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与“大道既隐”是什么意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中描述了“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状况。这是中国古人以高度发达的史学、高度精炼的语言，为后人所记载的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一次恢弘的社会制度大变迁。
很显然，“大道既行”所代表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其主要特点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化生产”。“大道既隐”所代表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后，人类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其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兴起，原始共产主义解体；由私人（或小家庭）自行安排经济活动”。
因华夏民族是早慧的民族，史学高度发达，华夏民族将“青史留美名”推高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唐代以前的正史皆为有大量佐证，并且齐国太史简和晋国董狐直笔的故事表明我们民族的古史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两种情况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事实。
况且，在生产力不发达、猛兽肆虐、敌对部落环伺的环境下，人类个体无法独自进行生产活动。必须在部落集体的保护与组织下才能够共同生产。这样则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就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阶段了。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兴起了。“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因不适应新情况而逐渐解体。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私有制”为主导的人类社会了。此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人人都脱离所谓的“公家”，开始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奋斗了。
“私有制”的兴起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更是灵魂深处的社会观念大变革。人们的观念由“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或者说由“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
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天下为家”的观念也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同志为了回归“公天下”而推动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做法。
我们身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这种社会状态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中国的大同社会”并不是学者们所描绘的“乌托邦”。而是对那个曾经出现的“真实社会存在”所进行的如实描述。
“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的社会情况，为我们观察“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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