可是戰鬥打響，他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郭勳祺的川軍戰鬥力，遠非之前的黔軍可比。伏擊戰打響後，敵人沒有因為被南北夾擊而潰逃，反而依託有利地形組織防禦，連續打退了紅三軍團好幾次衝鋒。而且郭勳祺部也不是隻有4個團，而是有6個團近萬人。紅軍進攻受挫後，郭勳祺部居然有能力組織起規模不小的反衝擊，紅三、五軍團付出慘重代價才堅守住陣地。
隨著郭勳祺部不斷增大進攻兵力，紅三、五軍團和郭勳祺部攻守相易。為了擋住郭勳祺部的進攻，紅軍總司令朱德不得不親臨一線，投入最後一支預備隊——紅軍幹部團拼死抵抗。雙方戰鬥愈發慘烈，態勢愈發膠著。如果土城戰役不能儘快結束，其它敵人將會蜂擁而至，紅軍將陷入絕境。
土城碼頭
所幸的是，稍早的時候紅軍通過審問俘虜，總算知道當面之敵的真正兵力，於是軍委立即電令擔負其它任務的紅一軍團及時回援，殺退郭勳祺部。如果紅一軍團回師稍晚，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在最危急關頭，郭勳祺部甚至已經突破中央紅軍防線，兵鋒直逼指揮部前沿。
此役過後，紅軍錯失了北渡長江的最佳時機，但對川軍的戰鬥力也有了比較準確的判斷。於是，毛主席指揮紅軍西渡赤水河，向蔣軍設防空虛的雲南扎西地區集結，在經歷四渡赤水後，終於轉危為安。
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
抗戰爆發，郭勳祺隨劉湘出川作戰。因為在對日作戰中屢歷戰功，郭勳祺很快升任50軍軍長，並且和陳毅成了“鄰居”。當時郭勳祺的50軍軍部在皖南青陽木鎮，而新四軍軍部在皖南雲嶺。兩人互有往來，合作抗日。
1938年4月，50軍在新四軍的配合下，順利擊潰駐紮在安徽蕪湖的日軍116師團。作為答謝，郭勳祺送給新四軍三支隊3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除此之外，新四軍要通過他的防區東進抗日，郭勳祺也命令部下給予方便。蔣氏發來對付新四軍的密電，他甚至交給新四軍敵工部長夏育群看，要新四軍做好準備。
出川抗日的川軍
為了抗日大局，郭勳祺積極與新四軍配合，卻招來蔣氏的懷疑。面對特務屢屢“調查”，郭勳祺看清了蔣氏假抗日的本質。1939年，蔣氏借貴池戰役作戰不力為由，要撤郭勳祺的職，倍感委屈的郭勳祺甚至聯繫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想率領50軍加入新四軍。但當時為了維護抗日大局，我黨沒有同意。
到了解放戰爭，一直賦閒的郭勳祺被特務頭子康澤重新啟用，擔任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但康澤始終懷疑郭勳祺有通敵嫌疑，在襄樊戰役中不聽郭勳祺建議，兵敗被俘。
襄樊戰役後，6縱18旅頒發給俘虜康澤的54團2營的錦旗
郭勳祺被俘後，陳毅和郭勳祺的另一個老朋友劉伯承，親自到他的住處看他。幾個人暢敘舊情。其間，郭勳祺對自己在戰場上的對抗表示慚愧，而劉伯承和陳毅則表示諒解，畢竟大家各為其主。
1925年，郭勳祺曾與劉伯承交往
1922年，陳毅與郭勳祺在重慶萬縣相識，兩人曾是一個足球隊的隊友
相聚過後，郭勳祺提出想回四川幫助我軍搞策反，我黨同意了他的要求並將其護送回川。雖然期間因為蔣氏的猜忌有些波折，但1949年初郭勳祺還是返回了成都，並順利策反川軍將領熊克武、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陳離、楊家幀、嚴嘯虎，華中剿總高參楊續雲等人，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7日，因為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川軍將領相繼在彭縣、龍泉驛、郫縣、成都等地宣佈起義，成都市區在沒有遭受破壞的情況下，和平解放】
郭勳祺這個曾經在長征時期差點覆滅紅軍的川軍將領，在解放戰爭時期居然當了我黨的“說客”。如此大的反差，究其原因，既有郭勳祺心懷大義的因素，也因為我黨不計前嫌的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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