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厚
喜连成科班（后改名富连成）是办班时间最长的京剧科班，培养了大批京剧人才，保留、整理、创排了大量优秀剧目，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这是世所公认的。
从1901年创办开始，喜连成科班的成长壮大，主要靠吉林的牛子厚、安徽的叶春善和江西的萧长华。这三个人三十几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为办好科班倾尽全部心血，直到1935年底叶春善逝世。牛子厚、叶春善、萧长华三人，哪位的贡献都不应被抹杀。
牛子厚是北方四大巨富之一，他家的商铺有300多家，遍布于吉林、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烟台、龙口、绥化、宾县、阿城等地。牛子厚酷爱京剧，号称“六场通透”，在吉林开过戏园。决定开办科班后，因他家的生意名称都嵌有“升”字，如源升庆、庆升义、恒升泰、庆升堂等，又因牛子厚的长子、次子乳名喜贵、连贵，所以科班初名“喜连升”。1907年牛子厚生三子成贵，于是科班改名为“喜连成”。
自1949年以来，除新华社外，无论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京剧史》，还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有关富连成科班的节目以及网络上的部分文字资料，都说“1912年牛子厚将科班转让给了沈家，其后即和科班再无关系”“1912年以后，科班的班主是沈家”。这一说法流传至今，一直误导世人。
“1912年牛子厚将科班转让给沈家，自己退出科班经营”这一说法的唯一来源是1933年初唐伯弢编写的《富连成三十年史》。那么，《富连成三十年史》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沈家后人白化文著文称这本书由沈秀水“独资出版，基本上作为宣传品赠阅，在社会上流传极少”“系供赠人用，连定价都没有，按现在的说法，属于‘非公开出版物’或说‘内部出版物’。刚刚出版，东家沈秀水……就家产荡尽，故而此书面世者极少。”沈秀水想“为自己传名”，1932年专门成立了“北平艺术出版社筹备处”，1933年2月只出了这一本书。“出版社筹备处”未登记为正式出版社，沈家就破产了，“出版社筹备处”也就烟消云散了。而唐伯弢其人全无资料可查。白化文写道：“予生也晚，对唐毫无所知，只知他是沈秀水请来的执笔人而已。
沈秀水是沈玉亭的庶出小儿子，年纪和白化文的外祖父沈耀山相近，他就是白化文的曾外祖父。如今在已故的沈耀山家里，此书也只有一本。
唐伯弢在书中写道：“1912年春，正值易鼎之交，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营业不振。……喜连成社受影响不浅，东家牛君以家务纷杂，势难兼顾，意将戏班赠与社长叶君。叶君固辞，始由叶君介绍，将戏班让与外馆沈玉亭，仁山仲昆。……沈君为之还债务，派经费，更名为‘富连成社’。”
在白化文的运作下，2000年初和2014年，《富连成三十年史》两次再版。白化文在著文介绍中介绍了沈家的情况：沈玉亭名沈琨，其两个儿子是长子仁山，次子耀山，还有一个庶出的小儿子沈秀水。
沈琨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无资料可查。沈仁山曾住在富连成养病直至去世，时间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关于沈琨及沈仁山的情况，只有萧长华在1950年接受许姬传撰写《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访问时说了两句：“在富字辈出科前（按：上世纪20年代初），沈东家得了疯病。”但并未说明究竟是沈琨还是沈仁山疯了。
自1912年至1918年，有关沈耀山参与科班事务的记载同样付诸阙如。白文说：沈仁山之弟沈耀山1911年12岁时结婚，1918年18岁时逝世。据此推算，1912年沈耀山应为13岁，不大可能参与科班经营。
沈秀水与他的哥哥沈耀山年纪相差不多，他们幼时常在一起玩耍。据此可知，1912年沈秀水也未成年。除唐伯弢撰写的《富连成三十年史》外，同样找不到1912年至上世纪20年代末沈秀水介入科班事务的记载。
白文说，沈玉亭及沈仁山故去后，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科班由其外祖母李幼培（即沈耀山之妻）接管。“李是个寡妇，觉得养着戏班子名声不好听，就把科班转给了沈秀水。”据推算时间应在上世纪30年代初。沈秀水“一生没有做过事，不事生产，坐吃山空”“是一个不会经营商业的人。”他接管科班后，便忙着出书。1933年2月《富连成三十年史》出版时，沈家的银号已于1933年1月倒闭，沈秀水为躲债去向不明，经理拐款潜逃，沈家“陷入贫困，卖尽当空”。沈秀水解放后孤身一人，约在1950年至1951年间进入人民政府办的无业贫民收容所。1953年初秋，白化文“接到通知：沈秀水已故”。当白化文“赶到收容所时，见一辆大车上放着一个无漆白板棺材……盛的是沈秀水遗体。”据以上介绍推算，沈秀水参与科班事务的时间只有两三年。
沈秀水为何如此落魄呢？据科班三期学员苏富恩回忆：“沈秀水不学好，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赌钱赌输了，还不起赌债，逃跑了，债主逼债，沈家破产，他的姨太太因此也疯了。”另据长期在科班担任教学工作的段富环说：“沈秀水赌博输银无数，从自家钱庄取款支付，钱庄掌柜又携款逃跑，导致沈家破产。”
既然《富连成三十年史》面世极少，受众肯定也有限。加上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山海关内外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断了联系，牛家的人根本见不到这本书，也就不知道所谓的科班“倒让”给沈家之事了，“牛东家退出”这一违背事实真相的说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突出阶级观点，强调阶级斗争，牛子厚的后人就更没有机会为身为“巨富”的“剥削阶级”的牛子厚辩驳了。但是，牛子厚的东北乡亲，特别是吉林的老乡，非常了解牛家几代人办慈善事业惠及乡里以及牛子厚助人为乐的品质，他们多方查找地方志、戏曲志以及有关档案资料，访问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搞清了牛子厚创办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明确了科班的东家自始至终都是牛子厚，沈家只不过是1912年以7000元参股的一个小股东而已。
其中研究最久、著力最多的是吉林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的高玉璞。从1980年到1992年十多年间，他奔走于吉林、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地，查阅大量市志、县志、地方戏曲志、档案馆案卷等资料，先后访谈了牛子厚的子、女、媳、婿、孙子女等19人，以及北京、哈尔滨、长春各地当时尚健在的喜（富）连成科班学员16人，囊括“喜”“连”“富”“盛”“世”“元”六科，还访问了京剧名家梅葆玥、梅葆玖、翁偶虹、许姬传，律师蔡礼等相关人士，并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以及北京戏曲研究所和专家学者座谈，于1994年出版了《牛子厚与京剧事业》一书，为牛子厚与喜（富）连成科班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1912年“转让沈家”的情况是无中生有，提供了有力证据。
牛子厚的家乡吉林市也组织了各种活动，用不同方式为牛子厚正名。吉林市政府在1995年和2004年分别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活动纪念牛子厚与喜（富）连成科班；在市博物馆办了一个永久性展览，现已成为吉林旅游的新地标；吉林省京剧院编演了一出京剧《牛子厚》，在全国演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故事片《牛子厚》；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牛子厚与喜（富）连成》，曾在全国各地放映；吉林市作协主席邱苏滨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喜连成》；还有不少同志，通过撰文著书的方式为牛子厚辩诬，如吉林市戏曲协会、京剧票友协会主席陈文秀，吉林地方志局的干部李江以及未署真实姓名的徐冬水、文路、三不畏斋、石水等人。
自1933年至今，关于1912年牛东家是否将科班倒给沈家并退出经营这件事，除新华社的介绍外，其他说法各式各样，莫衷一是，虽说有关原因有所差异，但“退出”的说法却是一致的。
唐伯弢说：“1912年春……市面萧条，营业不振……牛子厚因家务纷繁，势难兼顾……将科班让与沈家。”
白化文说：“辛亥革命爆发，北京市面动荡，唱戏不赚钱，牛子厚在东北经营的商业也破产了，科班面临解散的威胁。牛家将科班转让给北京外馆沈家经营。”
叶龙章（叶春善长子）说：“（牛子厚）因家族分争家产，无法兼顾北京科班之事，意将科班赠与我父。我父因财力不济，经苏雨卿老师介绍，转让北京外馆沈琨接办。”其弟叶世长说：“牛子厚因家族内部发生财产纠纷，对北京科班无暇过问，愿将科班兑给叶家，他不再充当股东。”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说法是：“1912年夏，因营业不振牛子厚倒给沈家接办。沈仁山、沈秀水先后任班主。”
《中国京剧史》称：“富连成是有财东的，最初创办时（1904年）是吉林药商牛家，后来转给沈家。”
此外社会上还盛传：“沈家出了七千银元”，牛东家将科班“兑给”或“倒给”沈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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