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司馬相如是西漢時期的辭賦大家，他一生的經歷，被司馬遷以一萬餘言的長篇，載入《史記》 “列傳” 之中。但奇特的是，記載中司馬相如本身的著作，佔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這使得司馬遷的態度顯得撲朔迷離，而司馬相如的正反形象，從此成了士人爭議不休的主題。
掙脫政治上的是非，映入尋常百姓眼簾的司馬相如，是一個風流才子的形象。坊間流傳的司馬相如故事，興趣多在於他和卓文君的風流韻事—— — 那個由司馬遷開了頭，卻始終不見結尾的愛情故事，成了民間創作的主題，演出一幕幕的人間悲喜。而那個走出官衙，生活在民間的司馬相如，透過戲劇的搬演，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歷史和戲劇，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哪個才是司馬相如真正的形象？歷史看似記載了真實的人生，但卻可能真中有假；戲劇也許虛構了傳奇的人生，卻可能假中有真。二者之間存有許多難以釐清的分際，若能在真中驗假，假中悟真，則不失為看待歷史與戲劇的正確態度。以下便讓我們在歷史傳記與戲曲故事中，一探司馬相如的虛實人生。
歷史傳記中的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的傳記，首見於司馬遷的《史記》，隨後班固亦將幾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加載《漢書》 “列傳”之中。這兩位中國史上的偉大史學家，所見略同的將司馬相如當作有漢一朝足堪立傳的歷史人物，可見司馬相如之入傳，確實有其重要意義。
檢閱中國現存的史書，可以發現《史記》和《漢書》是唯二將司馬相如事單獨列入正傳記載的。不但篇幅之長，足冠群傳，而且除了本傳之外，在其他篇章中，亦時有提及，足見其於作者心中份量非輕。如果我們想要考察司馬相如一生，《史記》與《漢書》便成了最主要的依據，所以談歷史上的司馬相如，非從《史記》、《漢書》說起不可。
一、不得伸展的身影—— 《史記》中的司馬相如
司馬遷所撰〈司馬相如列傳〉一文，總長約1萬1千字，其中收錄了司馬相如所作之賦七篇，共9千餘字，約佔全文五分之四。其載錄傳主原文之多，篇幅之長，堪稱《史記》一絕。這樣的載錄方式，用意何在？這是每位研究〈司馬相如列傳〉者，都不會錯過的主題。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史記》列傳，於諸家之文，多不濫登。”（《歷代名家評史記》）而司馬相如的文章，居然可令司馬遷 “連篇累牘，極繁不厭”的忠實載錄，除了其本身文章華美可讀外，定然有其深意。但由於列傳中評寫司馬相如的筆墨實在太少，以致後人產生諸多揣測，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兩派看法。
一派以為司馬遷讚賞司馬相如文章的諷諫之意，故而載入以諷武帝；另一派則認為司馬遷寓貶於褒，暗諷司馬相如求官媚上，以致武帝愈陷愈深。這兩派批評的意旨，南轅北轍，但卻同樣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幾乎所有評論者都相信，司馬遷載錄相如之文，絕非單純欣賞他的文辭而已。究竟司馬遷之意為何？讓我們再一次來回顧其〈司馬相如列傳〉一文，從中找尋可能的隱意。
司馬遷在文中雖然所陳不多，但卻在他每一次載錄相如文章前後，都作了短短的評論。如載〈天子游獵賦〉前司馬遷曰：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後又曰： “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認為此文雖然鋪陳侈靡之事，非義理所尚，但卻引出節儉、歸於正道，主旨仍在於諷諫。而在〈難蜀父老〉一文，則評曰： “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認為雖然相如之怯懦，使他選擇了繼續迎合武帝之意，但卻作此文表面宣達武帝的旨意，實則冀望能借著父老之言，諷諫武帝。
可見司馬遷認為在相如的心中，一直是存在著諷諫君王之意的。只是武帝是那樣一個剛愎自用的君王，他要的是臣子阿諛的掌聲，而可以將旁人的規勸視如無物。這種性格在司馬相如上〈上疏諫獵〉、〈哀秦二世賦〉及〈大人賦〉後武帝的表現，可以看得更清楚。
傳中記載，武帝對於〈上疏諫獵〉、〈哀秦二世賦〉這兩篇勸諫意味明顯的文章，反應十分冷淡，表面上雖然稱善封官，封的卻是一個看守文帝陵墓的小官，根本無意重用相如，亦不以為他的見解足以參與軍國大事。但卻在相如奏上〈大人賦〉後： “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可見武帝看待相如，是隻取其奉承之意，而刻意忽略他的建言的。這種處境，與娼優何異？面對武帝這種態度，相如的選擇是 “稱病歸鄉”。
司馬相如死前留下〈封禪文〉一篇，遺言妻子：“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可見他對武帝性格瞭解之深，知其死後武帝必有求書之舉。此文既預定在死後陳奏，其用意必然不求官，亦無須奉承。其中雖然誇大漢德，言其足以封禪，但其論周無德不應封禪之言，卻隱含值得推敲的深意。但一如以往，武帝非但不見其深意，反而在司馬相如死後五年，開始 “祭后土、禮中嶽、封於太山”，那種執迷不悟、自以為是的一貫醜行畢露無遺。
姑且不論司馬相如為文之意是褒是貶，司馬遷藉相如之文以諷刺武帝的意思，已經十分清楚。對司馬遷而言，相如的文章是可以作為諷刺漢武帝之用的，所以他在最後贊曰：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就司馬遷而言，武帝不能接納善言、剛愎自用的性格，在”李陵事”時，已經徹底展露，所以他深切的體認到要武帝接納自己的文章，文中就不能只用規勸之意，不灌點迷湯，文章豈能得幸聖覽？所以他能體諒相如必須用這種方式來上陳他的諫言。對他而言，稱讚相如之言，是真誠的，也是沉痛的，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不得伸展的身影。
二、文章冠天下——《漢書》中的司馬相如
雖然《漢書》與《史記》皆將司馬相如入傳，載其一生經歷。但如果比對二書中的司馬相如傳記，便可發現《漢書》的〈司馬相如傳〉幾乎全部沿用《史記》原文，並無新的資料增入。但班固在文末讚語中別出新意道：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其評說的重點與結論與司馬遷完全不同。
司馬相如之文的諷諫作用，是史公立傳的重點所在，但班固卻取揚雄所謂 “勸百而諷一”，否定了相如文章的諷諫之意。那麼在抽出司馬遷所津津樂道的“諷諫之意”後，班固如此完整保存相如文章 的 用意又 是什麼？這便值得讀者玩味再三了。
班固曾在其自序性質的《 漢書‧敘傳》中道：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採，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可見文辭之華美與用語之豐富，是班固述〈司馬相如傳〉的最主要因素，這一點雖然在本傳中很難得見其真實，但如果比對《漢書》全文，那麼這個事實便不言可喻了。
在《漢書》中，班固言及司馬相如相關的記載約有十多處，其中與文辭直接關聯者共有九處，如言其“以文辭顯於世”、 “善為文而遲”、 “上奇其書”、 “辯知閎達，溢於文辭”、 “作甚弘麗溫雅”、 “辭莫麗於相如”等。可見班固之所以重視司馬相如，與其文筆，大有關聯。這些記載有的是寫相如文賦對當時的影響，有的則寫時人對他文才的佩服，而其中更多是寫武帝對相如文學才能的借重。這些記載皆充分印證了班固對司馬相如 “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的評價，也可見班固之取相如，重點確在他辭賦上的表現。
班固雖然否定了司馬相如文章的 “諷諫之意”，但隨著兩漢士人文學觀念的轉變，使其不得不重視相如之為文人，在當時所具之引領作用，及其文章對整個朝廷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班固以相如入史冊，所塑造的形象，乃一 “文章冠天下”的文人。
戲曲故事中的司馬相如
自元以來，戲曲的演出，已是一種生活的常態，而戲曲故事的流傳，亦自然而然進入民眾的記憶，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演出的故事中，歷史事蹟，經常是劇作家樂於取用的現成材料，因為多數史書上的人物之所以能名留史冊，本身即富有相當的傳奇色彩，只要稍微加工，便是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就這樣歷史成了戲劇，戲劇的流傳又繪聲繪影，彷佛為真實歷史的一部分，甚至取代了史書上的記載，成為民眾記憶中的歷史故事。
司馬相如的故事，就這樣從歷史成為戲劇，又從戲劇變成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傳說。自元雜劇，到明傳奇、雜劇，清傳奇、雜劇，以至於當代戲曲，流傳坊間的劇本，不下於20種。本文便以其中具階段性代表意義的明傳奇《琴心記》及當代戲曲《司馬相如》為例，說明戲曲故事如何逐漸的豐富司馬相如形象。
一、風流才子—— — 明傳奇《琴心記》中的司馬相如
雖然多數關於司馬相如事蹟的劇本目前已無法得見原貌，但由現存劇目中，仍可透露出一個訊息，那便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慢慢變成故事的重心，才子佳人模式的情節，躍升為古典戲曲中，司馬相如故事的演出主調。
在《史記》的文字中，扣除司馬相如本身辭賦之後，僅餘的兩千多字中，與卓文君相關的事蹟便佔了約600字之多，其份量不可謂不重，主要記載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奔相如的故事。而如此詳載於史冊的風流韻事，自然成為後世劇作家樂於取材的故事來源。
向來才子佳人的故事，便是中國古典戲曲最為喜愛的題材，不論是寫文人、武士、帝王、將相，中間總要穿插些美人的身影，故事才算完整。而翻開中國歷史，像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如此渾然天成，不須多費筆墨，自然符合才子佳人模式的事蹟，實在不多。多數歷史劇中的才子佳人故事，關於”佳人”的部分，皆以誇張渲染的成分居多。難怪它能一再被改編演出，數量之多，甚至可以媲美《西廂記》。
而在古典戲曲中，演出司馬相如與文君故事，最著名者當屬《琴心記》一劇，其故事梗概大略按照《史記》所記載的史實依序搬演，另外嵌入了《華陽國志》、《西京雜記》等相關傳說，並依《史記》未載之〈美人賦〉、〈長門賦〉的內容，想象其事，增益情節。形成傳奇慣用的 “一見鍾情→盟誓終生→生求功、旦守志→夫榮妻貴→生旦團圓”才子佳人模式。這樣的故事模式，在其他兩本寫相如故事的明傳奇《凌雲志》、《鳳求凰》之中，同樣有跡可循。只是較之二者，《琴心記》的文辭流暢，可讀性高，情節發展也較為合理。
但不可諱言的，劇中仍存在著一些缺點，如寫文君當壚出自無奈，且自覺羞愧，明顯削弱了人物的反抗性。又將人物臉譜化，讓唐蒙的形象趨於醜惡，作為追求情節曲折的手段，如此作法，亦恐有違歷史真意，亟待商榷。
當然，就如元《卓文君花月瑞仙亭》散套言道：“且休將《史記》裡源流細參訂，傳奇無準繩，關目是捏成。”多數司馬相如劇的作家並無意斤斤於《史記》，如以史實一一考評，則恐怕有失 “戲劇之道”。但是過於粗糙的轉折或臉譜化的形象，恐怕亦無法感動觀眾的心。唯有朝 “歷史的內在可能性”尋求發展，方為 “歷史劇”動人之處。究竟其間分際何在，如何拿捏？對此，當代戲曲有了比較圓滿的答案。
二、理欲交織的卑弱本質—— — 當代戲曲《司馬相如》中的司馬相如
郭啟宏新編崑劇《司馬相如》（另有京劇版名《卓文君別傳》），全劇共分六折，依序 “橋會”、“琴挑”、”奉使”、”郊迎”、”賣賦”、”斷絃”。初看其分折重點，與明傳奇並無太大分別，內容大要亦大約可以想見。但再仔細端詳，作者始於 “橋會”，終於”斷絃”的關目編排，則似乎有著不同以往的隱微變化。在第一折 “橋會”中，一出場的便是那 “功名夢斷”的 “倦遊人”—— — 司馬相如。而題橋之事則是發生於過往，再次經過，仍是以失意人的身分，相如倍加感慨，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的壯志與落魄景況的對照，第一次突顯出相如懷才不遇的悲哀。
而當戲劇演至司馬相如〈子虛賦〉為武帝所欣賞，拜為中郎將時，榮耀集於一身，再過此橋，即欲抹去二個 “不”字，僅餘 “乘高車駟馬過此橋”八個字，表示壯志已酬，但隨即又遭誣告，隱居茂陵，仍是有志難伸。繼之則為千金賣賦，榮享官爵美人，但也氣走了文君，終於內情爆發再遭免官，一切又復歸於無。此時佳人已去，再過此橋，相如斟酌再三，最後仍題上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十個字，但那卻已是另一種繁華過盡，見山又是山的境界了。所謂“羊毫一掃，水闊天高，風也麼飄，樹也麼飄”，唱出了此時相如心無罣礙，瀟灑自在的胸懷，再也不是那拘泥功名的司馬相如了。作者巧妙運用傳說，突顯出 “士不遇”的主題，不但捉住了 “歷史本質的真實”，也使得情節發展有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曲折，演來甚有情味。
再看戲劇終於 “斷絃”，有別於以往生旦團圓的結局。在明傳奇中，雖然也有文君作〈白頭吟〉以抗議相如另娶的情節，但最終總以兩人復歸團圓作為故事的結尾，或為夫榮妻貴（《琴心記》），或為同隱茂陵（《鳳求凰》），更甚而有皇帝下詔賜茂陵女，文君坦然接受者（《凌雲志》）。這些結局都未免將文君的心理過度簡化，與其所展現勇於抵抗傳統、爭取愛情的形象有所落差。所以在此，郭啟宏故意不往下寫，讓故事結束在 “斷絃”，充分展現出文君的絕決，及她勇於追求唯一真愛的精神。
郭啟宏大膽的揭露歷來戲曲作品中最不願意碰觸到主角人物卑弱的一面，他把司馬相如那種重名重利，及面對誘惑時所表現出來的卑弱本質，赤裸裸的展演在觀眾面前，儘管有虧主角人物的完美形象，但這卻是最實在的人生真相。所以不論是在相如或是文君的形象塑造，及內在精神的展現上，郭啟宏所編的《司馬相如》一劇，都是得其精髓的。
餘論
歷史重於事件鋪排而疏於人物內心的書寫特質，恰為戲劇留下了一個 “敞開歷史人物心扉”的空間。所謂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虛虛實實，假假真真。執著的以歷史為真，或以戲劇為假，都可能讓人看不到真相。因為歷史的背後，總隱藏著太多不為人知的事實，這些事實都可能影響我們對一個人的判斷。一出成功的戲劇，背後總免不了有一些虛構的成分存在，但這並不損於其藝術價值，重點在於這些虛構是否為 “合理的想象”，是否能為歷史加分。所以歷史雖然沒有給司馬相如一個堅固不移的形象，而我們卻在戲劇中觸碰到了”司馬相如們”最真實的內心。
從《史記》到《漢書》，從《琴心記》到《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的形象由建立到豐富，從一個遙遠崇高的史傳文士到一個具有卑弱本質的世間才子，司馬相如在讀者的心目中，逐漸樹立起一個有血有肉、難以抹滅的人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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