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其實就是一部隱藏著歷史的大書，作者（施耐庵）以絕無僅有的筆法，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節點，以水泊梁山故事為線索，穿針引線，構織了一副漫長的歷史畫卷，把真實的歷史深深的隱藏在文本字裡行間。

在這部鴻篇鉅製中，魯達-魯智深的故事最具代表性，作者塑造了一個深受讀者喜愛的藝術形象。同時，又以其精彩的故事、高妙的筆法，講述了一段北宋歷史，揭示了北宋王朝敗亡的一大根由。

那麼，施耐庵又是如何通過魯達-魯智深的故事，將一段北宋歷史隱藏文本之中的呢？這段歷史又有何深刻的寓意呢？

趙員外到底是誰

講魯達-魯智深的故事，必定繞不開趙員外這個關鍵人物，這是魯達成為魯智深的關鍵節點。

且說小種經略相公府提轄魯達三拳打死渭州城屠戶鄭屠，畏罪潛逃，踏上了漫漫征途，開始了傳奇的人生。魯達一路狂奔，來到了山西雁門縣，遇到了金老父女。金老把魯達領到了趙員外的外宅，打算把恩人藏在這裡。趙員外則認為，雁門縣人多眼雜，做公的又多，便把魯達轉移到自己的莊園——七寶村。

七寶村，寓意佛門七寶，指的是金、銀、琉璃、珊瑚、硨磲、赤珠、瑪瑙，其中，硨磲是海洋中最大的雙體貝類。趙員外此人來歷不凡，手握佛門七寶。

在七寶村不過五七日，金老便來報告說，雁門縣有三四個公人到趙員外的宅子外邊打聽前幾日來的不速之客。於是，趙員外便建議魯達到五臺山出家。按照北宋法令，魯達能夠出家做和尚嗎？

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經頒詔，規定

顯然，魯達剛剛打死人，屬於負罪潛竄之人，是不允許出家做和尚的。這一點，趙員外十分清楚。那麼，趙員外又是如何讓魯提轄成為花和尚的呢？當時，趙員外對魯達說：

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

趙員外的這段話中，有這樣幾條信息，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寺裡的方丈智真，與趙員外弟兄相稱。趙員外的祖上就是本寺的施主，但他本人是不是繼續舍錢，不得而知。雖然趙員外被智真長老叫做“趙檀越”，但書上卻沒寫趙員外給五臺山文殊院有過施捨。這其中恐有緣故，下文再講。

還有一條，便是趙員外早就預備好了一道五花度牒，是買下來的。北宋時期，對於出家有極其嚴格的規定，必須在十五歲前帶髮修行，稱為“童行”。然後通過州府一級的考試，頒發度牒，等於拿到了合法資格。度牒上籤壓相關印信，如趙員外所說，大概有五個壓花吧，所以才叫“五花度牒”。

由於出家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不需耕作，所以，失去土地和不願意出力的人都願意選擇出家做和尚。因而，北宋時期，便有大量的百姓進入了佛門。為了限制這種現象，保證耕種和軍隊人員，天聖八年(1030)時規定，年滿二十歲的男子才能帶髮修行做“童行”。童行尚不具備剃度為僧的資格，還得有一張度牒才行。於是，度牒便成了搶手貨，買賣度牒便更加盛行起來。

度牒不僅私底下交易，而且，還成為一種獎勵或者報酬。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 年)下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

買一道五花度牒，價格不菲，宋哲宗元祐年間，定價為三百千，也就是三百貫銀子，一般老百姓是買不起的。熙寧新法實施後，宋神宗便經常以度牒作為獎勵，或做青苗法本錢，放高利貸。《宋史·食貨志》就講了這樣一件事：“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類似情況，在宋神宗時期發生過多次，度牒甚至成了推動新法的一項得力措施。北宋時期的宗教狀況，大抵如斯。

看來，度牒竟然收歸皇帝直接管控了。這樣，流民失所，想出家做和尚都難。《水滸傳》中，只有趙員外這樣的人才拿得出度牒。武松的度牒是孫二孃給的，孫二孃則是殺死了一個頭陀，得到了度牒。因而，五臺山周邊的百姓沒資格做和尚，便大量依附寺院，靠文殊院的本錢討生活。

施耐庵寫《水滸傳》非常尊重歷史，五臺山文殊院及周邊市井的情況，就是北宋末期的真實寫照。

趙員外有“七寶村”，祖上曾經給文殊院舍過錢，手中又有皇帝直接管控的五花度牒，還能把一個“

神秘的智真長老

趙員外把智真送到了五臺山，這回卻大方的給智真長老帶了很多禮物。智真長老收了禮物，趙員外便開口要剃度魯達。智真長老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

長老答應得爽快，五臺山僧眾卻不幹了。知客僧把趙員外、魯達帶去客館裡坐地。支開了客人後，首座便帶著僧眾來勸諫長老，說：“卻才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智真長老經此一說，似乎也有些動搖了，但是，“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麵皮？”既然是趙員外的麵皮，智真自然不敢怠慢，接著說“你等眾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

智真長老燃氣一炷香，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燃盡，長老真魂迴歸，淡定的對僧眾說：“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不僅如此，智真長老還“立帖為證”，說：“可記吾言，勿得推阻。”

智真長老真魂出竅去了哪兒呢？大概是去了道家紫府，查看了北斗七星群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名冊，知道魯達來歷不凡，上應天星。不僅瞭解到魯達的“前世”，智真長老還準確的預知了魯智深的“今生”，這個“心地剛直”的兇頑之人正果非凡。金聖嘆先生在此處夾批道：“維摩詰經雲：菩薩直心是道場，無諂曲眾生來生其國。”這就意味著，魯達的正果恐怕要達到“菩薩”級別，竟然可以成佛。但是，智真長老卻不是這樣預言的，魯達若進入佛門，也就是個“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這樣的正果又將是什麼呢？

魯智深順利得以剃度，長老拿著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看看，此處再次點到趙員外度牒造假，是個“空頭度牒”。其實，按照上文所言，空頭度牒也不是造假，而是北宋時期的真實情況，這種現象十分普遍，皇帝老子都這麼幹，把出家文憑當做銀子使，簡直就成了硬通貨。

令人奇怪的是，智真長老給魯達賜法名“智深”，剛剛進入佛門，竟然與智真長老平輩。這豈不是五臺山僧眾除長老而外，“汝等皆不及他”嗎？

按照文本邏輯，施耐庵是這樣“蒙”讀者的：趙員外與智真長老稱兄道弟，又把魯達說成是自己的表弟，自然就與智真長老平輩了。其實，文本背後，施耐庵要講的是，魯智深的正果就是要做到某個大寺院的住持方丈。魯智深也是《水滸傳》貨真價實的長老——這是智真長老親口預言的。

智真長老能夠入定，靈魂漫遊上界，一點都不弱於公孫勝的師傅羅真人，在《水滸傳》中簡直就可與張天師、九天玄女這等額外高人相提並論了。

《水滸傳》中知道梁山好漢上應天星者，不過寥寥數“人”，後來晁蓋歸天，也知道了這個機密。因為，“托塔天王”說的就是毗沙門天王，佛教四大護法天王之一。然而，智真長老是活著的神僧，難道世上真有這樣通天徹地的神僧嗎？施耐庵寫得是不是太玄乎了，豈不是在宣揚封建迷信嗎？

其實，《宋史》中還真記載了這樣一位神僧，結合“趙員外”的身份，歷史中的那位神僧是這樣的情況：

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贐汝，北往則有遇矣。"會周祖以樞密使徵李守真，應募居帳下。

這段記載出自《宋史·本紀第一·太祖》，講的是趙匡胤發跡之前的一段經歷。“香孩兒”在後漢之初四處漫遊，想為自己找一份滿意的工作，但卻總不能如願。在襄陽“漫遊”時，趙匡胤慷慨施捨了佛門寺院。在得到趙匡胤實施的僧眾當中，有一個老和尚懂得先天神數，大概是看了趙匡胤的面相，便對他說，我給你一筆錢，你往北邊去吧，一定會碰到好機遇的。趙匡胤拿著老和尚這一大筆盤纏，到了陝西一帶，正遇到後周樞密使帶兵攻打李守真（應為李守貞）。於是，便投奔到樞密使的帳下，開始了發達之路，開創了北宋王朝。

趙員外曾說過，他的祖上曾經給五臺山文殊院舍過錢，“祖上”大概就是暗指趙匡胤。而那位懂得先天神數，給趙匡胤指路的老僧，難道不就是《水滸傳》中智真和尚嗎？

那麼，施耐庵為什麼要這樣寫呢？他的寓意到底在哪裡？

魯智深為何叫“魯智深”

魯達剃度，《水滸傳》接下來就要講魯智深的故事了。

上文講到，魯智深的這個法號有點怪怪的，一入佛門便與長老平輩。其實，還有一處更怪，施耐庵一直把花和尚叫“魯智深”。出家人都是“釋家”弟子，哪能保留俗姓呢？李叔同大師出家後，便是“弘一大法師”，肯定不能叫“李弘一”了。是不是施耐庵不懂佛教，又寫錯了？

施耐庵其實沒有寫錯，但凡人物對話時，都叫花和尚為“智深”，尤其是智真、智清兩大長老，他們嘴中絕對不會出現“魯智深”三個字。看來，施耐庵這樣寫，也是有用意的。

卻說魯智深做了和尚，絲毫不守三皈五戒，趙員外卻還時常送來酒肉。在寺院裡攪擾了四五個月，趙員外又有好幾天沒送東西來了，魯智深“口中淡出鳥來”。於是，私自溜出了山門，在半山亭上強喝了一桶酒。花和尚借酒鬧事，大鬧五臺山。

又過了三四個月，天氣暴暖，到了二月時節，魯智深再次下山。花和尚這次下山，施耐庵在這個故事中，繼續按照歷史的節點，講述了魯智深二次大鬧五臺山的故事。

花和尚來到了一處市井，先去了鐵匠鋪打製戒刀、禪杖。施耐庵在此明確告訴讀者，鐵匠鋪的掌櫃叫“待詔”。這不是作者的筆誤，也不是版本訛誤，所有版本都把鐵匠鋪的掌櫃寫做“待詔”。

最初，民間把剃頭匠叫做“待招”，大意是客人挨個等候，理髮師忙完一個，便招呼下一個。後來，這個稱呼引申為所有民間手藝人，應該是“待招”。

“待詔”確實翰林院專門為皇帝服務的文人畫士，陪皇帝附庸風雅，代皇帝作詩、作畫，侍皇帝下棋、玩射虎等等遊戲。

鐵匠鋪的掌櫃竟然也叫做“待詔”，難道五臺山下的鐵匠鋪是皇帝開的？當然不是。施耐庵這樣寫，寓意魯智深的故事與宋徽宗有關。

且說魯智深先說定了一把戒刀，然後與待詔一番討論，便按照待詔的意思，定製了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六十二斤是待詔講出來的數字，暗示此時就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

魯智深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放出來的妖魔，過了六十二年，被待詔“喚醒”。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宣和元年是公元1119年，中間恰好就是六十二年。書中交代，魯智深第二次下山，“天氣暴暖，是二月間天氣”。那麼，花和尚這次私自下山，就應當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了。

從鐵匠鋪出來，魯智深沿街找酒喝，所有酒家都是五臺山文殊院的本錢，誰也不敢違抗智真長老的法旨，把酒賣給五臺山的和尚。狡猾的魯智深便來到市稍的一家酒店，謊稱自己是雲遊僧人，騙得了一頓酒喝。這頓酒，施耐庵寫得很特別，說是魯智深差不多吃了半條狗，只剩下一條腿。然後，花和尚懷揣著這條狗腿醉打山門，還試圖用狗腿破了五臺山僧眾的戒。

狗，在此處是隱喻宋徽宗的。趙佶生於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這一年干支壬戌，也就是說，宋徽宗屬狗。既然如此，第二次大鬧五臺山，到底是誰在鬧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時，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詔”：

"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佛就是釋迦摩尼佛，宋徽宗把佛划進了道教系列，封為大覺真仙。沒了“佛”，自然就沒了“釋家”，僧人就得以姓氏相稱，與道士一樣，以“何道士”、“王道長”之類名之了。所以，施耐庵寫的就是這個歷史，“智深”便成了“魯智深”。

書中還特意寫到了瓦罐寺，這座寺廟極其破敗，被一僧一道所佔。道士叫丘小乙，和尚則叫崔道成。生鐵佛這個古怪的“法號”，更明顯的揭露了北宋“崇道抑佛”的歷史。宋徽宗革佛之前，於政和六年“置道學”，大概，崔道成這個名字便是入了道學時的“學名”了。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第二次被“待詔”喚醒，按照“狗”的指令，對佛門造成了更深刻的破壞。魯智深大鬧五臺山，隱喻的就是北宋革佛曆史。

趙員外為何重修文殊院

《水滸傳》第三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講的是魯達出家做了和尚之後不安分，大鬧了五臺山。僧眾很不滿魯智深，要求智真長老將他驅逐出佛門。智真長老卻說：“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

過了三四個月，魯智深再次喝醉酒，變本加厲的醉打山門。這回，智真長老沒有饒過花和尚，也不看趙員外之面，不僅將魯智深打發出了五臺山，還以不容商量的口氣，給趙員外寫了封信，要他賠償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所造成的一切損失。

為何智真長老在同一件事情上，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呢？

上文講到，魯智深第二次大鬧五臺山時，正是宋徽宗“崇道抑佛”到達最高潮的時候。那麼，第一次大鬧五臺山的時間，應當就是書中所說的，三四個月前。照此推算，就應當是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十月。

革佛詔的頒佈，並非宋徽宗一時頭腦發熱，而是有一個比較長的前奏。在此之前的政和六年“置道學”，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詔通真先生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冊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宋史·徽宗本紀》）。”重和元年時，以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衝妙先生。 九月，“

宋徽宗崇道，在重和元年九月達到了高潮，除了給林靈素等人封官外，大修道家經典，收集佛教中與道教相沖突的佛經，予以焚燬。這樣的行為與宣和元年的“革佛詔”相比，僅僅只是個開始而已，對佛教的衝擊和破壞遠未達到頂峰。

《水滸傳》在這回書中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趙員外帶著魯達來到文殊院，給智真長老帶了些禮盒。智真客套了一番，便叫“道人、行童收了”。此時，“道人”儼然出現在了佛門寺院。宋徽宗對佛教的滲透，被施耐庵悄然隱藏在這樣一句話中。

魯智深第一次大鬧五臺山，只是犯了酒戒，打傷了二三十個老郎、火工、直廳、轎伕，並沒有對五臺山文殊院造成很大的危害。智真長老是額外高人，對這次事件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有趙員外罩著，破壞又不大，趙員外也寫了信來，給被打傷的僧人陪話，智真長老只有忍了。

“革佛詔”頒佈後，魯智深第二次大鬧五臺山，這回可就鬧大事了。書中寫道：

（魯智深）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調轉身來，看著右邊金剛，……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腳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

打壞金剛之後，又將狗肉硬塞給和尚吃。魯智深如此無禮取鬧，極端褻瀆佛門，激起了眾怒，監寺、都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伕，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魯智深是行伍出身，一身好本事，一場混戰下來，打傷了數十個，大獲全勝。

監寺無奈，只得跑到智真長老那裡告狀。這回，智真長老態度立即強硬起來，說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由他。”你趙員外不是很牛逼嗎？魯智深所作所為，你老弟是脫不了干係的，一切都要你恢復原樣。

即便智真長老態度強硬，但是，在這場革佛運動中，還是無可奈何：“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

三世佛指的是東方藥師佛、中央釋迦摩尼佛、西方阿彌陀佛“橫向三世佛”，又指過去佛燃燈佛，現在佛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佛“縱向三世佛”。看來，當時的革佛運動來勢洶洶，佛門已經做好了佛教全部被摧毀的準備。

但是，面對這場“革佛詔”，佛門也不斷的進行反擊。當時，一批僧人要辯論“革佛詔”的是與非，為首者如日華嚴、明覺等七位僧人被杖殺。智真長老的反擊，便是等待時機，要“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卻說趙員外第二次接到智真長老的書信，把魯智深的行為詳細的予以告知，信中肯定還提到了索賠的要求。趙員外接到書信，“好生不然”。但是，趙員外還是自知理虧，回信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

智真長老的反擊獲得成功，此時，應當到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正月，這一年，正月“罷道學”、五月“復寺院額 ”、九月“復德士為僧 ”。趙員外畢竟重修了“文殊院”。

魯智深也被打發去了東京大相國寺，且去趙員外身邊鬧吧。果然，魯智深“遇林而起”，與楊志聯手拿下了二龍山，奪取了寶珠寺。

魯智深、趙員外還會有故事嗎

《水滸傳》作為一部小說，高度濃縮了歷史，把宋徽宗崇道抑佛、毀佛革佛的歷史壓縮在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中，隱藏了一段北宋末年的歷史。

上文講到，趙匡胤與佛家有很深的淵源。施耐庵在開篇故事中，幾乎是摘錄了《宋史·本紀第一·太祖》的出生記載。因而，也必定知道《宋史》中，趙匡胤的發跡與佛門有關。“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以“智真、智深、趙員外”這三個符碼，對寫開篇故事，主題還是“替天行道”。宋徽宗違背“祖上”施捨寺院，主張儒道佛三教並立的宗教政策，背祖失道，招致天下大亂直至亡國。

魯智深與趙員外共同演繹的故事，大鬧五臺山之後便結束了。但是，施耐庵卻在接下來的故事中繼續暗中演繹他們的傳奇。

且說魯智深離開了五臺山，途中經過瓦罐寺，施耐庵再次寫到宋徽宗革佛後，佛教寺院的慘狀。這座瓦罐寺彷彿很宏大，但是卻是十分破敗，“上有一面舊硃紅牌額，內有四個金字，都昏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復寺院額”，好歹瓦罐寺這塊金字招牌還懸掛著，但是“都昏了”。

據崔道成說，“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莊又廣，僧眾極多”。崔道成的這句話並沒有瞎說，五臺山文殊院的情況大抵也是如此。魯智深在半山亭遇到賣酒的，想買一桶酒喝，挑酒的漢子就是不敢賣，因他的本錢是智真長老給的，得遵守寺院的規矩，不能把酒賣給和尚。市井的酒家都是寺院的本錢，甚至連住房都是寺裡的。市稍處給魯智深吃狗肉的那家酒店，也是不敢把酒肉賣給五臺山的和尚吃，違了長老法旨，“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

北宋時期，寺院非常闊氣，教眾甚廣，據史載，宋徽宗時期，僅寺院在籍僧眾就達到了三十萬，依附於佛門寺院的民眾則不知幾何了。一方面是北宋皇帝們看到了佛教商機，把度牒當成了搜刮民眾的發財工具。另一方面，則是不斷的土地兼併，造成大量的百姓流離失所。正如《水滸傳》中所描寫的那樣，大量的民眾依附於寺院，佛門的影響恐怕直接威脅了各級官府乃至朝廷的統治力。

宋徽宗所採取的措施並不是調整政策，減除負擔，疏導民眾來限制佛教的擴張，反倒是以非常嚴厲的手段毀佛、革佛。那麼，再度失去生計的民眾也就只好選擇另外一條路，變成亂民，甚至上山落草。

《水滸傳》藍本故事《大宋宣和遺事》在講到魯智深入夥梁山時，只有一句話：“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判，亦來投奔宋江。”如宋徽宗這般對待佛門，和尚也是要造反的。

這回書講的就是北宋徽宗時期革佛的歷史，施耐庵還以“崔道成”這個人物，暗喻宋徽宗的革佛與魏太武帝滅佛如出一轍，具有同等的危害。

北魏司徒崔浩精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深得魏太武帝信任。後來，魏太武帝又認識了道士寇謙之，開始信奉道教。寇謙之魏太武帝上道書，主張朝廷信道，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於是推波助瀾，上書勸諫太武帝。崔浩的上書產生了效果，魏太武帝便自稱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開始滅佛。魏太武帝下令誅戮長安的沙門，焚燬天下一切經像，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一倖免於難。這場佛門浩劫，史稱“太武法難”。後來，寇謙之病死，崔浩被腰斬，魏太武帝也在毀佛之後的第六年駕崩。

歷史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施耐庵把破壞瓦罐寺的和尚叫做“崔道成”，為何不叫“王道成”、“劉道成”呢？看來，“崔道成”是有如此用意的。施耐庵一反史家之說，把宋徽宗的“崇道抑佛”與魏太武帝的滅佛視為同等浩劫。

宋徽宗違背祖制，導致天下大亂，盜寇蜂擁。魯智深在東京大相國寺“遇林而起”，殺上二龍山，奪了寶珠寺。前文講過，趙員外有一座七寶村，恰好“二龍山”卻是個收藏佛門珍寶之地。所謂“二龍山”，對應的是“宋公明遇九天玄女”故事中的“二龍相戲”、“二龍戲水”。被“待詔”喚醒的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最終卻走到了趙員外的反面，奪了他的藏寶寺。

《水滸傳》故事到梁山大聚義時就戛然而止，從二龍山“遇山而富”，到打青州上梁山之後，魯智深的故事似乎也就此終結。施耐庵的《水滸傳》是不是寫完了，不得而知。現在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後面的故事都是續書，幾乎完全不照應前七十回所預設的伏線。

從前七十回書沒有講完的故事來看，至少智真長老的預言是要有情節來驗證的，正如這位高僧對五臺山和尚們說的：“切記吾言”，魯智深的正果是要做到名寺大剎的住持方丈，智真、智清、智真的級別是一樣的。

從魯智深到達東京大相國寺這段經歷來看，花和尚住持的寺院應當就是大相國寺。這個“正果”，應當還是與趙員外有關。梁山好漢的故事大線索基本忠於歷史，在海州被張叔夜戰敗之後招安，魯智深也在“三十六人同拜爵”之列，“趙員外”將他封到東京大相國寺，是完全可以照應前七十回故事伏線的。

至於魯智深“遇江而止”，大概就是他的結局了。這個結局也很難探知，但絕不是續書《徵四寇》所講的，在浙江坐化了。有一種可能是宋徽宗在鎮江復辟，魯智深繼續追隨，然後終結於此。

當年，趙匡胤施捨僧寺，得到高僧資助指引，大有“遇僧而起”的意思。從而建立了北宋王朝。“趙員外”資助魯智深卻大肆革佛，最終落得個“二龍戲水”的結局，與魯智深的“遇江而止”何嘗不是同一種隱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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