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大明末帝崇禎在京師煤山自縊身死。兩天後，這具披頭散髮、只有一隻腳穿了襪子的屍首被李自成農民軍找到，草草安放在東華門外的一副原本用來安葬窮人的薄皮柳木棺中。
剛剛亡國喪君的大明臣工們面對他們聖上的遺體，其表現耐人尋味：痛哭得以頭搶地的只有一個人，是一個姓劉的主事，相當於現在的處長；哭拜者三十人；禮節性地拜了幾拜而無淚可灑者六十人；其餘的則“睥睨過之”——斜著眼睛，晃一眼就飄過。
在佔大多數的“睥睨過之”者中，最過分的當數一個叫周鐘的庶吉士。此人數次從先帝遺體前經過，不僅不拜不哭，竟然連馬也不下，徑直打馬而去。
庶吉士這個職務，隸屬翰林院，品級不算高，卻是皇帝近侍，即老闆身邊的人。明代有不少尚書和大學士，都是庶吉士出身，所以，明朝時通常把庶吉士看作是國家高級領導的儲備人才。
既然是皇帝近侍，照理說和崇禎多少有些親密關係，可週鐘的表現不僅令當時士民齒冷，也令後來讀史者搖頭。
周鍾乃南直隸金壇人，生長於人文薈萃的江南，從小就被人目為才子。眾所周知，復社是晚明才子濟濟的大社團，周鍾就曾為復社之長，是當時江南的文壇領袖。照理說，飽讀聖賢之書、以儒家道統為行事準則的才子，應該比普通民眾更多一份忠誠。但在周鐘身上，卻恰好相反。
周鍾在彼時的名氣很大，連李自成的智囊牛金星也深慕其名。當魏藻德等一批故明高官削尖了腦袋想在李自成新政權中混個一官半職時，牛金星主動向李自成推薦了才子周鍾。
牛金星為了給新政權制造輿論，請周鍾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士見危授命論》，牛攬卷讀之，大為讚歎，周鍾也到處吹噓：“牛老師對我真有知遇之恩啊。”另一篇則是給李自成上的勸進表，也就是以天下黎民代表的身份，勸李自成早日登基做皇帝。
這篇勸進表中，周鍾極盡對李自成吹捧之能事，認為李自成“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這個兩個月前還被官府通緝、被稱為流賊的農民領袖，在周鍾看來，其文治武功已經超越了歷代君王的典範——堯、舜、商湯和周武王；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兩個月前他還叩頭口稱聖上的崇禎乃是獨夫。
有人對周鍾說，李自成殺人太多，恐怕難以成事。周鍾輕描淡寫地說，“想當年，咱們的太祖高皇帝不也是一樣嗎？”這種處處維護新政權的自覺行為，自然很能搔到新政權要員們的癢處。
周鍾在新政權的如魚得水，引來了昔日同僚們的豔羨和模仿。另一位才子、中允梁兆陽在晉見李自成時，迫不及待地稱屍骨未寒的崇禎“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
至於李自成這個不修邊幅的粗豪漢子，梁當眾吹捧說他“救民水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比周鐘的吹捧又進了一步，周鍾認為李自成和商湯、周武王是一個級別的聖君，梁兆陽則認為商湯、周武王和李自成比起來，簡直不在一個層次。
我們雖然並不認為那些在崇禎自縊之後，也跟著舉家自殺的臣子真的就值得效仿，但像周鍾們那樣猴急地醜詆舊主子而討新主子歡心的做法，確實讓人替這些才子們感到惋惜――我們只好在才子前面加上兩個字：無行。
京師的無行才子們舉措若此，遠在千里之外的陪都南京的才子們，其情其景，也相差無幾。當時，南京城裡最負才華——他們的才華和對後世的影響，遠在周鍾和梁兆陽之上N倍——當數阮大鋮和錢謙益，以及王鐸。
阮大鋮是著名戲曲家，他不但創作了多個精彩的劇本，本人在表演方面也相當老練。與阮誓不兩立的東林子弟們曾在觀看阮創作的戲曲時，一面讚歎其才華，一面大罵其人品。這有點像小時候讀《三國》，很不爽的是武功最高的竟然是人品低下的呂布。
阮大鋮因早年曾是魏忠賢的小兄弟而被東林黨人狠咬不放，罷官多年。當大明傾覆，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建立南明偏安小朝廷時，他得到鐵哥們馬士英的力薦，得以復出做官。值此金甌殘缺、君父橫死的國難之際，新上臺的阮大鋮要乾的不是勵精圖治，而是打擊報復當年修理過他的東林黨人及其子弟。
於是乎，擁有半壁江山的弘光政權在這種內耗之下，竟然只維持了短短一年多時間即宣告倒臺。這其中，無行才子們的折騰功不可沒——得以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的清軍真應該感謝他們。
阮大鋮在南京陷落後向清軍投降，在清方的慶功宴上，他親自粉墨登場，博得清軍將領們鬨堂大笑，這個才子也樂不可支。
至於錢謙益，那是晚明時期公認的全國文壇領袖。黃宗羲曾認為，錢謙益乃是王世貞之後明代最偉大的學者。有一年，他家的藏書樓遭遇火災，他望著大火大喊：“你能燒掉我樓上藏的書，燒不掉我肚子裡藏的書。”他那個紅顏伴白髮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是。
阮大鋮把持弘光朝政柄後，錢謙益利用柳如是與阮大鋮早年的關係，謀得尚書之職。南京城破，柳如是勸丈夫自盡殉國，錢謙益“謝以不能”。柳如是再三勸說，錢謙益才咬咬牙跳入水池中。只一會兒功夫，他又爬上岸來說池水太冷。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個才子龔鼎孳，他遭遇甲申京師之變，此後逢人便稱：“我本打算殉國，無奈我的小妾不同意。”
此後不久，豫王多鐸下江南，令全國剃髮，一時間群情洶洶。一日，眾人座議剃髮事，錢謙益忽然站起來說，“我的頭皮癢得很。”眾人都以為他梳頭去了，一會兒他回來時，眾人才驚訝發現，他竟然已經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剃掉了自己的頭髮，腦袋後面拖著一根花白的豬尾巴。
入清後，錢謙益曾任《明史》副總裁，用他深厚的文字功底，為異族的新政權效命。但耐人尋味的是，在乾隆時期編撰的深具貶意的《貳臣傳》中，他也榜上有名。
與勵精圖治卻不幸亡國橫死的崇禎相比，南京小朝廷的繼承者弘光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只知道喝酒看戲搞女人。有一年，他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令大學士、也是至今還影響甚巨的大書法家王鐸書寫，這副對聯寫道：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晚明的中國，天下並不缺才華與機智，但這種才華與機智皆不過是為一己之私而謀的小才華與小機智，缺的是高屋建瓴的為國謀為天下謀的大才華與大機智。
在利益的笑臉與殺戮的屠刀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軟硬兼施之下，小才華與小機智不但於救亡圖存毫不相干，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用在了自己的官帽、自己的私慾之上，甚至，它還加速了殘湯剩水的小朝廷的覆滅進程。
從周鍾到阮大鋮，從錢謙益到王鐸，他們都是晚明最傑出的才子，但這些才子類似罌粟——好看，但有毒。
用現在的話語來說，古代的文人就是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至於才子，那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常識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理應有鐵肩擔道義的重任。當知識分子一旦為了榮華富貴而賣身投靠，或是在強權之下不得不低頭就範，這就意味著，原本可望發出正直聲音的嗓門已被堵住。
知識分子墮落了，國家也就完蛋了。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才華與人品之間沒有成正比的函數關係，才華出眾並不意味著人品相對高尚；
第二，如同河豚味美、罌粟入藥一樣，去掉了才子身上的人品道德，他們的才華還是值得我們欣賞的。不過，聯想到他們的為人，總有種在廁所裡吃海鮮的古怪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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