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到别人的地盘上作客，应该遵守主人的规矩。国家之间也适用这个原则，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法规一般都是相通的。因此，遵守当地的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
但是在世界历史上，很早就存在有领事裁判权，或者叫治外法权。中国人对此非常反感，因为我们曾经是这种特权的受害者，其代表着中国主权的丧失，以及外国人可以凌驾于中国人之上。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开始出现类似的制度，用来解决本国人在外国的犯法问题。可以想象的是，强大而又骄横的古罗马人，显然不喜欢接受其他国家对自己公民的法律制裁。
中世纪时，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商业往来十分频繁。两方的宗教信仰又同样十分深厚，为了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欧洲商人推举出领事，专门负责处理欧洲人在当地的犯罪问题。在得到当地法庭或行政长官许可的情况下，用欧洲的法律来制裁欧洲人。
16世纪开始，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出现国家委派的领事，处理本国公民在外国的各项事务。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把生意触角伸到了古老的东方。
整个明朝和清朝的前半期，欧洲人都只能老老实实地遵守中国的法律。即使是澳门这样的租借地，葡萄牙人也必须服从香山县的管辖。如果发生涉及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纠纷，澳门当局只能确保官府没有偏袒中国人而已。
随着西方的崛起、清朝的没落，欧洲人居高临下的心态日益膨胀，满清在他们眼里变成原始和野蛮的象征。于是，欧洲人开始谋求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使英国人彻底撕下了伪装，在《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得到了这项特权，英国人在华犯罪，必须由英国领事用英国法律来裁决，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而正式形成领事裁判权的条约是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签署时间在1844年7月3号。美国人通过要挟清廷，获得了完整的领事裁判权，并成为各国的样板。从此，大清的法律不再对洋人及与洋人有关的案件起作用。
说来可笑，美国人用来要挟清廷的事情竟然是上京面圣。1844年，美国贸易特使顾盛想到北京找皇帝当面谈谈，道光皇帝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便一直掩耳盗铃，以为不许外国使节进京，他就不会丢脸了。
道光派耆英截住顾盛，让他到澳门去谈，千万不能进京。而顾盛想谈的事情里，除了贸易外，还有一项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犯罪后的审判权问题。
当年的6月，广州百姓与英国商人发生冲突，美国人不幸被卷入冲突中。在混乱中，一名美国人开枪打死了中国人徐亚满。广州官府要求美方交出杀人凶手。而美方认为这是自卫杀人，不能偿命，拒绝交出！
双方各执一辞，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耆英和顾盛其实都不确定，但他们都不在乎，能否达到各自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耆英表示可以答应美方的各项条件，但顾盛不能进京面圣。而顾盛因此得到了自己想的东西，见不见皇帝，自然就无所谓了。
于是，双方签订《望厦条约》，把领事裁判权变成了正式的法律条文。从此，凡是跟大清有交往的国家，都取得了这项特权。洋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除了少数外交官外，绝大多数外国领事都会偏袒本国公民，哪怕是杀了人，都很少会受到真正的惩罚。几次民间的涉洋教案，最终结果都是中国人被问罪斩首，连曾国藩也因此被搞得民怨沸腾，黯然下台。
正因为如此，大清的官员都把与洋人打交道视为畏途，更加助长了外国人的骄横。加紧霸占各种资源、偷盗珍宝文物，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伤害。
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是从一战开始的，德、奥等战败国是不得不放弃，其他列强的特权要到二战后才基本废除。不过在某些地方，这项特权仍然得以借尸还魂，就是驻外美军。
上世纪四十年代，驻华美军侮辱女大学生沈崇，引发全国人民的抗议，以及反对美国驻军的浪潮。直到今天，美国在全球各地的驻军依然如此，日韩两国一直是主要的受害者。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经常会抗议美军士兵的犯罪行为，并要求美军撤出本地，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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