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經是窮學生，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去劍橋大學著名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做實驗，為博士學位苦讀；他也曾經在倫敦、新加坡的Trading desk一天賺幾千萬，在市場呼風喚雨。他曾經當過嚴謹理性的Quant，也當過國際大投行的期權交易員。現在的周翔腳踏實地，也雄心勃勃。金牛座的他非常贊同西蒙斯的觀點：錢代表power，只有賺到錢，才有資格和能力去改變世界。
法拉利
“對了，你喜歡什麼顏色的法拉利？”站在周翔面前的法國面試官嚴肅地問周翔。那次面試是2007年暑假，周翔還在劍橋大學攻讀物理系博士。他從劍橋坐火車來到倫敦，專門面試美林的Credit Sales and Trading部門的Structurer職位。這是他決定放棄學術轉而做金融之後的第一次面試，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工作面試。
面試他的法國MD單刀直入就問，“你為什麼來面試這份工作？”周翔講了一堆堂而皇之的理由。法國人卻搖搖頭說，我不信。法國人問周翔，你猜猜我為什麼幹這行？我就是為了賺錢。你喜歡什麼顏色的法拉利？他又問周翔。周翔想了想說，那就黃色吧。他暗自想，黃色不錯，顯得特立獨行不拘一格。
講到法拉利，法國面試官來了興趣。“你知道嗎，你在我們這隻要工作一年，就可以買得起法拉利了！”他說。
美林那次面試給周翔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原來做交易的可以這麼光明正大地喜歡錢、追求錢！
錢！對的，這正是周翔所希望的。他已經厭倦了在劍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穿著白大褂做實驗的日子。雖然這個全世界知名的實驗室出了27個諾貝爾物理學獎，雖然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在推動人類科學最尖端的進步，每個人的努力都至關重要。博士後們聊天時常常相互洗腦，說哪怕是自己實驗失敗，“也是對科學做出了貢獻”。
但這清貧窮酸，而又一成不變的生活不是周翔想要的。看著系裡的博士後每天騎著自行車懶洋洋地來做實驗，他就能想象自己十年後的樣子，“我覺得那樣的前途很沒有意義、很渺茫。”他想要過一個刺激、有意義的人生，他不想當窮人，他想用自己的能力賺錢！
周翔在劍橋大學畢業典禮
叩開華爾街的大門
周翔堅定認為選擇做金融是他這輩子最對的決定。他一再告訴我，“幸好沒有去做博士後”。周翔是金牛座，自認喜歡享樂，非常討厭波瀾不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做學術。
但其實，一直到去劍橋大學攻讀物理系博士之前，周翔對於“金融”都沒有啥概念。周翔在重慶合川縣長大，媽媽在縣城的銀行工作。因此他一直覺得金融就是“存錢貸款”。
雖然自小就是當地學霸，周翔卻也經歷了“天將降大任”之前的一波三折。高考發揮失誤，他沒有考上心儀的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後，他申請美國留學，雖然拿到名校Offer，結果遇上911，他被拒簽了。被拒後他在北京過了半年的北漂生活，又遇到SARS。等待的半年時間中，他曾經琢磨過要不要考國內的研究生。但在去聽了一節政治課的考研補習班後，周翔感覺頭皮發麻。那半年北漂生活，他經歷了起起伏伏，但總算好事多磨，劍橋大學給了他Offer。
到達劍橋之後，周翔經常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踢足球。一次在球場踢球的休息時間，一位數學系的本科生建議他去申請Quant的工作。“他說你跟我背景差不多，我覺得你適合做這個”。這位後來成為高盛知名交易員的同學又推薦了一堆書給周翔看。
周翔（後排右一）在劍橋學院足球隊與隊友合影
周翔對Quant這個職位頓時倍感好奇。其實他之前瞭解過投行的招聘，覺得那些職位對英語要求太高，不適合自己，但Quant似乎需要專業技能都是他的強項，而且賺錢比當博士後可多多了！上網搜索後，周翔讀到那篇Mark Joshi寫的On Becoming a Quant。那篇短文讓他豁然開朗，“我感覺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塊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優勢，去撬開華爾街大門的敲門磚。”他告訴我。
為了準備傳說中殘酷的Quant面試，周翔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當時他對期權和衍生品一無所知，就發揮中國學霸的自學精神，找來John Hull所著的那本號稱期權聖經的《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從頭讀到尾。為了在金融數學和隨機微積分方面更有把握，周翔又找來劍橋自己出的一本《金融中的隨機微積分》（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讀完這本書，他掌握了包括Brownian Motion（布朗運動）、 Ito's Lemma（伊藤引理）、Martingale（鞅）、Change of Measure (測度變換）等在金融數學中比較重要的理論工具。
周翔重溫了編程和蒙特卡洛模型的書，把清華大學出的高數概率論和統計線性代數也拿來複習了一遍。為了增加自己研究背景中數學建模的比重，讓自己的簡歷對Quant職位變得更具吸引力，他甚至花了大半年，自己設計了一個測試金屬薄膜折射率的實驗，在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發了一篇論文《用太赫茲時域光譜試驗確定金屬薄膜的複數折射率》( https://aip.scitation.org/doi/10.1063/1.2970161）論文涉及到的數學有傅立葉變換和增強版“on-the-down-hill”算法進行數值求解）。
“說實話，我覺得自己太功利，完全為了去華爾街工作賺錢而去發論文做研究，的確愧對自己的導師和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那些物理界的列祖列宗，有點武俠小說裡背叛師門的負罪感”，周翔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依然頗有內疚感。
Quant面試現場很安靜，強度很大。面試官 Quant中有很多Geek，不擅長交流和寒暄，直接上來沒幾句話就讓候選人做題。他們每人會出三四道關於概率、邏輯、期權、編程的問題，以及不少腦筋急轉彎，讓候選人在40－60分鐘時間內解答。
做題是周翔最不害怕的。“中國學生，最不怕的就是做題，而且很多都是奧賽數學題。我可能最大的天賦就是比較擅長考試吧。”他說。
筆試之後是面試，每一輪面試都有5到8名Quant考官來輪番測試候選人。周翔形容自己感覺就像“一個嫌犯在警察局裡被各路警員輪番審問”。面試之所以這麼設計，做是為了挑戰候選人在重壓之下的表現。候選人不能露出絲毫破綻，哪怕只有一個面試官有負面意見，就可能就讓候選人功虧一簣。
有趣的是，周翔沒有拿到用法拉利誘惑他的法國人的Offer。但2008年3月，周翔拿到了J.P.Morgan倫敦的Offer，成為了J.P.Morgan的Sales and Trading部門Forex Option的一名Quant。他興奮得立即打電話通知老家的媽媽，說自己要去倫敦上班了，還是做金融。在合川縣銀行工作的媽媽說，“那也行啊，我也做金融，你也做金融嘛”。
但命運總是難以捉摸。就在拿到J. P. Morgan口頭Offer的那個週末，J.P.Morgan在美聯儲的授意下收購深陷金融危機的投行貝爾斯登，因此所有的招聘全部暫停和凍結。獵頭告訴周翔，他的Offer也被凍結、甚至可取消，周翔一下從山巔跌到谷底。他不停的問自己：why now？why me?
隨後的一個月，可能是周翔在劍橋過得最頹廢的一段時間。他整天渾渾噩噩，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實驗也不想做，球也不想踢，工作也懶得找，感覺萬念俱灰。
周翔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大草坪
戲劇性的峰迴路轉的一天在5月12日到來。一早醒來後，周翔看到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在震驚和慌亂中打電話回家。得知父母都安然無恙，他稍微放下心。當天下午，周翔就收到獵頭電話，告訴他J.P. Morgan還是決定給他Offer。
這一天周翔同時沉浸在悲傷和喜悅中。這樣複雜的心情讓他難以平復。回顧過往，他感覺人生中重大事件似乎都遵照這種模式，“最後的結果不錯，但是過程中往往一波三折，很難有那種淋漓的順暢。”
一天賺了幾千萬
就這樣，在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周翔正式在倫敦金融城上崗了。2008年，周翔是J.P. Morgan 全球外匯衍生品交易部門唯一錄取的新人。“以後還是可以給兒子吹吹牛的，老爸當年在金融危機最恐怖的時候拿到了Offer。”他說。
周翔奮戰過的JP Morgan倫敦交易室
在J.P. Morgan的頭半年，周翔常感覺自己在“坐飛機”。公司安排他坐在一個交易員旁邊，他要隨時回答交易員的問題。“當時什麼也不懂，交易員問我問題就頭皮發麻，交易員脾氣又壞”，他擔心自己會被捱罵。但慢慢周翔發現，交易室裡交易員們是非常尊重Quant的，因為他們負責做模型，懂得背後的原理，交易員也不會像他想象中的那樣，隨便對他發脾氣。
當了四年的Quant之後，周翔主動給老闆提出要做交易。他喜歡市場每天的起伏變化，認為自己對模型的深刻理解能做出更好的交易判斷。老闆立即答應了他。
2012年，周翔被公司外派至新加坡辦公室，主管亞洲地區外匯期權電子交易業務。任職期間，他主要負責外匯衍生品場外和電子交易業務及風險管理、定價和對沖模型開發，也負責奇異期權和結構化產品設計。周翔帶領的團隊平均每年盈利超過6億美元，並且還被Risk雜誌評為了“Foreign Exchange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
交易生涯中讓他難忘的時刻很多。2015年1月是其中最經典之一。瑞士央行突然出人意料的放棄了 EUR／CHF ＝ 1.2 這個匯率下限，隨後幾天這個匯率最大下跌有30%之多（也就是CHF相對EUR大幅度升值）。那天交易團隊見到這麼大的風險敞口，都驚呆了，因為數量級已經和平時不在一個等級上。但周翔反覆檢查了模型，並把定價模型從適合Pegged Currency的模式轉換到了帶Jump的模式，並快速做了校準和驗證。
他曾經作為Quant研發過模型，並對波動率Regime Shift有深刻研究的經驗，這讓他在應對這個突發事件遊刃有餘。他讓大家按照模型的指示做對沖下單，並且充分抓住了這一歷史性事件帶來的罕見波動，以及和其他貨幣對之間突然的相關性變化，同時在多個貨幣對上佈置了波動性和方向性投機頭寸。接下來的一兩天，他就為公司賺了幾千萬歐元。
2012年周翔離開倫敦去新加坡，臨行前Teammates送他一件球衣在Trading Floor上合影留念
與周翔帶領的團隊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好幾家大投行在這個交易中折戟。花旗集團和巴克萊資本的trading 團隊對這“黑天鵝”事件反應不及時，導致虧損上億美金。那幾天周翔把一個在巴克萊資本做外匯期權交易的哥們嘲笑了個夠，“從此他在我這裡基本就再沒翻過身，反正有啥爭執我都把這個拿出來鞭屍一遍，他義憤填膺卻又無可奈何。“
大幹一場
“我大學畢業決定出國留學，結果遇到9.11， 北漂繼續申請出國留學遇到SARS，博士畢業決定去做金融遇到2008年金融危機，2015年做出回國決定時，中國就遭遇了股災...” 周翔用重慶人的幽默，調侃自己“自帶黑天鵝屬性”。
2017年，周翔和太太一起回到中國。雖然他放棄了在國際城市倫敦和新加坡長居的機會，但他想離家人更近一點，也期待在中國的期權市場有所作為。回國後這幾年，周翔不僅重新熟悉了國內市場，在衍生品交易和投資領域也積累了更加強大的實戰經驗。
雖然在國外生活了多年，周翔的血液中依然流著重慶人耿直的基因。他同時具備交易員對風險的極端敏感、對市場的高度興奮。他說自己很幸運能進入金融行業，做自己喜歡並擅長的期權交易。他也非常贊同西蒙斯的觀點：錢代表Power，只有賺到錢，才有資格有能力去改變世界，去影響到更多的人。
我問周翔，你後來當了交易員，到底有沒有買那輛黃色法拉利呢？
他嘆了口氣說，“哎，說起來你都不相信，我直到去年才拿到駕照。”
周翔在摩洛哥撒哈拉沙漠
兩段價值連城的交易經歷
就好像所有成熟的交易員，在投資生涯中，周翔也犯過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彌足寶貴，幫助他完善了自己的交易能力。我請周翔分享了他在交易生涯中，最難忘的兩個錯誤。以下為周翔口述。
周翔期權交易實戰分享
我在交易上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教訓來自於奇異期權對於Vomma/Vanna這些和波動率有關的二階Greeks的敏感性遠超Vanilla，這個直接決定了對於對沖成本以及解除對沖所需的成本的計算和評估，直接關係到這筆交易最後的盈虧。在這之前，我對於Vomma/Vanna的認識基本上就侷限在Vanilla，或者說侷限在理論上。
相較於其他Asset Class, 比如股票，利率，商品等，外匯場外衍生品市場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帶非連續性賠付結構的奇異產品交易得特別多量非常大，比如Barrier Option（障礙期權）， 觸碰類期權（One-touch， Double-no-touch）等。這類奇異期權基本上對於Vega dvol (Vomma)和Vega dspot（Vanna）這兩個二階Greek比較敏感，而且其價格對於整個波動率曲面都有所暴露，導致無法簡單的像對待Vanilla一樣通過把某一個點上的Implied vol直接調高來對Vomma或者Vanna進行定價。
我當時作為賣方賣出了一份USDCAD的Double-No-Touch, 因為當時USDCAD的歷史波動率處於相對低位，大多數的買方覺得USDCAD匯率大概率將會在一個窄幅內上下波動，所以向投行購買大量的Double-no-touch合約來投機。如果持有期間匯率不觸碰上下兩個邊界，到期就會獲得一筆固定賠付。像我這樣的賣方賣出這份合約，就實際上在做多波動率。隨著時間的推移，USDCAD的匯率的確一直是窄幅波動，我逐漸開始賣出一些ATM Forward Option通過做空波動率來做Vega Hedge。但不妙的是，基本上大多數的投行賣方都持有和我類似的頭寸，我們都得做同一方向的Vega Hedge。 一方面是我們這些賣方為了動態對沖持續不斷地賣出ATM Forward Option，另一方面市場也的確預期未來的USDCAD波動率會一直走低，二者都導致市場的隱含波動率越來越低。而這個trade是做空Vomma， 隱含波動率持續降低導致Long Vega敞口越來越大，所以需要賣出越來越多的ATM Forward Vanilla來做Vega hedge。這樣就惡性循環形成了一個黑洞：大量賣出ATM Forward Option做Vega Hedge –> 隱含波動率降低 –> short Vomma導致需要賣出更多的ATM Forward Option做Vega Hedge -> 隱含波動率繼續降低…。交易的同質化放大和加劇了這個負反饋並出現了所謂的“黑洞”效應。
我這筆交易最後還是稍有盈利，因為我們的模型已經考慮到Vomma的成本並正確的計入到定價之中。我通過每天的風險報告及情景分析也大致知道自己的風險處於什麼位置，在這期間也提前擇機offload了部分倉位給了一些不是那麼精明的交易者（對Vomma定價不足），不但降低了我的風險，也賺取了一些價差。
雖然在開始做進去的時候，我也知道這個Trade是short Vomma，但是真正在實際對沖每天關注到PnL變化的時候，我才真切的體會到它的影響是如此巨大。如果沒有正確的對其進行定價，導致我以低價賣出這份合約，最後的虧損將非常巨大。而且隨著大家交易的同質化，當危機開始顯現的時候，留給你修補頭寸的機會微乎及微。
這個交易給我的啟發
1） 奇異期權的風險管理的複雜度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二階Greek的管理和定價，需要對其有深刻理解；
2）交易同質化可能產生流動性黑洞，解除對沖的成本會急劇上升；
3）交易的時候一定要有計劃，要提前行動，當風險完全顯現變得嚴重的時候基本上能做的事情也已然不多。
周翔Quant實戰分享
我作為Quant在優化JPMorgan FX Options Trading使用的波動率模型的時候，深刻體會到對於交易來說，最好的模型不是那些數學上完美無缺、但實際運用起來卻晦澀難懂的模型，而是雖然有瑕疵但是直觀簡單，可以通過小的改動來令其變得可行的模型。這樣的模型典型就是BS模型，雖然交易員知道這個模型有很多侷限性，但是其非常直觀易懂，而且通過引入波動率微笑（volatility smile）就可以讓其繼續發揮作用。
JPMorgan FX Options Trading的核心波動率模型是一個基於局部波動率和隨機波動率的混合模型（Local volatility/stochastic volatility hybrid model），其中有一個關鍵參數來決定到底多少Smile來自於隨機波動率，這個需要交易員自己根據不同的貨幣對來mark出來。我們當時提供了兩種選擇，一個是我們Quant這邊根據模型本身特點以及外匯市場波動率特點設計的一個稱為Xi的參數，優點是可以加快模型的校準速度而且解決了先前模型的一個缺陷，缺點是沒有明顯的物理意義，無法從市場中觀察到。
另外一個是稱為Speed的參數，具有明確的定義：就是匯率 Spot 變動1%的時候risk reversal價格的變化。這個可以通過市場數據得到，具有明確的物理意義，而且交易員對於這個參數的變化有自己明確的觀點。但是缺點是給定Smile只能支持一定限度內的Speed。所以如果Smile降低，交易員必須手動去把Speed調低。我們本意是想把所有的貨幣對都用Xi參數來Mark，這樣最方便最高效。
但是和交易員交流以後，不少交易員也理解用Xi來Mark的好處，但是對於不少特定的外匯對，比如CABLE （USDGBP），他們還是傾向於使用Speed這個他們熟悉並且物理意義更清楚的參數。他們的理由是：我知道這個參數的缺陷，但是我知道如何去克服這個缺陷，而且我很清楚調整這個參數會對我整個頭寸和倉位的風險產生怎樣的影響，所以相比Xi，我更能通過這個參數來調整模型來把控我的風險。最終我們採用的也是Xi和Speed並存的方案，由交易員來決定對於給定的貨幣對，到底採用哪一種方式來Mark這個重要的參數。儘管我在Xi參數對模型的優化上花費了最多的精力並且自認為這個參數在數學上最能發揮我們模型的優勢，但是在和交易員的交流中我也意識到交易並不需要一個最完美的模型，而是一個最好用最直觀最容易把控的模型。
這個Project給我的啟發
1. 研究模型不是用來發Paper，而是用來在市場上賺錢。對於交易來說，最好的模型不是那些數學上完美無缺但實際運用起來卻晦澀難懂的模型，而是雖然有瑕疵但是直觀簡單，可以通過小的改動來令其變得可行的模型。
2. 交易員都傾向於使用雖然不完美但是自己很熟悉且知道如何克服其缺陷的模型，而不是那些Quant認為數學上完美無缺但是自己卻不易理解不熟悉其特長和缺陷的模型。
3. 對於交易來說，模型不僅僅是為了給出正確的定價，更重要的是能準確計算風險敞口（ie greeks）, 給出相對平滑而穩定的對沖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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