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危機發生的時刻，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應當及早強化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解決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
圖/法新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全國性防疫之戰，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傳播性問題。對於疫情最嚴重的武漢來說，面臨著兩個難以迴避的事實，一是大約500萬外人口離開武漢，其中絕大部分是外來務工就業人口；二是正值春節期間，處於返鄉度假和節後回城的高峰。
由此可見，中國特殊的人口流動狀況，是導致這次抗疫風險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巨量人口流動帶來的風險
我們還要注意到一組數據，武漢市大約有1500萬的管理人口，常住人口是1100萬，戶籍人口是906萬。這樣就等於我們將面對三個口徑的人口統計數據，管理人口、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管理人口，在很多城市都往往超過了常住人口。例如，深圳市的戶籍人口約500萬，常住人口突破1300萬，而號稱的管理人口超過了2000萬。
基於上面的數據，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真正帶來流動性壓力的並不是戶籍人口，而是所有的外來人口。
每年的春運是中國人口遷徙的高峰，其規模也堪稱世界之最。春運持續40天左右的人口遷徙和流動，以往要面對的只是交通基礎設施供給嚴重短缺的壓力。但是如果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任何疫情，大規模的人員流動不僅會給疫區帶來巨大壓力，而且也會給全國幾乎所有城市和農村帶來壓力。
按照武漢市1月26日公佈的數據，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這500萬人當中，絕大部分屬於春節返鄉的人群。他們會回到自己的家鄉，也就是戶籍所在地和父母居住地，而他們的家鄉遍佈全國各地，由此帶來的社會恐慌心理也是全國性的。從疫情傳播態勢看，也已經在各地引發連鎖性反應。
人口流動不僅會造成新冠狀病毒疫情在全國各地的擴散，通過春節後的大規模返城，還可能會引發新的疫情危機。
正是因為人口大規模流動性就業的特點，使得中國防控疫情的壓力遠超任何國家。也就可以理解，在這種形勢下，採取全國總動員的方式，防止疫情蔓延，各種措施都有其合理之處。好在中國的體制動員力是世界上最強的，我們不僅有完善的社會組織治理體系，而且還會利用現有科技手段，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來進行防疫總動員。
但是仍要看到，因為面臨巨量人口流動的壓力，也會因此而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截至2019年，中國總人口達到了14億，其中城鎮戶籍人口僅為6億，被納入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的農村人口為2.8億其中跨鄉鎮流動就業的人為1.7億。此外，還有所謂管理人口中的旅遊、探親、差旅等原因的各類流動性人口，再加上8000萬城鎮間流動就業人口，這樣算起來全國的流動性人口可能超過3億。
對武漢來說，雖然這次春節期間外出的流動性人口大約500萬，但是對湖北省來說，流動性人口會高於500萬。正是因為這種人口的流動性導致疫情從武漢擴大到全國。
由於抗疫總動員的涉及面如此之廣，現在還無法計算此次疫情造成了多大的經濟損失，有研究說可達數萬億之多。
當前面臨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大量服務型中小企業遭遇嚴重危機。無論是城市服務業，還是剛剛處於上升期的旅遊業，或者是所有的相關產業，都正經歷著可能長達近1個月的關門期，相應的資金和成本的壓力都是它們難以承受的。此外，各級政府為疫情防控付出的財政成本，包括人力、物資等各項資源的支出，也會是一個巨量數字。還有，疫情延長很可能會對國際經濟交往和貿易產生影響，也是可能要面臨的重要風險。
雖然我們有能力動員國家力量，可以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戰勝這次疫情，但是將要面對的經濟社會成本也是無法迴避的。
我們還要面臨著諸多未知問題，比如，這些大規模流動性的就業人口在春節返城後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還要採取更多措施，防止流動人口返城就業過程中可能帶來的疫情傳播風險？畢竟，北京可能有近800萬返城人口，上海估計有900多萬人，深圳近千萬人，而廣東省有2000多萬人，全國則有上億返城人口。我們還會為此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和資金的成本？
我們要反思疫情在人口流動性最為廣泛的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壓力，同時是否還要反思，近些年，在控制人口流動性壓力過程中有什麼樣的體制壁壘尚未打破，以至於我們付出瞭如此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
是時候反思城市落戶政策了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流動性就業規模最大的國家。這一方面當然是基於中國人口眾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嚴重滯後，導致了人口的就業和定居出現了兩棲行為。每年人口流動性放大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春運。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享受所謂的人口紅利，就是利用外來人口就業的優勢，同時限制或控制外來人口定居落戶，減輕各個地方城市政府公共服務財政支出的壓力。雖然近期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希望更大規模人口的城市能放開或者放寬外來人口落戶的限制。但是因為種種利益原因，在人口流入地區，不僅僅在大城市，即使在小城鎮也難以落實。
可以說，如果我們沒有遇到這種重大的疫情，可能還沒有想到會付出如此鉅額的成本，會給即期財政支出和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和負擔。經歷過17年前的SARS和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是否要反思，如何從根本上通過相關的改革政策來加強城市治理，來避免因一個城市發生的問題而引發全國大面積的連鎖反應？防止因局部危機或因人口流動而導致全國性的危機？
痛定思痛，是時候反思人口流入城市的落戶政策了。可以假設一下，如果解決了長期在人口流入城市就業的外來人口的落戶問題——即使不在大城市主城區，而是在周邊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就會減少多少人口流動性的社會壓力呢？那麼對解決當地疫情可能引發的其他社會性危機會減少多少負擔？會對全國其他的城市和地區又會減輕多少壓力呢？應該說，無論從本地，還是全國出發，都會大大降低經濟社會成本。
所謂“出來混，終究是要還的”。因為各種利益以及制度性原因，導致人口流入地區遲遲不願意落實各項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對於人口流入地區，如果能把流動性就業的人口從農民工市民化和放寬放開落戶限制的角度安置好，即便疫情已經發生，無疑也會從根本上降低由於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風險。
需要看到，如果我們此時不去反思中央長期以來強調的各項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實，還是站在本地區利益角度進行各種消極抵制，那麼與疫情類似的這種社會危機遲早還是會發生。而付出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一定會超出我們及早落實戶改和市民化政策所需要承擔的成本。這不僅是一個城市和地區的問題，而且更是全國性的問題。
在危機發生的時刻，我們應該反思的不是如何頭痛醫痛、腳痛醫腳，更是要通過吸取這次大規模的疫情傳播的教訓，及早強化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解決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只有穩定和減少人口的流動規模，才會大大降低疫情和危機的風險。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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