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人員走進心理諮詢室尋求心理援助。圖/受訪者提供
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漫長日子裡，最脆弱的是什麼？
心理專家給出的答案是：人心。
多位正在疫區一線工作的心理治療師告訴《中國慈善家》，疫情中人們可能無意識地隱藏了自己內心最脆弱的需求，等到疫情結束之後，這種創傷會逐一呈現。他們呼籲，社會應持續關注疫情帶給人們的心理創傷，並展開針對性的援助。
3月6日，國家衛健委、民政部發布了《關於加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與社會工作服務的通知》。通知提出，對新冠肺炎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危機干預。
武漢來電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除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物資馳援武漢外，心理援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專家認為，真正的災難中心理援助是從2008年汶川地震開始的，這項工作在接下來的玉樹地震中得以常態化。
成都市精神衛生中心是汶川地震中較早介入心理援助的單位之一，有著豐富的經驗。因此，在此次疫情中，反應較為迅速。
早在2020年1月31日，該中心在“健康成都官微”上貼出疫情提示，並細分為《普通公眾篇》《醫護人員篇》以及《隔離者，確診/疑似患者篇》，並開通防控新冠肺炎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
“請一定幫幫我爸，我沒有別的辦法了。”2月28日晚10點多，一個來自武漢的電話打到成都，兒子跨省為父親尋求心理援助。
“我現在在武漢，我父親是疑似患者，已經在醫院住院隔離。父親現在的狀態非常非常不好，我很擔心他!”對方聲音急促，“我們不能去看他，他一個人在醫院裡，每次視頻他都會哭，甚至……甚至還會有些不好的念頭……”對方訴說著，聲音變得哽咽起來。
求助者說，他最開始也想過撥打心理援助熱線，但當地心理醫生資源實在太緊張，所以就試著撥打省外的援助熱線。
接線人員評估後，認為求助者父親的心理狀態急需進行干預，“在這種焦慮嚴重的情況下，面對面的輔導是最有效的。”她立即想到了武漢也有同事在當地進行心理支援，“這或許是一條最快捷的生命救援通道!”
當晚，接線人員將情況反饋給了援助湖北醫療隊的同事。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加上求助者父親所在的醫院並不在四川支援隊負責的十個醫院裡，所以一時無法直接對接。
隨後，這條求援消息被髮布在武漢心理救援小組長群裡，馬上有人回應：“我們馬上對接該醫院!”
不到10分鐘，又有人反饋信息：“已經聯繫上患者的主管醫生了。”
經過幾日的心理干預治療，求助者父親的心態明顯好轉，也開始積極配合治療。而該求助者也通過熱線跟成都的心理醫生保持聯繫，經過幾天的心理疏導，他和家人的情緒也改善許多。
這是一次緊急、積極、高效的跨區域心理救援，從撥打求助電話到找到患者並解決問題，一共不到14小時。
“疫情發生以後，熱線天天有電話打進來，主要集中在睡眠問題、對疫情持續時間長及家人安危的擔憂等方面。但像這樣從武漢打到成都的求助電話，還是比較少見。”四川省第十批援鄂醫療隊成員、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治療師耿婷告訴《中國慈善家》。
援鄂醫療隊、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治療師耿婷和隊友在“汙染區”零距離接觸援助對象。圖/受訪者提供
醫護的困擾
作為第一批支援湖北心理醫療隊的成員，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治療師劉天在2月13日到達武漢，主要工作是針對醫護人員展開心理援助。
一線的醫務人員不僅承擔著繁重的醫療救援任務，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每天接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面臨著被病毒感染的風險。患者離世、醫護人員被傳染，缺乏與人的交流、睡眠不足等問題疊加，導致醫護人員心理壓力驟增。
他們比較普遍的負性情緒有焦慮、緊張、煩躁易怒、悲傷、無助、恐懼、沒有安全感等。
“前線醫生普遍存在失眠問題。”劉天說，一般來說，越是面對重症患者的醫護人員，內心壓力會越大，他們往往面臨更多的生離死別，也承擔著更多的職業暴露風險，因此也會受到更多的內心衝擊。
2月15日，武漢某醫院重症監護室醫生張猛（化名）走進心理諮詢室，此前，他已經在一線奮戰了整整一個月。
領隊多次讓他休息，他都婉拒了。
“大家那段時間都是連軸轉，我一休息其他人就會頂上，影響別人。另外，我的病人還要和別的醫生重建信任關係。”張猛告訴領隊。
直到面對心理諮詢師劉天，他才吐露心聲：“我一休息下來，腦子裡就會胡思亂想，整個人狀態會更糟糕，讓自己忙起來可能會好一些。”
張猛自述說，他開始失眠是從第一次目睹一位新冠病人離世開始的，病人臨走前痛苦的畫面一直出現在他的腦海裡。他一心想治病救人，卻無力迴天，他甚至感到內疚。
作為醫生，他不願去向別人釋放自己的負面情緒，因為他們是社會大眾眼中的“英雄”“最美逆行者”……
劉天開始對張猛做一些心理疏導，讓他意識到，病人的離世並不是他的原因所造成的，他也只是一個做著本職工作的普通醫生，並不是英雄；他需要去和同事、家人及朋友交流，釋放情緒，調整好自己才能給予病人更好的幫助。
通過多次交談，張猛心中緊繃著的弦開始有所放鬆，睡眠先是有了改善，整個人的狀態也好了很多。
後續隨訪瞭解到，張猛開始嘗試和同事聊聊自己的感受，也開始做運動，心理疏導起到了一些作用。
在醫護人員中，張猛很具有代表性，武漢有太多的生死離別，無論是對患者家屬還是醫生，都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
“有些醫生沒有意識到，他們可能無意識地隱藏了自己內心最脆弱的需求，等到疫情結束之後，這種創傷會逐一呈現出來。”劉天呼籲，全社會要持續關注這一次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幫助他們真正走出疫情陰影。
另外，劉天還建議，媒體要避免對醫護人員過度“英雄化”。“他們是最美‘逆行者’，更是普通人，也會有負面情緒，會害怕，會焦慮，也會感覺無能為力。只有公眾理解他們是這樣的普通人，他們才能更好地接納自己的這一部分。”
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心理醫療隊成員、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治療師劉天在和醫護人員交流。圖/受訪者提供
無法給你一個擁抱
在這場疫情中，很多人目睹或經歷了生離死別，內心受到強烈衝擊。
專家說，面對失去親人的巨大創傷，不管什麼樣的語言，都顯得太微弱。這時需要更多的肢體語言給予心靈的慰藉，包括握手、拍拍肩、擁抱等。
張紀（化名）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在多次災難中都曾赴一線對影響者進行心理援助，2月21日，他深入武漢一線，開始心理援助工作。
張紀遇到一位肺癌術後合併新冠肺炎患者，他的孩子去世了，老伴確診罹患新冠肺炎後在另一家醫院搶救。這位患者看到別人的家屬不停地打電話、視頻問候，自己卻無人問津，內心極度焦慮、無助，甚至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與動力。
面對無助到絕望的援助對象，以往張紀都會給予一個緊緊的擁抱，這是最直接的一種方法，會一下子拉近與援助對象之間的距離。
但這次新冠疫情極具傳染性，身體接觸不可取，只能努力通過心靈的交流來拉近距離。
從拉家常式的“話療”開始，張紀努力讓老人說出焦慮的原因，並讓他認識到老伴還在治療中，不能丟下她，以此喚醒老人對生活的勇氣。
“在過去的一些災害中，受害者可以和親人朋友聚集到一起，抒緩心中壓力；或者通過和同事的擁抱、言語交流來得到一些釋放。但新冠肺炎有極強的傳染性，在物理距離上隔絕人與人交往，這讓大家心理變得更加脆弱。”張紀告訴《中國慈善家》。
其實，在這次疫情中，心理援助不能僅靠專業人員，前線醫生作為和患者最親密的接觸者，能直接洞察他們的心理。
有一天夜晚，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廣東）援助武漢江漢方艙醫院醫生劉曉春看著熟睡的病人，此時萬籟俱寂，讓他暫時忘掉病魔的存在。
但一陣咳嗽聲將劉曉春的思緒拉回，一位年輕小夥用被子捂住嘴，儘量不發出任何聲音，怕驚擾他人，但一連串的咳嗽聲無法抑制，小夥子甚至出現呼吸困難。
劉曉春讓護士測了血氧飽和度、推來了氧氣瓶、服用藥物，病人漸漸恢復了平靜，但始終無法入睡。
看著小夥焦慮的樣子，劉曉春主動和他聊了起來。原來，這位年輕人特別擔心自己的病情惡化，怕自己很快會死去……
於是，劉曉春以一個專業醫生的角度給他解釋病情，講新冠肺炎的知識，告訴他要配合治療並對自己有信心，“很多比你嚴重的病人都出院了”。
最終，小夥子寬慰地安睡了。
早晨，當劉曉春下班後經過小夥的床前，小夥下叫了聲“醫生”，並下意識伸出手準備握手以示謝意，但很快又收了回去，兩人同時笑了。
長效機制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為了尋找被援助對象，一些心理援助組織面向災區發放了很多調查問卷，問題多達二十多個，受訪人要花不少時間才能答完，因此不少人產生牴觸情緒，甚至最後形成“防火防盜防心理（援助）”的現象。
在這次疫情中，心理援助組織吸取了這個教訓，儘量將問卷設計得更簡潔、有針對性。
“適當地做一些針對性調查還是很有必要的。” 四川省第十批援鄂醫療隊、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治療師耿婷告訴《中國慈善家》，這次疫情中的調查問卷只設了5個問題，從疫情防控常識到精神狀態，從焦慮情緒到心理健康，掃碼後兩分鐘就可以答完。
耿婷表示，問卷調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尤其是針對醫護人員的問卷。通過這種方式，心理援助人員對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態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並有針對性地開展援助。
疫情後的長效心理機制建設，是業內非常關心的話題。關於長效機制，耿婷建議，首先要進行心理健康宣傳，使大家對疫情結束之後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有正確認識，消除模糊觀念引起的焦慮、抑鬱。另外，還要幫助當事人和家屬學習相關知識，讓家屬和當事人多溝通，協助當事人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合理宣洩痛苦的情緒，讓當事人能夠接納自己的不幸和無力，並在必要的時候，尋求專業的心理幫助。
對於身處疫情中的人們，耿婷還建議，疫情中各種信息爆炸式呈現，公眾對疫情發展保持適度關注即可，不要刻意去看太多的消息，避免信息轟炸，尤其要學會分辨和擯棄唯恐天下不亂的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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