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失去了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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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曾與西方有過一段蜜月期，葉利欽與克林頓更是私交甚密，但俄羅斯與西方為何漸行漸遠？是西方違反承諾推動北約東擴的舉動咄咄逼人，還是俄羅斯妄自菲薄迷失了自己？俄羅斯遠離西方世界的轉變究竟是西方“缺乏戰略想象力”所致，還是“雖蜿蜒曲折但幾乎無可避免”？柏林牆倒塌三十年後的今天，俄羅斯與西方早已分道揚鑣，專家學者也在不斷追問：誰失去了俄羅斯？是否曾有可能將俄羅斯納入西式的民主共同體？由此視角出發，我們或許可以對馬克龍獨樹一幟倡議與俄羅斯接近的做法獲得一些新的認識。

誰失去了俄羅斯？

本報赴華沙特派記者 西爾維·考夫曼

克里姆林宮

華沙的夏夜常是燥熱的，1993年8月24日的這個夜晚尤其如此。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鮑里斯·葉利欽（Boris Eltsine）剛剛乘機抵達開始其首次正式訪問；波蘭總統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撇開外交禮節，向葉利欽提議晚些時候共進晚餐：晚餐將在革命領導人之間單獨進行，雙方各自的代表團並不出席。葉利欽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這一細節鮮為人知的插曲也許僅是傳聞，柏林牆倒塌四年來世界這一區域急劇加速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則而已。冷戰業已終結，德國重歸統一，蘇聯已被埋葬，華約分崩離析。可是，還有很多事情等待處理。俄羅斯，尤其是廣袤的俄羅斯（哪怕已被擊倒，實力大為削弱，但始終受其過往力量的鼓舞），尚未找到自己的位置。波蘭則最終偏執地擺脫了自己的過去：與市場民主國家的西方共同體牢牢地綁定在一起。波蘭再也不會遭受“雅爾塔之擊”！團結工會運動出身的波蘭新任領導人以“休克療法”模式進行了後共產主義轉型的大膽嘗試，他們希望得到保證。在他們看來，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再好不過。

正因如此，華沙峰會的這次晚餐變得至關重要。北約是冷戰組織的傑出代表，為捍衛西方陣營抵禦蘇聯陣營而在1949年由美國設立，在1990年德國統一後，其擴大問題迅速成為莫斯科、華盛頓、西歐、中歐新興民主國家間關鍵的緊張點。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RSS）的一把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ïl Gorbachev）得到保證，

我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向俄羅斯作出承諾是為了以後去違背的嗎？

“這是個關鍵問題”，

美國曆史學家瑪麗·埃莉斯·薩洛特說。

一體化進程將花費好些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於1999年加入北約，隨後是2004年加入的斯洛伐克、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2009年的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以及2017年的黑山。但直到今天，如下這些疑問仍然存在。我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向俄羅斯作出承諾是為了以後去違背的嗎？美國曆史學家瑪麗·埃莉斯·薩洛特（Mary Elise Sarotte）圍繞這一時期寫了兩本書，正在寫第三本。她表示：“這是個關鍵問題。”是否就像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outine）暗示的那樣，

1995年10月23日，鮑里斯·葉利欽和比爾·克林頓

在紐約海德公園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法新社）

“以其他方式開展的外交”

1993年8月的這個夜晚，波蘭人認為是時候加速事件的進程了。在這之前，他們已經耐心地等待西部邊界奧德河—尼斯河（波蘭、德國兩國界河——譯註）的安全得到保障，駐紮在波蘭的六萬名蘇聯士兵相繼撤離：最後一批將在三週後的9月17日離開——這一天是1939年波蘭被［蘇聯］入侵的週年紀念日……

因此，晚餐時，來自格但斯克，曾為電工、工會成員、共產主義掘墓人，如今已是總統的瓦文薩終於得到了葉利欽的承諾，後者在不反對波蘭加入北約的文件底部簽了字。相傳這頓晚餐極為豐盛——時任波蘭國防部長的雅努什·奧內什凱維奇（Janusz Onyszkiewicz）向我們講述這段歷史時微笑著說：“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以其他方式開展的外交。”

“格拉喬夫強烈反對波蘭加入北約，”奧內什凱維奇回憶道，“我的任務是留住他，以防止他在晚餐時去見葉利欽。”

奧內什凱維奇自己也與他的俄羅斯同行——帕維爾·格拉喬夫（Pavel Gratchev）將軍一道在附近用餐。“他強烈反對波蘭加入北約，”奧內什凱維奇回憶道，“我的任務是留住他，以防止他在晚餐時去見葉利欽。”二十六年後，在華沙家庭公寓中堆滿書的書房裡，奧內什凱維奇腳上穿著拖鞋，仍然取笑著這一計謀。他的外交部同事、著名的國際法專家剋日什托夫·斯庫比謝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負責協助瓦文薩。他幾次三番走進兩國元首用餐的客廳，向波蘭總統提起確認了冷戰終結的1990年巴黎憲章和關於尊重主權權利的赫爾辛基原則作為論據。鮑里斯·葉利欽與其隨行人員的交流則被切斷。

“他幾乎連三個詞都說不出”

雅努什·奧內什凱維奇的敘述漏掉了一個插曲，原因不言自明：俄羅斯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Andreï Kozyrev）是唯一還活著的證人。鮑里斯·葉利欽在晚餐結束回到住所後叫醒並傳喚了他，其時已過零點。“當我到達他的公寓時，很明顯，他幾乎連三個詞都說不出。”現居美國的科濟列夫在新近出版的一本書中這樣寫道。（《火紅鳥：俄羅斯民主難以捉摸的命運》［The Firebird: The Elusive Fate of Russian Democracy］，匹茲堡大學出版社，350頁，35美元，未譯成法文）。葉利欽設法含糊不清地道了歉並遞給他一張紙，上面有他的簽名與手寫註解。那是無關痛癢的俄羅斯—波蘭宣言，將於第二天正式簽署。在頁邊空白處，簡單地為波蘭加入北約開了綠燈。科濟列夫讓總統上床睡覺，第二天黎明時分與國防部長一道前來。兩人都向“尤其需要我可舒適發泡錠（一種有助消化的水溶性胃藥片——譯註）”的葉利欽解釋要求一種更模糊提法的必要性。

這小群人都參與了上午在波蘭總統官邸處舉行的擴大會議。“葉利欽來了；他顯然不在狀態。”後來成為波蘭外交部長的安德烈·奧萊霍夫斯基（Andrzej Olechowski）向我們講述道，“他打開了窗戶，要求所有人都不要抽菸。”科濟列夫證實，兩國元首都“疲憊而緊張”。

“鮑里斯，我跟你說，這個決定可以強制推行，但最好是由我們一起作出”，

瓦文薩說道。

科濟列夫將三個杯子放在會議桌上，並將它們排成一列。“那是東方”，他指著右邊的玻璃杯說；“那是西方”，他指著左邊的玻璃杯。“在中間，是中歐。如果您將中間的玻璃杯向西移動，我們不得不進行干預。反過來也一樣。因此，最好保持現狀。”他的同事，國防部長帕維爾·格拉喬夫發言時表示，聯合聲明的修改，即對波蘭加入北約放行的決定，是不可能接受的。瓦文薩居間調停說：“將軍，您是位傑出的將軍，但政治還是交給我們，這是我們的事務。”然後，他俯身在桌子上：“鮑里斯，我跟你說，這個決定可以強制推行，但最好是由我們一起作出。你跟我一樣，是一位政治領袖，一名真正的民主人士，該由我們來作出這些決定！”

根據科濟列夫的敘述，葉利欽不願意收回在前一夜著名的晚宴上向瓦文薩說過的話。不過“在討論後”，後者最終同意一種更模糊的提法。實際上，波蘭人知道他們贏得了這場比賽：“這表明據說存在的俄羅斯對我們想法的反對意見並非不可逾越。”前國防部長雅努什·奧內什凱維奇說。安德烈·奧萊霍夫斯基回憶說，瓦文薩結束會談時“開心而放鬆”。

“最具爆炸性的主題”

對俄羅斯人安德烈·科濟列夫——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理解這些現已自由的國家的理由——來說，這一事件是災難性的。因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很快就衝向了波蘭人打開的缺口。這名前蘇聯外交部長說，北約向中歐國家的擴張“成了最具爆炸性的主題，也是對俄羅斯與歐洲關係造成了最大破壞的主題”。

為什麼波蘭方面如此頑固？團結工會前負責人、在波蘭戒嚴（1981—1983）期間的1981年和1982年間曾被囚禁的奧內什凱維奇向他感到不快的西方夥伴們說，波蘭不願處於“灰色區域”：“這很關鍵。”如果他們仍然不能理解，他會向他們講述勸說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信自己是一隻老鼠的軼事。醫生治癒了他，但有一天他卻在一種極度的恐慌狀態中回來了：“醫生，那兒有隻貓坐在那裡，就在那兒！”“所以呢？”醫生問，“您很清楚自己不是隻老鼠！”“我嗎，確實不是，”患者說，“但是貓知道這事嗎？”“就是這樣，”雅努什·奧內什凱維奇如今談起仍然感到高興，“我們確信一旦我們加入了北約，那隻貓就會知道的。”

在柏林牆倒塌後，向俄羅斯作出過北約不進行擴張的承諾嗎？波蘭前外交部長亞當·丹尼爾·洛特菲爾德（Adam Daniel Rotfeld）對俄羅斯非常瞭解，他與一名俄羅斯學者共同擔任“波蘭—俄羅斯複雜問題處理小組”的主席：他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他告訴我們，2010年時他受邀去莫斯科。一名副部長在外交部所在地——一幢雄偉的斯大林式建築中接待了他。波蘭加入北約已有11年了，但顯然這味苦藥還未嚥下。“你們為什麼要加入北約？”這名俄羅斯副部長再次發問，“為什麼波蘭違背了她的諾言？”“但說的是什麼諾言呢？”波蘭人問。

於是，這名俄羅斯副部長拿出了精心準備的文件。“六到七張A4紙，每張紙上都影印著標記為‘SEKRETNO’（絕密）的電報片段”，亞當·洛特菲爾德繼續說道。他把它們保留了下來：我們可以在其中一張上讀到1990年2月9日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發給戈爾巴喬夫的一句話；另一張紙上有1991年英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的一句話：二者都表明，沒有將東歐國家納入北約的打算。1991年5月6日，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更加簡練地對戈爾巴喬夫解釋說，必須避免“讓俄羅斯生髮出孤立或被圍困的感覺，這對歐洲而言不是合適的道路”。“在這位俄羅斯官員的眼中，”洛特菲爾德總結道，“這證明了西方人並未信守諾言。”

1998年5月17日，八國集團（G8）領導人

齊聚伯明翰（路透社）

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轉向

撼動這名波蘭大屠殺的倖存者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他不否認這些話確實說過，但他首先指出它們是從電報中摘錄的，而電報的全貌並未向他展示。然後，嚴格來講，它們不構成承諾。最後，他訴諸了國際法：與“Pacta sunt servanda”（“有約必守”）原則相對地，他指出了另一條原則，即“Rebus sic stantibus”（“情事變更”）。換句話說，當瓦文薩和葉利欽在華沙會面時，作出上述表述的條件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蘇聯不復存在，共產主義集團的軍事聯盟——華沙條約亦不復存在，而戈爾巴喬夫也不再統治。承諾不再成立。

人們可能會想，這樣就解決了西方背叛了俄羅斯這一說法的問題。但並非如此。鮑里斯·葉利欽的繼任者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其近二十年統治的後半段進行的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轉向事實上將這一問題重新提了出來。這一轉向是可以避免的嗎？歷史可能會有不同的走向嗎？如果有西方的幫助，俄羅斯人能否成為追求民主的偉大人民，將葉利欽時代初期提出的希望落到實處？以及這個糾纏不休的問題：誰失去了俄羅斯？近十五年來圍繞這些主題產生的大量文獻和我們最近的訪談最終表明，俄羅斯同時遠離民主夢想和西方共同體的演變雖蜿蜒曲折但幾乎無可避免。

謝爾蓋·烏特金認為，“後來出現的怨恨與西方的行為相比更多地源於蘇聯的垮臺。”

1991年8月19日，決心推翻戈爾巴喬夫的共產黨保守派試圖發動政變時，謝爾蓋·烏特金（Sergeï Utkin）還只有11歲。他記得那天在莫斯科的家庭公寓裡，電視屏幕上他最喜歡的動畫片突然變成了《天鵝湖》無止盡的重放。蘇聯電視上的《天鵝湖》是個壞兆頭，預示著複雜的新聞。在廚房裡，他的祖母立刻明白了。烏特金如今是傳奇的莫斯科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Imemo）戰略部的負責人，他特別記得1990年代初期那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時期，那時“一切都在崩潰”，尤其是經濟。對他來說，

克林頓的某種模稜兩可

對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個極度痛苦的時期，［國際社會］向其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國庫極度空缺，但是華盛頓拒絕予以接濟。前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記得1993年去敘利亞乞求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向俄羅斯付清蘇聯當年提供武器的債務。“什麼？”這名敘利亞獨裁者透不過氣來，這麼多年裡，我在這兒接待了蘇聯外交官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ï Gromyko），他來跟我說要抵抗美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並給了我武器，而現在又一個更年輕的安德烈過來讓我不僅要改變政策，還要償付這些武器！”“不用說，他從來沒有付過錢。”這名當年還很年輕的俄羅斯部長補充說。

在幕後，克里姆林宮、俄羅斯政府部門和議會的走廊裡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爭鬥，以重新獲得鮑里斯·葉利欽身邊改革者的權力。私有化進程開展不善，可恥地讓新的經濟精英——寡頭精英們暴富。他們將控制經濟，以及因酗酒和健康狀態變得虛弱的葉利欽。

1996年，安德烈·科濟列夫被蘇聯外交好手、同時是對外情報部門負責人的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Evgueni Primakov）取代。他知道自己這邊的民主派輸掉這場戰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然而，同年，鮑里斯·葉利欽第二次連任。斯特羅布·塔爾伯特（Strobe Talbott）是比爾·克林頓領導下美國外交的二號人物，他將稍後講述美國總統怎樣希望再給親西方的俄羅斯一次機會，讓北約的擴張耐心一些，以免降低葉利欽連任的機會。在1990年代，克林頓與葉利欽之間建立起一種優待的、熱情的，有時甚至是同謀的關係。最近美國對他們大量談話整體的解密很好地見證了俄美這兩名領導人之間前所未有的關係……也見證了克林頓對北約擴張後俄羅斯未來角色展現出來的某種模稜兩可，這種模稜兩可大概讓葉利欽感到心煩。

“一種範式的終結”

1994年，俄羅斯的外交舞臺上出現了一個人：弗拉基米爾·普京。英國曆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晚些時候會引述當年德國科爾伯基金會在聖彼得堡舉行的閉門會議，這名當時不見經傳的副市長、派駐東德的克格勃上校憤怒的舉動讓他驚呆了。弗拉基米爾·普京已經打扮成俄羅斯民族及其人民的保護者，分散在如今已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同樣是1994年，在漢堡，當愛沙尼亞總統倫納特·梅里（Lennart Meri）提起“俄羅斯帝國主義”時，同一個普京在這個曾為漢薩同盟城市舉行的盛大晚宴上憤怒地拂袖而去。

儘管如此，葉利欽還是在寡頭的建議下於1999年選擇他為自己的繼任者。儘管北約干預了科索沃，但這名新任俄羅斯總統最初仍與西方尋求著合作，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在紐約和華盛頓發生的襲擊之後。他希望藉助反恐合作得到放行以將前蘇聯國家納入影響範圍。再後來，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他試圖建立長期可靠的法德俄三國軸心。

這將是他的最後一次嘗試：所有這些都失敗了。2004年，在被北約向波羅的海國家的擴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發生的顏色革命和別斯蘭人質被殺事件（9月3日，車臣恐怖分子劫持人質造成334人死亡）削弱後，普京變得心情憂鬱。天賜的石油儲備拯救了他：石油和天然氣行情的上漲填充了俄羅斯的國庫，經濟重新起步，普京沒有選擇改造經濟，而是對其軍火庫進行了現代化改造，同時通過依靠安全保衛工作鞏固了自身權力。

“俄羅斯的領導層放棄了成為西方一員的想法，開始建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自身的體系”，德米特里·特列寧在2006年寫道。

2006年，俄羅斯著名的克里姆林宮評論員德米特里·特列寧（Dmitri Trenin）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預言性的文章，標題為“Russia Leaves the West”（“俄羅斯在遠離西方”）。對他而言，這是“一種範式的終結”：

1998年，鮑里斯·葉利欽和比爾·克林頓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間隙（路透社）

“缺乏戰略想象力”

西班牙前部長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曾與普里馬科夫就關於北約與俄羅斯關係的奠基性法案（1997年5月簽署）進行過談判，他對被西方羞辱的說法表示反對。他說，老布什和貝克非常小心地不在先是與蘇聯人，之後與俄羅斯人打交道時表現出勝利者的姿態……直到1992年的競選活動為止，“那時布什有些放任不管了”——他在那次競選中輸給了比爾·克林頓。他說：“我更願意說該公約的精神未得到履行。”令索拉納尤為遺憾的是，喬治·沃·布什（George W. Bush）曾堅決要求北約吸納烏克蘭。這一嘗試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會上被法國和德國扼殺在萌芽狀態。

“冷戰後，俄羅斯人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充滿了失落和恥辱感，也只有他們自身可以開啟他們的轉型”，比爾·伯恩斯分析說。

誰失去了俄羅斯？“蘇聯”，克林頓時代的外交官斯特羅布·塔爾伯特回答道。“俄羅斯迷失了自己”，我們的前波蘭部長說。而讓美國曆史學家瑪麗·埃莉斯·薩洛特感到遺憾的是，喬治·布什（George Bush）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從一開始就選擇了在一個不斷變動的世界中採用她稱作“預先制定的模型”、那個確保美國主導地位的西方冷戰時期的模型。詹姆斯·貝克過去的合作者，後來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的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在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顯得更為激進：

在克林頓政府中處理過北約擴張的羅恩·阿斯穆斯（Ron Asmus）於2011年去世，他從未停止過自問。“老實說，”2010年2月，他在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上說，“我們缺乏戰略想象力。只要俄羅斯沒有融入歐洲安全體系，我畢生從事的項目就不會完成。但如今的俄羅斯並非我們想要的夥伴。格魯吉亞不是斯洛文尼亞，烏克蘭不是波蘭。歐洲與美國都需要就自身的目標和戰略達成新的共識。”

將近十年後，他的判斷仍然有效。俄羅斯在重返中東，一個月前，俄羅斯士兵駐紮進了一個被駐敘利亞美軍匆忙遺棄的基地。老布什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過真正的對話。克林頓支持過葉利欽，但沒有真正幫助他。小布什曾看著普京“眼睛深處”並以為“看到了他的靈魂”，然後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奧巴馬（Obama）試圖重新建立聯繫，然後放棄了。特朗普（Trump）則已經完全退出，將懷舊的俄羅斯留給了它自己。並失去了它。

翻譯文章：« Qui a perdu la Russie ? », lemonde.fr, le 11 novembre 2019

網絡鏈接：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19/11/11/1989-2019-qui-a-perdu-la-russie_6018778_3210.html

譯者介紹：張禹晗，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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