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疫情解除，我也不想出門。”生於1994年的廣東人蘇境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自己所在鎮裡的疫情已經達到28天零新增，人們基本都復工了，但自己一來因為失業，害怕出門碰到熟人詢問工作；二來出門就忍不住要花錢，所以在沒有收到面試通知前，將會一直“宅”在家中。
蘇境失業近兩個月了。2016年從江西一所大專的化學材料專業畢業後，他先在廣州務工了兩年多，漸漸萌生了考入體制的想法。2019年他回到當地一家鋰電池工廠做檢驗員工作，每月到手的工資2500—3000多元，他決定一邊工作一邊備考。
2020年1月中旬，他得知自己以報名職位第2名的成績通過了當地一家事業單位的筆試。按往年情況，2月中旬將是這家單位面試的時間，3月初差不多就可以入職。考慮再三後，他向鋰電池工廠提出了辭職。“那時覺得辭職了沒啥，過年期間還可以去電影院和商場打短工，掙錢更多而且也不會很累，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的變化。”他說。
這半個多月來，網貸催收的電話每天都在聯繫他，大多數時候是機器人，有時是真人，威脅要爆他的通訊錄（即貸款公司通過聯繫欠貸人手機通訊錄的聯繫人，對欠貸人進行施壓催收）。剛開始時，蘇境感到焦慮和害怕，到處查詢還有哪些平臺可以再貸款。他發現，那些以往“很容易借到錢”的網貸平臺，已經出現了改變。“以前隨便申請可能都是幾萬元的額度，但現在都被秒拒了。”
蘇境口中那些“很容易借到錢”的平臺，便是拉他墜入“深淵”的套路貸。在中國網貸江湖中，套路貸有“申請門檻低、放款快、額度高、套路深”四大特點，與正規網貸平臺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中，套路貸的申請門檻高低與其套路深淺呈反比關係：門檻越低，套路越深。
“最高的那個借了1.2萬元，還了6期每期500多元后，才發現還的都是利息，算下來全部還完要2萬元左右，利息高得驚人。”蘇境表示，加上逾期費用差不多要2.5萬，類似這樣的套路貸，自己現在陷入3個。
其中，某一個還是為了還之前兩個套路貸才借上的。“現在我知道了，以貸還貸，就是‘死’路一條。”蘇境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當自己不管怎麼做，也沒有足夠的錢填補套路貸漏洞時，催收人把電話打給了自己的緊急聯繫人——媽媽。
這原本是蘇境認為自己最不能面對的事情，但它發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反而變得平靜起來。“我原以為家裡人都會狠狠罵我一頓，但是並沒有，他們只是擔心我受騙了，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逃避下去了。”
在查詢相關的新聞和法律資料後，蘇境開始聯手在同一個平臺遭受暴力催收、被索要高額利息的群友一起到維權平臺進行投訴，並主動聯繫套路貸公司客服人員，要求按正常利息（年利率24%—36%之間）繳納還款，不然便停止還款。
“那些搞網貸催收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一群欺軟怕硬的人。”蘇境表示，剛開始覺得欠貸心裡有愧，所以在催收人員打電話過來時，自己和家人都會接，態度比較溫和，可是那些催收人員要麼罵得難聽，要麼“得寸進尺”說利息罰款；後來自己不再接電話、表示堅決不還款後，他們的態度才變得客氣一點。
他大致算了一下，要清空這3個套路貸，至少還要再付出3萬多元的代價。沒有任何收入的他，短期內只能讓家人來承擔這個代價。
疫情尚未完全離去，不僅僅是蘇境，他家人的收入也受到了一定影響。目前維繫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他媽媽的收租生意，每月收入大概1萬元，但其中有2000多元用來固定還房貸。
套路貸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個人貸款的終結。除了3個套路貸外，蘇境還身負借唄、微粒貸和農行信用卡等利率相對合理的貸款。“如果3月份我還找不到每月3000多元的工作，這些貸款也會出現逾期。”他表示。截至3月8日，蘇境仍未收到單位的面試通知。
事情何以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他坦承真正的根源在於自己的消費習慣。大學畢業一年左右，蘇境就養成了提前消費的習慣，工資一到手，就在信用卡和網貸之間挪來挪去，“拆東牆補西牆”，還完一有額度又馬上拿出消費。有時發現自己不夠花時，還會挪媽媽支付寶裡的錢來花，心想自己發了年終獎再還。
如今，他自己都想不清楚是怎麼花去那麼多錢。“消費最大頭的應該是耐克和阿迪達斯的衣服，然後是幾千塊打賞了一位NOW平臺的健身女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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