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离开卫国时，子路和高柴已经做了卫国的官员。高柴决定留了下来，而子路辞去蒲邑宰之职，准备跟孔子归鲁。顺序应该是先送老师，然后再回卫国安顿自己的家眷。
当子路送行完孔子后，返回卫国时，路过鲁国都城外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
按《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白话意思:子路在鲁国都城的外门，即石门过夜。早上守城门的人说：“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道做不到还要去做的人吗？”
钱穆于此处点评:“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孔子离开鲁国已十四载之久，而一个小小的看城门的对孔子都有所耳闻，有所了解，竟能说出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我一直不太理解这是为什么？如果，孔子的那一套，就像晨门所言:“其不可”，对于世人来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一点儿操作性也没有的话，那么，世人为何还津津乐道呢？就是为了调侃唏嘘吗？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高于孔子吗？还是抱着看笑话的看客心态呢？当然，我们没理由要求每个平头老百姓有多高的觉悟。但是，随着新社会的建立，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而所呈现出意识形态，却往往令我诧异。
较之两千年前的守城门人，我们受得教育更多元，我们的眼界更开阔，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应该更高才对。可是，我接触了很多读书人后发现，他们依然对孔子有很深的误解。更有甚者，凡言孔论儒皆嗤之以鼻，极尽调侃恶搞咒骂为能事，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表现的这么浅薄，这么愤怒！我们虽不能苛求每一个人对于孔子之“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为之”都能抱以同情心，但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可事实令我非常悲哀。我偶尔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关于孔子的文章，往往得到的评论令人沮丧，他们往往表现的很没有耐心，很烦躁，没等看完，没等别人把话讲清楚，就拍板子，扣帽子，恨不得痛打落水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是不学习、人云亦云呢？还是被两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假借孔子之口、歪曲孔门之学以驯化民众所引起的全民叛逆？我想，二者皆而有之。在如此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中华民族要想复兴，追本溯源，回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去汲取营养显得非常必要。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人在《剑桥中国史》系列中所说的“最伟大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善于反省；最具创造性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年的积累，而在于真与新的发现”，历史原本就是先贤们遗落的钥匙，可以带领我们开启一道道现实的困惑之门。
孔子站在中华文化的源头，正是其“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彰显了其学说的张力与生命力。两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而“民到于今受其赐”，非孔子之力而不能也。
跨过石门，就进入曲阜老家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应该就是此刻孔子的心境吧！前尘往事，依稀如昨，只是朱颜改。老妻亓官氏已于前一年撒手人寰，谁承想，十四年前的生离，竟成了死别。情何堪，泪眼忘穿空留痕，相濡相慰尽成了旧梦。
鲁国的现任国君鲁哀公，三桓之季康子、孟懿子、叔孙武叔都是孔子的后生晚辈，孟懿子还有一重身份，曾受教于孔子，是孔子的学生。归鲁后的孔子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夫子了。孔子被鲁国高层奉为“国老”，也就是高级政治顾问，平时用不着上朝。这样的关系对于鲁哀公也好，季康子也罢，都不存在彼此约束，大家落个轻松自在倒也不错。于是，孔子成了鲁哀公的座上客，有事没事就天南地北的聊一聊。
按《孔子家语·卷三》。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哀公曰：“其事何如？”
白话意思:鲁哀公问:“当今天下国君，谁最贤能？”孔子答以:“天下那个国君最贤能，我不知道，但我见过的，恐怕是卫灵公最贤能了。哀公说："我听说他家庭之内男女无别,而你把他说成贤人,为何呀?"孔子说："我是说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论他私人家庭内部的事情。"哀公问："那他在朝廷的事如何呢?"孔子如此回答（原文略）:
"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喜欢他而任用他。又有个士人叫林国的,发现贤能的人必定推荐,如果那人被罢了官,林国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因此在灵公的国家没有放任游荡的士人。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有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无事,就辞去官职而让其他的贤人被容纳。卫灵公喜欢而且尊敬他。还有个大夫叫史鳅,因为道不能实行而离开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鳅回国,而后他才敢回去。我拿这些事来选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贤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吗?"（来源:百度百家号——个人图书馆）
其实，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观点，即不看重执政者于个人私事中的表现出的私德，因为那不足以影响整个国家，好与赖都是自己家内部消化。而执政者的公德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要想长存，要想兴盛，作为国君就得有识贤才，用能人的本领，这就是公德。类似的问答在孔子和鲁国执政上卿之间也发生过。
按《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白话意思:孔子讲卫灵公的腐败。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灭亡？”孔子说：“他有仲叔圉办理外交，祝鮀管理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又怎会灭亡？” （李泽厚译）
这就是孔子主张的政治路线。学者何新称:孔子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一是“致仁”，二是“复礼”，三是选贤。还有就是:孔子认为，政治伦理的关键，并不在于自身的治理能力，而在于用人。
我倒一直存疑，孔子一再强调为政重在选贤，是否仍暗藏着一颗行道用世之心，是否有暗示当局“烈士虽暮年，我仍可大有为”的弦外之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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