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8期，原文標題《張利，獨自擔責》，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照顧92歲的母親，張利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但疫情之下，已經65歲的張利，並不容易。
記者 王海燕（發自武漢）
400米的距離
那是一次過分忙亂的入院，我跟同事本來是去採訪的。武漢市青山區紅衛路街道的居民張利，她母親已經發燒近10天，尚未入院。採訪到一半，張利突然接到社區工作人員電話，讓她儘快給老人收拾好，送到樓下，有車接，即將入院。張利頓時慌了，她不知道怎麼把老人送下樓。
求醫路上，大多數人都是被檢測名額和床位難住的，但張利不是，她是被母親的體重難住的。老人92歲了，2月6日發燒，一開始37攝氏度多，連續三天，傍晚開始，晨間退燒，伴有輕微咳嗽，隨後轉為全天持續高燒，超過38攝氏度。張利心裡其實比較肯定，“就是那個病”。她的丈夫陳全安2月3日就確診了新冠肺炎，生活在同一套房子裡的母親，算密切接觸者。
張利早就想把母親送去做個檢查，好進入送醫流程。戶口上，張利和母親都是武漢市青山區紅衛路街道轄區的居民，可以在武漢市第九醫院（以下簡稱“九醫院”）做檢查，1月22日起，這裡就成為新冠肺炎收治定點醫院。張利家離醫院很近，出小區，左拐，經過一個紅綠燈路口就到了，全程約400米。
如果在平時，用輪椅推著母親，張利不到10分鐘就能走完這段路。但現在，老人的雙腿像癱瘓了一般，並且老人身高不足1米6，重量超過70公斤。張利自己已經65歲了，頭髮花白，身材纖瘦。她一個人，無論如何是無法把老人挪到輪椅上，再送到醫院完成檢查的。平時，老人無論吃藥、喝牛奶，她都只能面對面，雙手懷抱著母親，一點一點艱難地拽，才能讓她呈現坐的姿勢。每次抱著母親時，張利瘦小的身體，幾乎都會淹沒在老人寬闊的身軀裡。
張利早就打過120，但120也只能送到醫院門口，剩下的流程還得靠她自己。說起來，只要有個人搭把手，檢查說不定早就完成了，但就是沒有這個人。張利平時跟母親兩個人生活，丈夫過年才回家，已經病了，她朋友很多，天天有人打電話來慰問，但這個病特殊，她沒法開口請人幫忙。母親還有三個子女，分別住在漢陽和青山，也有人提出過，跟她一起照顧老人，但張利拒絕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她不忍心，也相信自己能搞定。
她轉而向社區求助，但社區的主要任務是摸排和送走確診和疑似病人，老太太的情況，他們抽不出人手。張利能想到的辦法還有給街道辦、青山區的衛生部門打電話，甚至市長熱線也打了，繞一大圈，她家的情況太特殊了，很難解決。
中途也有政府部門打電話過來，讓張利把母親帶到樓下，就可以上車。張利很無奈，“要能下樓，我自己早送去了”。2月14日一早，社區打電話來，說雷神山空出了床位，可以安置老人。交接到一半，對方才發現，老人無法自理，又拒絕了。張利提出自己可以陪同前往，但對方說沒有先例，無法安排，機會就此溜走。
所以2月15日上午接到電話時，張利幾乎是哆嗦著，一路小跑去幫母親換衣服，口裡吶吶說著“終於熬到這一天了”。對方很急，有趕時間的意思，我跟攝影記者幫著她，手忙腳亂給老人穿戴好，推到單元樓下，卻沒有發現任何車輛。當天的武漢，風大雪大，單元門又壞了，關不住，老人在寒風裡熬不住，連聲呻吟。
隨後，來來往往的電話打了半天，社區工作人員才告知，通知錯了，真正的患者已經接走。我們只好把老人再次推回房間。回到家裡，張利急得茫然無措，又開始來來回回打電話，都是這幾天已經打了千八百遍的社區書記和工作人員，總算得到一個儘快安排的承諾。
中午大家都沒吃飯，等到下午3點多，社區的電話再次來了，確定有車可以送走老人，送到九醫院。對張利來說，這算是一個額外的好消息，九醫院近，她就能在家和醫院之間往返照料老人了。這次我們吸取教訓，車到了樓下，才把老人送下去，是平時政府部門執法的麵包車，只能開一扇門，沒有擔架。一行人幾乎是連拖帶拽，把老人揉布條一樣揉進了車裡。
社區工作人員並不跟車，只告知了一個對接人的名字。到了九醫院，對接人才知道，老人並沒有任何檢測結果，只好現場開單子，讓張利送老人去查血，做肺部CT。最後，經過一整天的奔波，當天晚上7點多，老人確診新冠肺炎，最終在九醫院完成住院。
醫院果然人手緊張，當天夜班，兩名護士需要管理50張床位，張利必須隨時到醫院看護，但她說“好歹入院了”。
到底在哪裡感染的？
張利的丈夫陳全安在2月12日就入院了，這樣一來，這一家三口，上報的兩個患者都解決了。但張利知道，自己也很危險，陳全安是1月27日傍晚開始發燒的，最初也是間歇性低燒，隨後轉為持續高燒。2月3日，張利陪著丈夫在九醫院做了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丈夫的結果為陽性，很快發展到呼吸困難、飲食難進。所以，母親生病後，張利一直在照顧兩個病人。
2月5日，她自己也做過一次肺部CT，當時雙肺正常，沒有病變。但2月13日，她再去做肺部CT時，結果顯示“右肺下葉感染，建議進一步檢查”。張利沒把這個結果報告給社區，她怕社區先把她送去隔離了，那她的母親會生活無著。
張利一直搞不清楚，自己一家是怎麼感染上的。確診的陳全安平時並不在武漢生活，而是在南京幫女兒陳霜霜看孩子。陳全安每年都回武漢過年，今年是1月15日回來的，回來後跟張利和岳母住在一起。
在親朋好友裡，最先生病的是張利的妹妹。時間起碼在農曆小年，也就是1月18日前。因為張利本來跟她約好了，小年一起吃飯，但到了那天才知道她已經發燒住院了。按時間推算，當時武漢的各大醫院已經出現了大量“原因不明的肺炎”，但張利每天跟母親在家，足不出戶，對這一情況毫無知覺。
聽說妹妹病得不輕，還請了護工照料，張利跟陳全安一起，去醫院送過幾次飯，都是送到電梯口，護工下來拿的。張利記得，護工並沒有戴口罩。張利妹妹的女兒在另一家醫院當護士，曾去陪護過母親，後來也發燒病倒了。但當時，沒有任何人說起兩個人的發燒有何異常。
在新冠肺炎變得人人皆知後，張利更不願意談論妹妹的病情了，她一直都沒有問過妹妹，是否確診了新冠肺炎，又是如何生病的。從流行病學的角度，這至關重要，但她怕妹妹以為自己有怪罪之心。她自己也有強烈的病恥感，每當親戚朋友打電話來，她總說“一切都好”，直到有一個同事問她，全城都隔離在家不出門了，她每天的微信步數怎麼還有2萬多步。她不好意思撒謊，才說起家裡有兩個病人，為了照顧他們，她一整天都在房子裡來回走動。
陳全安最早去醫院是1月27日，不是因為發燒，而是有點咳嗽，且帶血絲。張利倒不覺得是大事，因為陳全安有支氣管炎，以前也出現過這種情況，但兩人還是覺得，去醫院看看比較放心。兩人去的是東方雅園附近的普仁醫院，也是一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在普仁醫院，陳全安拍了胸片，結果顯示一切正常，醫生給他開了點雲南白藥，就讓他回家了。
回家當晚，7點左右，陳全安開始發燒，張利陪著他，立刻又去了一趟普仁醫院。這一次，陳全安沒能在普仁醫院看病，從歸屬地來說，作為發熱病人，陳全安只能去1.3公里以外的九醫院。張利記得，當時已經很晚了，沒有公交，也沒有出租，兩人本來準備走過去，路上遇到了一個出租車，司機好心，答應把兩人帶到九醫院。
隨後，張利跟丈夫一直在九醫院待到凌晨1點，才就近回到43街坊的房子休息。到九醫院時，陳全安已經渾身痠軟了，只能找個地方坐著休息，張利則站著幫他排隊。張利記得，當時的九醫院，大家都在走廊裡擠擠挨挨，簡直人山人海。她心裡怕得發抖，心想“我這沒病的人都要被傳染了”。但即便這樣，她還是決定排下去，“畢竟家要維持，老伴老伴，病了才需要人的，不病要什麼人呢？”。這是她的感情和就醫觀念。
實際上，在九醫院，陳全安既沒有拍片，也沒有做核酸檢測，只是拿了點藥。第二天，張利跟陳全安一起，回到了東方雅園的母親家裡，母親家只有兩間臥室，張利繼續跟陳全安住一間臥室，沒有隔離。
從九醫院回去後，陳全安始終無法退燒，飯量也越來越小。張利開始真正著急了，2月2日，她帶丈夫去了武鋼總醫院拍胸部CT，同樣是一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這次的結果顯示，雙肺都已經感染了。但因為歸屬地原因，兩人只能再次回到九醫院治療。於是，張利決定跟丈夫在43街訪住下來，方便到九醫院看病。
張利一開始也不知道流程這麼複雜，甚至不知道武漢已經開始實行分級診療，需要嚴格按照社區上報名額，對患者進行排位。1月27日，丈夫發燒後，張利給在醫院的侄女打了兩個電話，侄女提醒她，趕緊向社區報備，張利才和社區聯繫上。但社區當時並沒有給出任何反饋，只是說記錄了，會反映情況。當時的政策意見，提倡輕症患者居家隔離。
陳全安的確居家隔離了幾天，但2月2日過後，張利還是決定，儘量尋求醫療救治，方法就是帶著丈夫去九醫院打針輸液。2月3日起，每天凌晨4點，她就和丈夫一起去九醫院打針輸液，醫院裡依然是擠擠挨挨的人群。
張利想給丈夫找到一張床位，但當時經過社區，需要核酸檢測確診報告才能上報，而核酸檢測名額，張利不知道哪裡能拿到。直到2月5日，早上她在醫院看到一條走廊裡排著長長的隊伍，過去一問，才知道是在排隊做核酸檢測。張利趕緊也排進隊伍中，終於為丈夫爭取到了一個核酸檢測的名額。
做完檢測後，2月7日，青山區疾控中心給張利打來電話，告知陳全安的檢測結果為陽性，需要趕緊住院。張利立刻通知了社區，社區的回覆依然是等待，沒有床位。她遠在南京的女兒陳霜霜決定網絡求助。2月8日晚上11點多，陳霜霜發出了第一條求助微博，這條微博後來被轉發了100多次。陳霜霜還在各個志願者渠道填寫了父親的情況。
張利明顯感覺到，有了女兒的網絡求助後，接到的電話多了起來，有志願者的，也有政府工作人員。最終，2月12日中午，陳全安被安排進同濟醫院光谷院區。
就醫與信息環境
丈夫入院前，張利感覺自己被壓得死死的，一頭是老伴，一頭是老媽。丈夫入院後，她才真正把全部精力放到母親身上，那時候母親張月榮已經躺在床上無法動彈了，飯量降低到每日一盒牛奶，還要分兩次吃。等於一番折騰下來，兩個人都生生拖成了重症。
張月榮是2月4日被張利接到43街坊的，老人當時不願意過來，被張利兇了一頓。如此高齡的老人，和患者同處一室，感染風險非常大。但她實在沒辦法了，全城公交停止後，張利無法在兩個小區之間來回奔波，何況，她也害怕傳染給別人，因為她聽人說，病毒會飛。雖然接近“病毒會飛”這個概念的，只有氣溶膠傳播，而含活性病毒的氣溶膠形成條件相當苛刻。
母親生病後，張利一直很後悔，因為陳全安回到武漢後，1月19日，她把女兒陳霜霜也叫回了武漢。1月20日，鍾南山已經在央視接受採訪稱新冠肺炎出現人傳人了，但張利一無所知，還帶著7歲的小外孫去了一趟和平公園。
作為年輕人，陳霜霜的信息渠道更暢通一些。回武漢時，她聽朋友說起，因為不明原因肺炎，武漢已經有二人去世。陳霜霜只記得她當時覺得是小病，所以跟兒子正常回了武漢。回到武漢後，新聞立即就多了起來，加上親朋好友的問候電話，陳霜霜隱隱感覺情況複雜，立即通知孩子的爸爸請假，開車來武漢把自己跟兒子接回了南京
陳霜霜說她當時沒料到會封城，只是想盡快離開。張利夫婦也催她趕緊走，他們憑本能覺得，要照顧好孩子。陳霜霜提議過，讓兩個老人也跟著離開，張利拒絕了，一是母親需要她照顧，二是她覺得事情沒那麼嚴重。她倒是想催陳全安跟著女兒一起走，但陳全安原本買了2月9日的票，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留在武漢。
當時誰也沒想到，這一走一留，可能就是生死之別。
實際上，小年前後，張月榮也沒在青山，而是在漢陽，跟張利的大哥在一起。但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5日，就在陳全安發燒前兩天，老人非要回到青山，跟張利住在一起。當時武漢的市內交通已經被叫停，一家人想了很多辦法，才找了輛出租，把老人送回來。
這件事張利也後悔不迭，她總是想“老人留在漢陽，什麼事都沒有”。但她也知道，這很難，張月榮性格強，從年輕時就當家做主，很少有人拗得過她。老人每天雷打不動看新聞聯播，看完才睡覺，所以當時也知道一些疫情的信息了。但她耳朵不好，瞭解得不真切。知道陳全安生病後，老人還開玩笑：“年輕人，怎麼病了？這點病算啥？”68歲的女婿已經屬於高危人群，但在她眼裡還是年輕人。
對付疫病，老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觀念，她跟張利說，多吃點豆腐，舊社會就是這樣對付疫病的。張利叫她戴口罩，她幾乎沒怎麼聽。當然，實際上，張利也沒什麼口罩。直到封城後，她才後知後覺去藥店排隊，第一天什麼也沒買到，第二天買到一點一次性醫用護理口罩，還捨不得用，平時在家照顧患者，用的都是一種可重複使用的純紗布口罩。
如今回想起來，張利記得，當時去醫院給發燒的妹妹送飯時，的確有很少一部分人是戴了口罩的，她覺得很懊喪，“我有點老了，糊塗了”。陳霜霜知道，其實封城以後，老兩口還去超市的密集人流裡採購過年貨。
根據張利同小區的業主程浩然觀察，老人的確是小區裡最晚戴上口罩的，雖然他自己也沒有早早戴上口罩。程浩然是做健康管理類工作的，早在2019年12月份就注意到了政府確認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新聞。當時他看到有人分析，說類似“非典”，但他覺得證據存疑，沒有太當真，但始終關注。
1月20日，他在網上看到流傳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版）》，一個PDF的手冊，看起來挺規範，可信度高，裡面提到可以用75%的酒精消毒。程浩然立即就去買了，500毫升，5元，很輕鬆就買到了。後來，他把這些酒精分裝在小容量噴霧瓶中，隨身攜帶，隨時進行消毒。當時的診療方案中還沒有提到口罩，所以程浩然並沒有立即購買口罩。而根據世衛組織的建議，在普通環境中，普通人要預防感染，手衛生的重要性甚至比口罩更加重要。
張利顯然沒有渠道接收這樣的信息，等到她想起購買酒精時，藥店早就庫存告急，她只購買到了小小的一瓶，50毫升，只有給兩個患者量完體溫後，給體溫計消毒時，她才捨得用一點。陳霜霜後來在網上給她購買了紫外線消毒燈，電子測溫槍和口罩，但因為快遞滯後，張利2月12日才收到。
程浩然覺得，對信息的捕捉滯後不能怪老人。封城後很長一段時間，小區裡既沒有進行疫情的喇叭播放，也鮮少有告示張貼，他自己也是在家裡悶了10多天後才發現，自己對武漢的整體情況，比對自己小區的情況瞭解得還要清楚一些。於是，他建立了自己小區的業主微信群，建群是2月4日，也是從那一天開始，社區書記才在居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每天發佈疫情公告、管制信息、消毒記錄、蔬菜團購等信息。
建群后程浩然才漸漸搞明白，小區疫情難以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床位問題，床位不解決，排查的四類人員送不走，社區又無法安排人解決生活問題，傳染源只能四處流動。床位問題，由區指揮部統一安排，我們送張利母親到九醫院後，社區工作人員囑咐我們報給對接人的，正是青山區區長的名字。二是四類人員隔離後，只要認真消毒過哪怕一次，隱患就能解決一部分，否則社區的工作重心，永遠都在排查和送醫。
所以在群裡，程浩然和一些業主也會積極打聽，哪裡的醫院又有床位了，哪裡的方艙醫院又有進展了，哪裡又開闢了隔離點，督促社區書記放下其他工作，儘量去爭取床位。他還會跟一些商戶談條件，讓他們為特殊家庭送貨到門口。
但這些複雜的網絡信息，都很難進入老人的世界。張利說，如果不是女兒告訴她，她不會知道小區還有個微信群。除了坐在家裡打電話，等電話，她完全不知道這個防疫體系到底是如何運轉的，也沒有人主動來告知她。
生命觀念
張利照顧母親已經10多年了，她平時生活特別簡單，早上七八點鐘起床，給老人做早飯，給自己做早飯，然後出門買點菜，回來在陽臺上運動一會兒。她母親每晚7點40左右睡覺，睡覺後她會出門健走一會兒，除此之外，她幾乎足不出戶，因為怕老人在家裡摔跤。
張利的父母不是老湖北人，上世紀50年代，她父親從東北來到武漢援建武鋼，此後在武漢青山區紮下根來。張利退休前是紡織工人，年輕時總在外出差，最遠去過俄羅斯。2005年，她父親中風10多年後，突然發燒住院，張利覺得自己很少在床前侍奉，心中不安，乾脆辭了職，回家照顧父親。
她記得，當時父親在醫院躺了1個多月後，自己要求回家，醫生暗示她，可以讓老人回去了。父親是在張利面前嚥氣的，但她心裡早就釋然了，因為起碼做了最大努力挽留老人。父親去世前，特意交代她母親，就跟著張利一起生活。張利猜，父親這樣囑咐，是因為陳全安脾氣好，細心，有事都聽她的。
此後的10多年，母親果然哪兒都不去，就跟張利一起生活。正是這個原因，女兒有了孩子後，張利讓老伴過去幫忙了，自己留在武漢。母親以前身體好，沒生過什麼大病，張利倒沒覺得是重擔。但兩個人的生活，確實太安靜了。老太太年紀還沒這麼大時，張利還帶著她出門去旅遊，廬山、廣州，轉了一大圈，但現在，老人連家門都不願出了。除了晚上睡覺，上午和下午還要睡兩次，每天的大多數時間都在睡覺。那時候，張利只能一個人在電腦上看看股票、看看電視劇。
所以她特別懷念以前住在青山區紅鋼城的日子，那是武鋼的宿舍區，一棟樓都是熟人，左鄰右舍，夏天都在門口，坐在小板凳上聊天。過年也是張利盼著的日子，從大年三十開始，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加上張利家，四個大家庭會輪流去各家做客，熱鬧非凡。因為喜歡張利家的“年味”，她女婿每年都到武漢過年。這一次，張利也採購了很多東西，一個大冰箱裝得滿滿的，後來意外成了隔離時期的充足補給。
發燒後，母親常常跟張利唸叨，想要回到東方雅園。張利知道，她不想在女兒家過世。但張利根本無法把她挪回去，再說，她也不忍心。有好朋友給她發短信，對她說：“小張，你要做好心理準備，保重自己。”
理智上，她也知道最終結局差不多會是這樣，但她真正無法接受的是，老人沒經過一點搶救就走了。她已經很多天晚上無法睡著了，老人時不時渾身痠痛，會忍不住呻吟出來，只要有一點動靜，她就立馬起身，去給老人喂一點水。老人有時自己會說：“我不吃飯了，我想死。”那種咕咕唧唧的呢喃聲音，只有張利聽得懂，但聽完張利也不知道怎麼辦。如果老人是其他意外，她還能找到幫手。
父親入院後，陳霜霜又開始在網上給姥姥發求助信息。她心裡有私心，希望媽媽儘快和姥姥隔離，休息一下。姥姥會被送到哪個醫院，是否有護工，能救治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她都考慮不了。她心裡怕，直到2月15日，爸爸陳全安依舊喘得厲害，媽媽再出個三長兩短，她實在受不了。
好在2月13日做完CT後，張利其實還去做了一個核酸檢測，但至今沒有得到青山區疾控中心的通知。他們聽說，一般陽性才會早早通知，很久不通知的，都是陰性。張利在心裡安慰自己：“沒事，沒事，我還一點症狀都沒有。”
2月15日把老人送到醫院去那天，武漢的大雪一整天都沒停，轉運查血和拍肺部CT的時候，沒人能空出手來撐傘，碩大的雪片落在老人臉上時，她的眼瞼會微微動一動，但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見，又能不能理解眼前的一切。那天晚上，所有手續都辦好後，護士突然跟張利說，她必須在醫院24小時陪護，一整天沒吃飯的張利“哇”就哭出來了。
最終，她跟護士商量，每天飯點到醫院給老人收拾吃喝拉撒。護士希望她明白，老人狀態不好，如果出現意外，他們無法負責。張利說，她明白。
後來，她對我說，她知道那天的一切，都是在讓老人受罪，但她必須得做點什麼，否則她無法心安。她說這個的時候，我想起，在等待老人肺部CT結果時，張利做過一個危險動作。當時，老人躺在陰冷的醫院大廳裡，一直呻吟不止，張利俯下身去，很近很近地靠著母親的臉，說：“媽媽，別怕，別怕。”
（文章人物為化名，感謝實習生印柏同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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