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離開衛國時，子路和高柴已經做了衛國的官員。高柴決定留了下來，而子路辭去蒲邑宰之職，準備跟孔子歸魯。順序應該是先送老師，然後再回衛國安頓自己的家眷。
當子路送行完孔子後，返回衛國時，路過魯國都城外門的時候，遇到了一件事情。
按《論語·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白話意思:子路在魯國都城的外門，即石門過夜。早上守城門的人說：“你從哪裡來？”子路說：“從孔子那裡來。”守門人說：“是那個明知道做不到還要去做的人嗎？”
錢穆於此處點評:“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天下事不可為，而在君子之義則不可不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當以行道為天職。此晨門可謂識透孔子心事。”
孔子離開魯國已十四載之久，而一個小小的看城門的對孔子都有所耳聞，有所瞭解，竟能說出其：“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我一直不太理解這是為什麼？如果，孔子的那一套，就像晨門所言:“其不可”，對於世人來說，一點兒價值也沒有，一點兒操作性也沒有的話，那麼，世人為何還津津樂道呢？就是為了調侃唏噓嗎？就是為了證明自己高於孔子嗎？還是抱著看笑話的看客心態呢？當然，我們沒理由要求每個平頭老百姓有多高的覺悟。但是，隨著新社會的建立，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升而所呈現出意識形態，卻往往令我詫異。
較之兩千年前的守城門人，我們受得教育更多元，我們的眼界更開闊，我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應該更高才對。可是，我接觸了很多讀書人後發現，他們依然對孔子有很深的誤解。更有甚者，凡言孔論儒皆嗤之以鼻，極盡調侃惡搞咒罵為能事，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麼表現的這麼淺薄，這麼憤怒！我們雖不能苛求每一個人對於孔子之“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為之”都能抱以同情心，但對人最起碼的尊重應該有吧？可事實令我非常悲哀。我偶爾在網絡上發表一些關於孔子的文章，往往得到的評論令人沮喪，他們往往表現的很沒有耐心，很煩躁，沒等看完，沒等別人把話講清楚，就拍板子，扣帽子，恨不得痛打落水狗。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是不學習、人云亦云呢？還是被兩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通過假借孔子之口、歪曲孔門之學以馴化民眾所引起的全民叛逆？我想，二者皆而有之。在如此飛速發展的當下，我中華民族要想復興，追本溯源，回到中華文明的源頭去汲取營養顯得非常必要。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等人在《劍橋中國史》系列中所說的“最偉大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善於反省；最具創造性的過渡，不在於千百萬年的積累，而在於真與新的發現”，歷史原本就是先賢們遺落的鑰匙，可以帶領我們開啟一道道現實的困惑之門。
孔子站在中華文化的源頭，正是其“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彰顯了其學說的張力與生命力。兩千年來，中華文明得以源遠流長，而“民到於今受其賜”，非孔子之力而不能也。
跨過石門，就進入曲阜老家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應該就是此刻孔子的心境吧！前塵往事，依稀如昨，只是朱顏改。老妻亓官氏已於前一年撒手人寰，誰承想，十四年前的生離，竟成了死別。情何堪，淚眼忘穿空留痕，相濡相慰盡成了舊夢。
魯國的現任國君魯哀公，三桓之季康子、孟懿子、叔孫武叔都是孔子的後生晚輩，孟懿子還有一重身份，曾受教於孔子，是孔子的學生。歸魯後的孔子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夫子了。孔子被魯國高層奉為“國老”，也就是高級政治顧問，平時用不著上朝。這樣的關係對於魯哀公也好，季康子也罷，都不存在彼此約束，大家落個輕鬆自在倒也不錯。於是，孔子成了魯哀公的座上客，有事沒事就天南地北的聊一聊。
按《孔子家語·卷三》。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哀公曰：“其事何如？”
白話意思:魯哀公問:“當今天下國君，誰最賢能？”孔子答以:“天下那個國君最賢能，我不知道，但我見過的，恐怕是衛靈公最賢能了。哀公說："我聽說他家庭之內男女無別,而你把他說成賢人,為何呀?"孔子說："我是說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論他私人家庭內部的事情。"哀公問："那他在朝廷的事如何呢?"孔子如此回答（原文略）:
"衛靈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他的誠信足以守衛這個國家,靈公喜歡他而任用他。又有個士人叫林國的,發現賢能的人必定推薦,如果那人被罷了官,林國還要把自己的俸祿分給他,因此在靈公的國家沒有放任遊蕩的士人。靈公認為林國很賢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個叫慶足的士人,衛國有大事,就必定出來幫助治理；國家無事,就辭去官職而讓其他的賢人被容納。衛靈公喜歡而且尊敬他。還有個大夫叫史鰍,因為道不能實行而離開衛國。衛靈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彈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鰍回國,而後他才敢回去。我拿這些事來選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賢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嗎?"（來源:百度百家號——個人圖書館）
其實，這是孔子一以貫之的觀點，即不看重執政者於個人私事中的表現出的私德，因為那不足以影響整個國家，好與賴都是自己家內部消化。而執政者的公德卻是來不得半點馬虎的，因為對於整個國家來說，要想長存，要想興盛，作為國君就得有識賢才，用能人的本領，這就是公德。類似的問答在孔子和魯國執政上卿之間也發生過。
按《論語·憲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白話意思:孔子講衛靈公的腐敗。康子說：“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滅亡？”孔子說：“他有仲叔圉辦理外交，祝鮀管理祭祀，王孫賈統率軍隊。像這樣，又怎會滅亡？” （李澤厚譯）
這就是孔子主張的政治路線。學者何新稱:孔子政治綱領的核心內容，一是“致仁”，二是“復禮”，三是選賢。還有就是:孔子認為，政治倫理的關鍵，並不在於自身的治理能力，而在於用人。
我倒一直存疑，孔子一再強調為政重在選賢，是否仍暗藏著一顆行道用世之心，是否有暗示當局“烈士雖暮年，我仍可大有為”的弦外之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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