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前我們有一個判斷，認為第3次全球化應該是以金融資本全球化為主要內涵的一種全球化，它的危機爆發是個客觀規律。現在過了一個星期，時間並不算長，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產業鏈、全球產業資本佈局，乃至全球金融資本吸取各種產業資本所能夠形成利潤的能力都受到了重大的影響。不過大家也不用覺得太恐慌，因為它是個規律的表現。一個星期過去，越來越趨向於全球化危機，它並不是沒有規律可循的。所以我想給大家再做一點中國納入全球化過程的分析，我們遭遇的全球化危機要麼是輸入型通脹，要麼是輸入型的通貨緊縮，這些都屬於典型的經濟危機現象。要把這個故事講得稍微完整一點，我們把它拉回到七八十年代，中國進入大轉型的時期。
西方產業轉移的全球性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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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兩個雙寡頭的地緣政治分割控制，這個過程中兩個超級大國分別向各自地緣控制的勢力範圍轉移了他們的工業體系，於是乎世界就進入了一個戰後的再工業化過程，這個時間大概短短20年左右。
1945年結束二戰，1947年馬歇爾計劃，1950年蘇聯向中國轉移重工業設備製造業，這些過程其實導致了一個客觀結果：戰後的再工業化非常快速地形成了工業生產能力，並且不斷擴張，最終演化成戰後的工業生產過剩。在工業生產過剩條件下，當然就會出現經濟危機。而這個經濟危機早先仍然主要發生在西方國家。於是乎在西方國家就出現了非常劇烈的社會反抗，法國60年代爆發過紅5月，那是街頭暴力的革命；日本爆發了所謂赤軍，也是在城市發展城市游擊戰；意大利有紅色旅；美國有黑豹黨。也就是說，其實這個世界在60年代是動盪的，在西方主要是跟戰後的生產過剩有一定的關係。
接著，西方開始把《資本論》第一卷所描述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直接對抗的矛盾向外轉移，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的一般生產、一般製造業產業向外轉移。我們上次提到了，在日本的產業轉移導致了亞洲的四小龍、四小虎，歐洲的產業轉移導致了美洲相對集中體制的國家形成了一般的工業生產能力。這個過程在70年代普遍發生。這個時候，西方的產業轉移，在亞洲轉移的主要是軍人政權國家或者是集權體制國家，在拉丁美洲大部分也轉移到了軍事政變所形成的軍人政權的國家，這些都是符合產業轉移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直接對抗性的矛盾衝突。只有這種體制才壓得住矛盾衝突。所以這些西方的產業轉移在那個年代，儘管在西方形成自由、民主、人權、福利、社會等等這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但在發展中國家，客觀上只有利用發展中國家的集權政治才能轉移得了西方的這些勞動密集產業。
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接受西方產業轉移的？1972年尼克松訪華。尼克松訪華之前，1971年他開始安排中蘇之間對話的時候，基辛格帶了一個大禮，就是解除對華的封鎖禁運，一般的產品可以對中國轉移了，這其實恰恰符合西方的產業對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大趨勢。封鎖是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形成的，一直延續到1972年開始解除。於是1973年當時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制定了“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和技術來改造中國從1950年開始接受的蘇聯工業模式。1950年朝鮮戰爭，中國得到了蘇聯大量的重工業、設備工業的產業轉移，這些主要服務於軍工生產。但是還缺輕工業、紡織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於是正好藉著70年代西方產業大幅度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這個機會，中國開始了對外開放。
1973年開始引進西方設備，1974年立刻轉化成中國的財政赤字。那個時候雖然不是任何事情都符合規律，但大部分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包括問題在內，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60年代，我們當時是一窮二白，只要開始引進，一定會變成財政的債務負擔，財政債務負擔直接轉化成赤字。所以73年開始引進，1974年財政赤字就突破了100億，於是危機就爆發了。1974年，當財政出現100億赤字的時候，只能砍掉建設投入，那就意味著擴大再生產能力沒了。本來上山下鄉到72年73年差不多就停了，74年開始第三次上山下鄉，又送下去幾百萬不能就業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農村承載了城市因沒有擴大財產投資、不能有新增就業機會的危機，於是乎大量的城市青年又向農村轉移。
所以請大家注意，70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只要接受了西方的產業轉移，都開始出現因財政的債務轉化成財政赤字。財政赤字要麼是不能增加社會開支，要麼是不能擴大再生產。因此從7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也進入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
這個過程就是西方的產業轉移，它把勞動與資本直接對抗的矛盾轉嫁到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僅僅有十幾年工業的增長，接著就轉化成了這些增長背後的負債，就是產業資本全球化的代價在發展中國家爆發。中國在74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制定“四三方案“的兩位偉人相繼於1976年去世，但問題並沒有緩解。接班的領導人繼續“引進、消化、吸收”，引進西方的資本和技術，1977年制定了“八二方案”。當時沒那麼多錢，還不起這麼多的債務。82億美元分8年還，平均每年10億美元左右。但是當時各地比較著急，於是乎大家一起上更大的項目，短短兩年都不到，就把82億計劃先幹進去了。接著就導致了更為嚴重的財政負擔，79年的財政赤字差不多200億，財政赤字翻番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都是靠“引進、消化、吸收”，都是用這個機會來接受了西方的產業轉移。但這個轉移的過程中間都有代價，代價都在爆發。按照西方的制度來構建本國制度的這些國家轉化成了社會的動盪，所以80年代就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開始反債務。冤有頭債有主，發展中國家負這麼多債，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衛生，也沒有什麼社會改變，原來都是向西方國家承擔的債務太重，於是乎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廣泛社會運動，打出一個口號：“我不欠你的，我不還你的！”叫做“Don’t owe , Don’t pay! ”一些國際組織，像世界銀行，開始在發展中國家轉變制度，轉變成西方制度。於是乎世界銀行也好，IMF也好，聯合國也好，各個方面的這些國際組織，以為是因為沒有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治理，所以要改變制度，改變成西方的制度。於是乎80年代就出現一個新的潮流。
80年代的農村突破性改革：億萬農民救中國
70年代我們的財政赤字非常嚴重的時候，當時主管財政金融工作的領導建議說，三農向國家財政做的貢獻是最小的，但得到的國家財政份額卻大大超過了它的財政貢獻，要適當地甩掉一部分負擔，不可能全管。1966年後，城市的工業幾乎停擺了，於是轉向了經濟仍然沒停的農村，那個時候農村佔財政開支的比重接近20%。因為財政給錢了，終於有投資能力了，就利用了集體化組織大規模組織農民勞動力上水庫工地。那個時候我還是插隊知青，所謂“冬戰三九夏戰三伏”，都乾重體力活了，拿鐵鍬钁頭去刨土方去了。但是因為這些土方給國家搞了水利工程建設，並不能當年就變成收益，所以那個時候餓肚子是正常的。那個年代就是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靠勞動力幹出了38000多套大中型水利工程，那是一代人的犧牲和奉獻。
這些暫且不說，只是告訴大家，當財政沒有能力的時候，尤其是不能向生產做投入的時候，先拿掉的恰恰是三農投入。 拿掉了三農投入，國家對縣鄉村三級連維持的費用都沒有了，怎麼辦？於是老百姓就大包乾了。大包乾其實就是又分了一回地，1950年給全國農民按人平均分地，到1979年、1980年以後，各地按照這套老辦法又分了一回。這一分，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很少被人關注。
我以前說過一個話題，叫做“億萬農民救中國”。億萬農民在解放以來有三次大的貢獻，這是其中一次。當你把所有的農村資源權利還給農民的時候，國家不再承擔對農村的開支，開支轉給誰了？這開支就轉嫁到土地上了，就得把土地分給農民，連山場帶灘塗、山溝帶樹木，所有這些資源性資產，就隨著地一次性轉給了村和農民。
農村本來是百業興旺的，比如張三打鐵、李四織布、王五當瓦匠，農村本來就是一個百業興旺的農村生活、農村經濟。突然把它放了，於是一下就起來了“種養產加銷、工商建運輸”實業並舉。中國農村幾千年就是一個多元並舉、多業態的生存狀態。1980年以後把農民放了，農民就重新開始多業並舉了，這一多業並舉把中國給救了。為什麼呢？因為國家本來就缺重少輕，產業不完整，突然一放，占人口85%的農民自己管自己，村裡邊什麼經濟形態都有，完全不等著上面給開支。再加上那時候赤腳醫生、赤腳教師、民辦教師等等這些還都存在，所以農民真的沒有要國家財政給他全覆蓋。
那時候的糧食，農民也是至少留三年，國家糧食安全系統也不用去管農民。接著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迅速崛起，把大量的一般性商品生產包下來了，很快從79年、80年開始放。大概三五年的時間，鄉鎮企業就扮演了出口創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我們就用放開之後農村所形成的興旺發達的局面編了很多報告給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就把中國當成一個好學生，說中國是世界上轉軌最成功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就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認可。
80年代就是農村的這一片天地，托起了整個中國的崛起。當然不僅僅是這樣，但是相對而言，農村在這個階段上確實是發展得很快，所以後來總結說：“農村改革是農民在黨領導下的三個偉大創造，第一家庭承包、第二鄉鎮企業、第三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還有了城鎮化。”那時候城鎮從改革之前不到3000個，10年之後發展到3萬個，城鎮當然大量需要基本建設，這就把城市工業拉動起來了。農民搞的這些小經濟個體私營、互助合作也大量需要設備，於是把城市大工業設備也帶起來了。
所以我們看整個階段，中國融入全球化為什麼沒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陷入債務危機？是因為我們在困難的情況下，先放了農村，農村猛地發展出來一個“三大創造”，既解決了糧食問題，又解決了輕工業、化工業和一般紡織工業等問題。所以億萬農民救了中國。
搞了10年之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種兼業搞工業的勞動力9600多萬，接近一個億，那個年代還叫8億農民。其實8億農民有1億左右已經轉移了，而且不造成交通壓力，不造成社會負擔，因為那個時候農民在家門口，早晨早起乾點活，工廠上班騎自行車；下班回家還能幹兩小時。所以那時候多業態在農村地區被自然整合。
農村工業化為什麼在那時候也發展這麼快？是因為蘇南、浙北很多集體經濟還是記工分的，要想進廠上班，得抓鬮。而且並不因為進廠上班就能拿到比農業勞動力高多少倍的工資。在大田勞動還拿著工分，比進廠上車間的勞動工資還要高。為啥呢？人家生產大隊的會計說了：“大田勞動要櫛風沐雨，太陽曬著，下點雨還澆出點病來，勞動辛苦程度比進車間有屋頂、說不定還能開個風扇上班要艱苦，所以幹農業，勞動力不吃虧。”這樣能拿到高工分，進廠反而拿低公分，工農業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就被集體佔有了。但是這些都不計價，佔本村的地不要錢，用本村的各種原材料不要錢，用本村勞動力大隊記工分，在這些條件之下，就導致了我說的《資本論》得適當中國化一點，我們這兒的資本原始積累並沒有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殘酷壓榨，所以我們的資本原始積累靜悄悄。短短10多年的時間，中國的農村工業化佔了整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教科書式的學者們很少有人能把我們完成原始積累的過程說清楚。
所以說中國度過70年代的債務危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走不一樣的路，不是誰的主觀選擇，它是一個客觀過程。在這個客觀過程中大量的農民形成半農半工的就業，極大地節約了勞動力到城裡去的轉移成本，這些轉移成本就轉化成了中國的改革紅利。
原來我們的工業計劃只是在城市，大量的資金、原材料、物料等等是分給城裡的。突然出了一個能夠佔到工業增加值一半以上的農村工業，它的原材物料怎麼辦？誰給資金？市場怎麼辦？這些問題就極大地衝擊了原來在城市形成的一套體制。農民一搞加工業，原材料、物料就緊張了；農村一發展，城鎮化呈10倍的增長，基建三材——鋼材、水泥、玻璃等也就緊張了。這些反過頭來直接影響了城市的經濟秩序。
70年代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回城之後就有了就業問題。我剛才講到了79年、80年正好趕上財政嚴重赤字，擴大再生產能力極端匱乏，當然也就沒有就業空間。當時就提出了“5個人的飯10個人吃”，要求國有企業打開大門，讓工人子女進廠。後面就出現了兒女進廠頂替父母，叫做“頂崗”。78級的老工人正是技術骨幹，當時也就50來歲，正能幹的時候下崗了，整個國企的人力資本的素質就有所變化。與此同時，機關打開大門辦三產，開始辦各種各樣的公司，一辦公司，機關管什麼就開始倒騰什麼。當時有一句話叫做“10億人民9億商，還有1億待開張”，連街頭巷尾的普通市民都想著參與倒一把。一個批條倒個十道八道的，當時都是正常現象，這意味著商品加了十幾次的價。長此以往就出現了嚴重的通脹。這些經驗教訓還沒有被我們認真總結，但是大家還是願意去看看我們到底怎麼回事。
世紀末期的金融危機遭遇
連續幾年的通貨膨脹，原材物料價格過高，遂於1988年進行價格闖關，嘗試著放開物價，走走市場。一闖關就導致了88年18.6的物價指數，下一年就變成了生產停滯。因為三角債，大量的企業沒法生產，沒有資金，所以那兩年連續爆發經濟危機，接著就出現了比較嚴峻的局面。
屋漏偏逢連夜雨，同年美國宣佈對中國製裁，西方國家大規模從中國撤資，中國經濟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期，90年進入大蕭條。在這種情況下，正是需要資本的時候，中國從91年、92年開始逐漸放開了國內的資本市場，很多人對此進行批評，但是如果不放開資本市場，你沒法增加自己本國的貨幣發行，因為沒地方吸納貨幣。
92年把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相繼放開，利用財政金融主權，開始自己增發貨幣，同時增發國債，形成了中國維持基本經濟增長的能力。當然大規模增發貨幣，儘管有股票市場開放，但在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習慣，所以吸納資金的能力是有限的，還是大量的流動性進入市場。於是93年大規模增發貨幣，94年導致了24.1的物價指數，這個時候嚴重的通脹，再加上債務，危機再次爆發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這些急於向外轉移產業的國家紛紛抓緊利用西方從華撤資這個機會，大量向中國轉移投資，比如新加坡到蘇州去辦新加坡工業園，去中新合資。92年、93年，一方面我們自主金融，另外一方面周圍那些一般產業生產的國家急於向中國轉移產業，填補了西方資本全面撤出的空缺。
美國當時的總統是共和黨的老布什，他當年是中美建交第一個駐中國聯絡處的主任，後來當了第一任駐中國大使，對中國多多少少還有所瞭解，比如他知道封不住中國。到這個階段美國看擋不住了，於是乎從93、94年開始，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全面封鎖。當然高技術也好，軍事也好，仍然是嚴密封鎖的，但是一般生產不再像過去那樣封鎖了。
另外，中國香港的大部分經濟、中國臺灣的大部分製造業，全進了中國大陸沿海。在這個階段上，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突飛猛進。當然客觀上還有當時的經濟秩序有很多嚴重問題，比如說農村的鄉鎮企業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倒閉，那個時候還不允許鄉鎮企業破產，只能自己兜著。農村工業基本上衰敗了，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又因為大量外資企業紛紛向中國轉移，他們又大部分在沿海，於是就出現了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局面，內地的農民外出流動打工，造成了交通、社會秩序混亂等等各個方面的問題。
在這個階段上，出現了1997年的東亞金融風暴。東亞金融風暴其實就是這些國家產業大量向外轉移，原來的債務沒法承擔，這些國家過去在經濟興旺發達的時候所形成的那些各種投資就瞎了。還有更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很多軍事技術解密了。過去是發明電腦、IT來指揮全球軍隊統一行動，當蘇聯解體，主要敵人不存在了，美國變成超強單極化的霸權統治，軍事技術商用化了。94年前後出現了一大批電腦公司、IT公司，大量吸納資本回流美國，於是乎一般商品生產的東亞國家紛紛進入危機，97年東亞金融危機就爆發了。這是這個階段上全球資本流動所造成一個客觀結果。
這次危機爆發立刻直接影響到中國。當年11月份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農工建四大行不良資產佔比高達30%以上，比發生東亞金融危機的國家都要嚴重。這時候還是財政金融不分家，也怪不得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因為當時國有企業在90年代不景氣的時候不是抓大放小，放了40萬家中小企業嗎？其實就是讓它關門了。當時4000多萬國企職工下崗，不叫失業，叫做待業，或者叫做下崗再就業、下崗培訓等等。那是一個嚴重的大危機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要求銀行繼續給那些幾乎關門的企業繼續發工資性貸款，其實就是給工人一點保命錢。即便是那樣，社會秩序已經很混亂了。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都在面對這場世界大變局，面對在全球產業資本佈局的過程中形成的非常嚴重的失衡局面。那當時我們是怎麼解決的？當時因為財政銀行不分家，所以財政一次性把銀行的不良資產剝離，然後由國家財政把外匯注入銀行。外匯能有相當量的增加，也是90年代以來外向型經濟發展產生的。財政兜了銀行的不良資產，然後把外匯向銀行注資，讓銀行乾乾淨淨地變成商業銀行。進入了21世紀，中國基本上趕上了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就是因為我們在90年代後期徹底把銀行變成了商業銀行。話又說回來，銀行的資本金80%以上是國家的，所以它還是國有銀行。也因此，
中國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仍然使用國家財政和國家金融這兩隻手共同操作。我們當前就處在21世紀全球金融化的大危機中，回顧一下80年代、90年代的變化過程，有助於我們思考今天疫情嚴重衝擊全球化，出現嚴重危機，我們如何有效地應對危機的打擊。我以前跟大家說，我所說的一切都是隻供參考，我的觀點往往比較另類，其實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有很多人在批評我。有些人找到我要提出批評，我說我對所有的批評一概笑納，但未必一定要按照批評的人的意見去改，因為人文環境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狀態，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表達，百花齊放才好一點。希望大家能夠有多一些自覺思考的材料，我所提出的任何歸納、分析、解釋，只不過是一孔之見，所以肯定有各種各樣的錯誤，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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