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隐藏着历史的大书，作者（施耐庵）以绝无仅有的笔法，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以水泊梁山故事为线索，穿针引线，构织了一副漫长的历史画卷，把真实的历史深深的隐藏在文本字里行间。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鲁达-鲁智深的故事最具代表性，作者塑造了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艺术形象。同时，又以其精彩的故事、高妙的笔法，讲述了一段北宋历史，揭示了北宋王朝败亡的一大根由。

那么，施耐庵又是如何通过鲁达-鲁智深的故事，将一段北宋历史隐藏文本之中的呢？这段历史又有何深刻的寓意呢？

赵员外到底是谁

讲鲁达-鲁智深的故事，必定绕不开赵员外这个关键人物，这是鲁达成为鲁智深的关键节点。

且说小种经略相公府提辖鲁达三拳打死渭州城屠户郑屠，畏罪潜逃，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始了传奇的人生。鲁达一路狂奔，来到了山西雁门县，遇到了金老父女。金老把鲁达领到了赵员外的外宅，打算把恩人藏在这里。赵员外则认为，雁门县人多眼杂，做公的又多，便把鲁达转移到自己的庄园——七宝村。

七宝村，寓意佛门七宝，指的是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其中，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双体贝类。赵员外此人来历不凡，手握佛门七宝。

在七宝村不过五七日，金老便来报告说，雁门县有三四个公人到赵员外的宅子外边打听前几日来的不速之客。于是，赵员外便建议鲁达到五台山出家。按照北宋法令，鲁达能够出家做和尚吗？

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经颁诏，规定

显然，鲁达刚刚打死人，属于负罪潜窜之人，是不允许出家做和尚的。这一点，赵员外十分清楚。那么，赵员外又是如何让鲁提辖成为花和尚的呢？当时，赵员外对鲁达说：

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

赵员外的这段话中，有这样几条信息，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寺里的方丈智真，与赵员外弟兄相称。赵员外的祖上就是本寺的施主，但他本人是不是继续舍钱，不得而知。虽然赵员外被智真长老叫做“赵檀越”，但书上却没写赵员外给五台山文殊院有过施舍。这其中恐有缘故，下文再讲。

还有一条，便是赵员外早就预备好了一道五花度牒，是买下来的。北宋时期，对于出家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必须在十五岁前带发修行，称为“童行”。然后通过州府一级的考试，颁发度牒，等于拿到了合法资格。度牒上签压相关印信，如赵员外所说，大概有五个压花吧，所以才叫“五花度牒”。

由于出家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不需耕作，所以，失去土地和不愿意出力的人都愿意选择出家做和尚。因而，北宋时期，便有大量的百姓进入了佛门。为了限制这种现象，保证耕种和军队人员，天圣八年(1030)时规定，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才能带发修行做“童行”。童行尚不具备剃度为僧的资格，还得有一张度牒才行。于是，度牒便成了抢手货，买卖度牒便更加盛行起来。

度牒不仅私底下交易，而且，还成为一种奖励或者报酬。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下诏: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

买一道五花度牒，价格不菲，宋哲宗元祐年间，定价为三百千，也就是三百贯银子，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的。熙宁新法实施后，宋神宗便经常以度牒作为奖励，或做青苗法本钱，放高利贷。《宋史·食货志》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类似情况，在宋神宗时期发生过多次，度牒甚至成了推动新法的一项得力措施。北宋时期的宗教状况，大抵如斯。

看来，度牒竟然收归皇帝直接管控了。这样，流民失所，想出家做和尚都难。《水浒传》中，只有赵员外这样的人才拿得出度牒。武松的度牒是孙二娘给的，孙二娘则是杀死了一个头陀，得到了度牒。因而，五台山周边的百姓没资格做和尚，便大量依附寺院，靠文殊院的本钱讨生活。

施耐庵写《水浒传》非常尊重历史，五台山文殊院及周边市井的情况，就是北宋末期的真实写照。

赵员外有“七宝村”，祖上曾经给文殊院舍过钱，手中又有皇帝直接管控的五花度牒，还能把一个“

神秘的智真长老

赵员外把智真送到了五台山，这回却大方的给智真长老带了很多礼物。智真长老收了礼物，赵员外便开口要剃度鲁达。智真长老答道：“这个因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

长老答应得爽快，五台山僧众却不干了。知客僧把赵员外、鲁达带去客馆里坐地。支开了客人后，首座便带着僧众来劝谏长老，说：“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相貌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智真长老经此一说，似乎也有些动摇了，但是，“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既然是赵员外的面皮，智真自然不敢怠慢，接着说“你等众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

智真长老燃气一炷香，上禅椅，盘膝而坐，口诵咒语，入定去了。一炷香燃尽，长老真魂回归，淡定的对僧众说：“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不仅如此，智真长老还“立帖为证”，说：“可记吾言，勿得推阻。”

智真长老真魂出窍去了哪儿呢？大概是去了道家紫府，查看了北斗七星群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名册，知道鲁达来历不凡，上应天星。不仅了解到鲁达的“前世”，智真长老还准确的预知了鲁智深的“今生”，这个“心地刚直”的凶顽之人正果非凡。金圣叹先生在此处夹批道：“维摩诘经云：菩萨直心是道场，无谄曲众生来生其国。”这就意味着，鲁达的正果恐怕要达到“菩萨”级别，竟然可以成佛。但是，智真长老却不是这样预言的，鲁达若进入佛门，也就是个“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这样的正果又将是什么呢？

鲁智深顺利得以剃度，长老拿著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看看，此处再次点到赵员外度牒造假，是个“空头度牒”。其实，按照上文所言，空头度牒也不是造假，而是北宋时期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皇帝老子都这么干，把出家文凭当做银子使，简直就成了硬通货。

令人奇怪的是，智真长老给鲁达赐法名“智深”，刚刚进入佛门，竟然与智真长老平辈。这岂不是五台山僧众除长老而外，“汝等皆不及他”吗？

按照文本逻辑，施耐庵是这样“蒙”读者的：赵员外与智真长老称兄道弟，又把鲁达说成是自己的表弟，自然就与智真长老平辈了。其实，文本背后，施耐庵要讲的是，鲁智深的正果就是要做到某个大寺院的住持方丈。鲁智深也是《水浒传》货真价实的长老——这是智真长老亲口预言的。

智真长老能够入定，灵魂漫游上界，一点都不弱于公孙胜的师傅罗真人，在《水浒传》中简直就可与张天师、九天玄女这等额外高人相提并论了。

《水浒传》中知道梁山好汉上应天星者，不过寥寥数“人”，后来晁盖归天，也知道了这个机密。因为，“托塔天王”说的就是毗沙门天王，佛教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然而，智真长老是活着的神僧，难道世上真有这样通天彻地的神僧吗？施耐庵写得是不是太玄乎了，岂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吗？

其实，《宋史》中还真记载了这样一位神僧，结合“赵员外”的身份，历史中的那位神僧是这样的情况：

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

这段记载出自《宋史·本纪第一·太祖》，讲的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一段经历。“香孩儿”在后汉之初四处漫游，想为自己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但却总不能如愿。在襄阳“漫游”时，赵匡胤慷慨施舍了佛门寺院。在得到赵匡胤实施的僧众当中，有一个老和尚懂得先天神数，大概是看了赵匡胤的面相，便对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往北边去吧，一定会碰到好机遇的。赵匡胤拿着老和尚这一大笔盘缠，到了陕西一带，正遇到后周枢密使带兵攻打李守真（应为李守贞）。于是，便投奔到枢密使的帐下，开始了发达之路，开创了北宋王朝。

赵员外曾说过，他的祖上曾经给五台山文殊院舍过钱，“祖上”大概就是暗指赵匡胤。而那位懂得先天神数，给赵匡胤指路的老僧，难道不就是《水浒传》中智真和尚吗？

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的寓意到底在哪里？

鲁智深为何叫“鲁智深”

鲁达剃度，《水浒传》接下来就要讲鲁智深的故事了。

上文讲到，鲁智深的这个法号有点怪怪的，一入佛门便与长老平辈。其实，还有一处更怪，施耐庵一直把花和尚叫“鲁智深”。出家人都是“释家”弟子，哪能保留俗姓呢？李叔同大师出家后，便是“弘一大法师”，肯定不能叫“李弘一”了。是不是施耐庵不懂佛教，又写错了？

施耐庵其实没有写错，但凡人物对话时，都叫花和尚为“智深”，尤其是智真、智清两大长老，他们嘴中绝对不会出现“鲁智深”三个字。看来，施耐庵这样写，也是有用意的。

却说鲁智深做了和尚，丝毫不守三皈五戒，赵员外却还时常送来酒肉。在寺院里搅扰了四五个月，赵员外又有好几天没送东西来了，鲁智深“口中淡出鸟来”。于是，私自溜出了山门，在半山亭上强喝了一桶酒。花和尚借酒闹事，大闹五台山。

又过了三四个月，天气暴暖，到了二月时节，鲁智深再次下山。花和尚这次下山，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继续按照历史的节点，讲述了鲁智深二次大闹五台山的故事。

花和尚来到了一处市井，先去了铁匠铺打制戒刀、禅杖。施耐庵在此明确告诉读者，铁匠铺的掌柜叫“待诏”。这不是作者的笔误，也不是版本讹误，所有版本都把铁匠铺的掌柜写做“待诏”。

最初，民间把剃头匠叫做“待招”，大意是客人挨个等候，理发师忙完一个，便招呼下一个。后来，这个称呼引申为所有民间手艺人，应该是“待招”。

“待诏”确实翰林院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文人画士，陪皇帝附庸风雅，代皇帝作诗、作画，侍皇帝下棋、玩射虎等等游戏。

铁匠铺的掌柜竟然也叫做“待诏”，难道五台山下的铁匠铺是皇帝开的？当然不是。施耐庵这样写，寓意鲁智深的故事与宋徽宗有关。

且说鲁智深先说定了一把戒刀，然后与待诏一番讨论，便按照待诏的意思，定制了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六十二斤是待诏讲出来的数字，暗示此时就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

鲁智深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放出来的妖魔，过了六十二年，被待诏“唤醒”。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宣和元年是公元1119年，中间恰好就是六十二年。书中交代，鲁智深第二次下山，“天气暴暖，是二月间天气”。那么，花和尚这次私自下山，就应当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了。

从铁匠铺出来，鲁智深沿街找酒喝，所有酒家都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钱，谁也不敢违抗智真长老的法旨，把酒卖给五台山的和尚。狡猾的鲁智深便来到市稍的一家酒店，谎称自己是云游僧人，骗得了一顿酒喝。这顿酒，施耐庵写得很特别，说是鲁智深差不多吃了半条狗，只剩下一条腿。然后，花和尚怀揣着这条狗腿醉打山门，还试图用狗腿破了五台山僧众的戒。

狗，在此处是隐喻宋徽宗的。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也就是说，宋徽宗属狗。既然如此，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到底是谁在闹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

"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佛就是释迦摩尼佛，宋徽宗把佛划进了道教系列，封为大觉真仙。没了“佛”，自然就没了“释家”，僧人就得以姓氏相称，与道士一样，以“何道士”、“王道长”之类名之了。所以，施耐庵写的就是这个历史，“智深”便成了“鲁智深”。

书中还特意写到了瓦罐寺，这座寺庙极其破败，被一僧一道所占。道士叫丘小乙，和尚则叫崔道成。生铁佛这个古怪的“法号”，更明显的揭露了北宋“崇道抑佛”的历史。宋徽宗革佛之前，于政和六年“置道学”，大概，崔道成这个名字便是入了道学时的“学名”了。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二次被“待诏”唤醒，按照“狗”的指令，对佛门造成了更深刻的破坏。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隐喻的就是北宋革佛历史。

赵员外为何重修文殊院

《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讲的是鲁达出家做了和尚之后不安分，大闹了五台山。僧众很不满鲁智深，要求智真长老将他驱逐出佛门。智真长老却说：“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

过了三四个月，鲁智深再次喝醉酒，变本加厉的醉打山门。这回，智真长老没有饶过花和尚，也不看赵员外之面，不仅将鲁智深打发出了五台山，还以不容商量的口气，给赵员外写了封信，要他赔偿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为何智真长老在同一件事情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上文讲到，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崇道抑佛”到达最高潮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大闹五台山的时间，应当就是书中所说的，三四个月前。照此推算，就应当是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十月。

革佛诏的颁布，并非宋徽宗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前奏。在此之前的政和六年“置道学”，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宋史·徽宗本纪》）。”重和元年时，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 九月，“

宋徽宗崇道，在重和元年九月达到了高潮，除了给林灵素等人封官外，大修道家经典，收集佛教中与道教相冲突的佛经，予以焚毁。这样的行为与宣和元年的“革佛诏”相比，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对佛教的冲击和破坏远未达到顶峰。

《水浒传》在这回书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赵员外带着鲁达来到文殊院，给智真长老带了些礼盒。智真客套了一番，便叫“道人、行童收了”。此时，“道人”俨然出现在了佛门寺院。宋徽宗对佛教的渗透，被施耐庵悄然隐藏在这样一句话中。

鲁智深第一次大闹五台山，只是犯了酒戒，打伤了二三十个老郎、火工、直厅、轿夫，并没有对五台山文殊院造成很大的危害。智真长老是额外高人，对这次事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有赵员外罩着，破坏又不大，赵员外也写了信来，给被打伤的僧人陪话，智真长老只有忍了。

“革佛诏”颁布后，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这回可就闹大事了。书中写道：

（鲁智深）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

打坏金刚之后，又将狗肉硬塞给和尚吃。鲁智深如此无礼取闹，极端亵渎佛门，激起了众怒，监寺、都寺点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约有一二百人，都执杖叉棍棒，尽使手巾盘头，一齐打入僧堂来。鲁智深是行伍出身，一身好本事，一场混战下来，打伤了数十个，大获全胜。

监寺无奈，只得跑到智真长老那里告状。这回，智真长老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说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你赵员外不是很牛逼吗？鲁智深所作所为，你老弟是脱不了干系的，一切都要你恢复原样。

即便智真长老态度强硬，但是，在这场革佛运动中，还是无可奈何：“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

三世佛指的是东方药师佛、中央释迦摩尼佛、西方阿弥陀佛“横向三世佛”，又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纵向三世佛”。看来，当时的革佛运动来势汹汹，佛门已经做好了佛教全部被摧毁的准备。

但是，面对这场“革佛诏”，佛门也不断的进行反击。当时，一批僧人要辩论“革佛诏”的是与非，为首者如日华严、明觉等七位僧人被杖杀。智真长老的反击，便是等待时机，要“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却说赵员外第二次接到智真长老的书信，把鲁智深的行为详细的予以告知，信中肯定还提到了索赔的要求。赵员外接到书信，“好生不然”。但是，赵员外还是自知理亏，回信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

智真长老的反击获得成功，此时，应当到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正月，这一年，正月“罢道学”、五月“复寺院额 ”、九月“复德士为僧 ”。赵员外毕竟重修了“文殊院”。

鲁智深也被打发去了东京大相国寺，且去赵员外身边闹吧。果然，鲁智深“遇林而起”，与杨志联手拿下了二龙山，夺取了宝珠寺。

鲁智深、赵员外还会有故事吗

《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高度浓缩了历史，把宋徽宗崇道抑佛、毁佛革佛的历史压缩在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中，隐藏了一段北宋末年的历史。

上文讲到，赵匡胤与佛家有很深的渊源。施耐庵在开篇故事中，几乎是摘录了《宋史·本纪第一·太祖》的出生记载。因而，也必定知道《宋史》中，赵匡胤的发迹与佛门有关。“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智真、智深、赵员外”这三个符码，对写开篇故事，主题还是“替天行道”。宋徽宗违背“祖上”施舍寺院，主张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背祖失道，招致天下大乱直至亡国。

鲁智深与赵员外共同演绎的故事，大闹五台山之后便结束了。但是，施耐庵却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继续暗中演绎他们的传奇。

且说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途中经过瓦罐寺，施耐庵再次写到宋徽宗革佛后，佛教寺院的惨状。这座瓦罐寺仿佛很宏大，但是却是十分破败，“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复寺院额”，好歹瓦罐寺这块金字招牌还悬挂着，但是“都昏了”。

据崔道成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崔道成的这句话并没有瞎说，五台山文殊院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鲁智深在半山亭遇到卖酒的，想买一桶酒喝，挑酒的汉子就是不敢卖，因他的本钱是智真长老给的，得遵守寺院的规矩，不能把酒卖给和尚。市井的酒家都是寺院的本钱，甚至连住房都是寺里的。市稍处给鲁智深吃狗肉的那家酒店，也是不敢把酒肉卖给五台山的和尚吃，违了长老法旨，“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

北宋时期，寺院非常阔气，教众甚广，据史载，宋徽宗时期，仅寺院在籍僧众就达到了三十万，依附于佛门寺院的民众则不知几何了。一方面是北宋皇帝们看到了佛教商机，把度牒当成了搜刮民众的发财工具。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正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样，大量的民众依附于寺院，佛门的影响恐怕直接威胁了各级官府乃至朝廷的统治力。

宋徽宗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调整政策，减除负担，疏导民众来限制佛教的扩张，反倒是以非常严厉的手段毁佛、革佛。那么，再度失去生计的民众也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变成乱民，甚至上山落草。

《水浒传》蓝本故事《大宋宣和遗事》在讲到鲁智深入伙梁山时，只有一句话：“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判，亦来投奔宋江。”如宋徽宗这般对待佛门，和尚也是要造反的。

这回书讲的就是北宋徽宗时期革佛的历史，施耐庵还以“崔道成”这个人物，暗喻宋徽宗的革佛与魏太武帝灭佛如出一辙，具有同等的危害。

北魏司徒崔浩精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深得魏太武帝信任。后来，魏太武帝又认识了道士寇谦之，开始信奉道教。寇谦之魏太武帝上道书，主张朝廷信道，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推波助澜，上书劝谏太武帝。崔浩的上书产生了效果，魏太武帝便自称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开始灭佛。魏太武帝下令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一幸免于难。这场佛门浩劫，史称“太武法难”。后来，寇谦之病死，崔浩被腰斩，魏太武帝也在毁佛之后的第六年驾崩。

历史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施耐庵把破坏瓦罐寺的和尚叫做“崔道成”，为何不叫“王道成”、“刘道成”呢？看来，“崔道成”是有如此用意的。施耐庵一反史家之说，把宋徽宗的“崇道抑佛”与魏太武帝的灭佛视为同等浩劫。

宋徽宗违背祖制，导致天下大乱，盗寇蜂拥。鲁智深在东京大相国寺“遇林而起”，杀上二龙山，夺了宝珠寺。前文讲过，赵员外有一座七宝村，恰好“二龙山”却是个收藏佛门珍宝之地。所谓“二龙山”，对应的是“宋公明遇九天玄女”故事中的“二龙相戏”、“二龙戏水”。被“待诏”唤醒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最终却走到了赵员外的反面，夺了他的藏宝寺。

《水浒传》故事到梁山大聚义时就戛然而止，从二龙山“遇山而富”，到打青州上梁山之后，鲁智深的故事似乎也就此终结。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不是写完了，不得而知。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后面的故事都是续书，几乎完全不照应前七十回所预设的伏线。

从前七十回书没有讲完的故事来看，至少智真长老的预言是要有情节来验证的，正如这位高僧对五台山和尚们说的：“切记吾言”，鲁智深的正果是要做到名寺大刹的住持方丈，智真、智清、智真的级别是一样的。

从鲁智深到达东京大相国寺这段经历来看，花和尚住持的寺院应当就是大相国寺。这个“正果”，应当还是与赵员外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大线索基本忠于历史，在海州被张叔夜战败之后招安，鲁智深也在“三十六人同拜爵”之列，“赵员外”将他封到东京大相国寺，是完全可以照应前七十回故事伏线的。

至于鲁智深“遇江而止”，大概就是他的结局了。这个结局也很难探知，但绝不是续书《征四寇》所讲的，在浙江坐化了。有一种可能是宋徽宗在镇江复辟，鲁智深继续追随，然后终结于此。

当年，赵匡胤施舍僧寺，得到高僧资助指引，大有“遇僧而起”的意思。从而建立了北宋王朝。“赵员外”资助鲁智深却大肆革佛，最终落得个“二龙戏水”的结局，与鲁智深的“遇江而止”何尝不是同一种隐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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