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不愧是中華文化的薈萃之典，各種各樣的中華傳統文化，幾乎都能在書中折射出它獨特的影子，就連獨具魅力的傳統民俗文化——鬥草，也在看似普普通通的遊戲中，展現無遺。這種寓深邃的文化內涵於簡單遊戲之中的藝術精妙，讀來真是增人聞見，啟人心智，令人驚歎不已。
【一】簪花鬥草，猜名行令。《紅樓夢》用簡簡單單的花草遊戲，引出了獨具魅力的傳統民俗文化——鬥草
文學大師曹雪芹，知識淵博，愛好廣泛，對詩、書、畫、園林、民俗等都有所研究，堪稱中華文化集大成者，各種中華傳統文化都被他信手拈來，注入到《紅樓夢》中，使《紅樓夢》成為內容恢弘,包羅萬象的文化百科全書。隨便品讀其中的一段，都能引出一種獨特的傳統文化。就如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豔曲警芳心中，描寫賈寶玉初進大觀園生活的幾句話：
且說寶玉自進花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
其中只用“鬥草簪花”4個字，就引出了獨具魅力的傳統民俗文化——鬥草。
傳統民俗文化，是指由民眾所創造、共享和傳承的風俗文化的統稱。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累積了許多魅力無窮的傳統民俗文化，這些民俗文化在歷史的舞臺上熠熠生輝，堪稱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寶。
鬥草，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種遊戲，即用草作為道具進行比賽，屬於傳統節日端午節中的民俗，是傳統民俗文化的一種。
簪花，是鬥草的一種形式，即在頭上插花，插得多者為勝。
曹雪芹不僅非常高明地用寥寥4個字，引出了“鬥草”這種民俗文化，還巧妙地在第六十二回中，植入了一個香菱和各屋的丫頭“鬥草”的故事情節,來說明鬥草的玩法：這個說，我有觀音柳，那個說我有羅漢松。突然豆官說，我有姐妹花，這下把大家難住了，香菱說，我有夫妻穗。還解釋說“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最後香菱贏了。
這個“鬥草”的故事情節植入，不僅刻畫了一群天真活潑的少女形象，突出了香菱的聰慧機敏，渲染了熱鬧氣氛，還非常明瞭地說明了一種“鬥草”的玩法，就是用對仗的方法報花草的名字，誰肚中裝的花草知識多，報得花草名字就多，誰就獲勝。
【二】鬥草文化源遠流長，從遠古到現代，從兒童到成人，從尊貴朝堂到尋常百姓家，其朝代之久，範圍之廣 ，影響之大，令人歎為觀止
鬥草又稱鬥百草，最早起源於周代，是一種兒童的鬥草遊戲。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周南·芣苢》，就是對兒童鬥草之戲的描寫：
采采芣苢，薄言採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詩中的“芣苢”，就是車前草，為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長莖是鬥草的好材料。這時的兒童鬥草，只是簡單的遊戲，用植物的枝莖互相比拼，分出勝負。
西漢對《詩經》頗有研究的經學大師、“魯詩學”的開創者——申公，在《詩說》中也解釋說：
《芣苢》，童兒鬥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到了魏晉南北朝時，鬥草演變為端午節的一種民俗文化。當時人們認為，五月為惡月、毒月，必須採集百草來解厄，以渡過難關，於是在端午節，女子們就紛紛相約到郊野採集艾葉、菖蒲、草藥等百草，用它們的氣味，驅除邪氣，消解病毒，同時在採集百草的過程中，進行娛樂式的鬥草遊戲，鬥草便自然而然地流行起來。
這時的鬥草除兒童外，採集百草的女子也參與其中，鬥草初步實現從兒童到成人的轉化。
宋代史學家高承編撰的，專門探究事物原始之屬的史料《事物紀原》，記載了古代鬥草娛樂的起因與形成：“競採百藥，謂百草以蠲除毒氣，故世有鬥草之戲”。明朝著名詩人羅頎所著的，主要介紹我國古代先民發明創造的書籍《物原》，對魏晉南北朝這種鬥草文化也有所記載：
據梁朝人宗懍在《荊楚歲時記》中雲："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鬥草之戲。
到了唐宋，鬥草盛極一時。這時的鬥草，已不僅僅是婦女兒童的最愛，成年男子也對此頗有好感。同時鬥草不僅盛行於民間，也流行於宮廷朝野，深為文人墨客所喜愛。鬥草的形式不再是簡單的比草的韌勁，而發展成為比植物名稱、比詩聯，比才學，同時也漸漸超出娛樂的範疇，帶有一種“賭”的色彩。
唐朝詩仙李白在詞《清平樂》中寫到道：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鬥，只賭珠璣滿鬥。 可見，這鬥草在成年人中，變成了以物品或者金錢作為賭注的娛樂。
明清時，鬥草花樣翻新。鬥草遊戲不但很流行，而且花樣百出，有鬥植物名稱的、鬥詩詞楹聯的、還有的將鬥草應用於行酒令中。
酒令，又稱“行令飲酒”，是酒席上的一種助興遊戲。指席間推舉一人為令官，餘者聽令輪流說詩詞、聯語或其他諺語，違令者或輸者罰飲。明清時就常常把鬥花草植物用來行酒令，將鬥草和酒令柔和在一起。
明代還出現專門描寫“鬥草”活動的作品，如黃子常的詞《綺羅香·鬥草》和吳兆的長詩《秦淮鬥草篇》就非常著名。
到了現代，隨著端午節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鬥草也和吃粽子、賽龍舟、掛艾草等傳統民俗一樣，成為其中的一個非遺元素。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傳承達三代以上，傳承時間超過100年的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節日慶典等民俗文化。
從周代起就演變為端午節民俗文化的鬥草，距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成為端午節民俗文化中的一個非遺元素，可謂是名至實歸。
【三】從“武鬥”，到“文鬥”，從比堅韌持久，到比知識文采，鬥草文化在娛樂比拼中，具有了非凡的教化意義和獨特的魅力
鬥草分為武鬥和文鬥兩種。
武鬥只是簡單地比草的韌勁。一般在小孩子中進行，用植物的枝莖作為道具，互相拉扯，堅韌持久的為勝，稱為“武鬥”。
文鬥則比的是植物的知識和吟詩作對的文采。文鬥在文人墨客和成年女子中進行，起初是比誰認識的植物多，說出花草樹木名字多者獲勝，後來演變成不但要說出名字，還要講得出名字由來、歷史掌故，再後來則演變成以這些植物為題，吟詩作對，將鬥草變成了詩文盛會，稱為“文鬥”。
《紅樓夢》中描寫的香菱和丫鬟們的鬥草，就是比賽對植物的名字，以對仗形式說出花草樹木的名字，說出多的一方獲勝，就屬於文斗的一種。
從最初的“武鬥”，到最後的“文鬥”，從比植物的堅韌持久，到比植物知識的多寡，再到比詩聯文采，鬥草文化在娛樂比拼中，具有了非凡的教化意義。
教化，指良好的行為和環境，在日常生活中，有形無形的向人們灌輸一種正面的道理和影響，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思想受到啟發，行為發生改變。
鬥草之中的“文鬥”，就有這種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大家在鬥草比賽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大量的學習、識記植物學和自然科學知識，記住了許許多多花草樹木的名字、傳說和典故。更為精彩的是，為了在鬥草中取勝，還學到許多對仗等詩聯技巧和文學知識，增加了詩文才學和語言表達能力。
鬥草文化中的對仗，和吟詩作對中的對仗相同，是非常嚴格的。
對仗，又稱排偶，是古詩詞格律的一種表現手法，即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義的虛實做成對偶的語句。要求非常嚴格，必須上下兩句平仄相反，相對的句子句型相同、句法結構一致，詞語所屬的詞性要相一致。
如《紅樓夢》中，豆官說的“姐妹花”，香菱對的“夫妻蕙”。都是三個字，“姐妹”對“夫妻”，“花”對“惠”，句型相同，結構和詞性一致，上句姐妹花的“花”字是平聲，下句夫妻惠的“惠”字就相反是仄聲，平仄剛好相反。
由於對仗嚴格工整，語言獨具魅力，使得鬥草成為人們智慧和文采的比拼載體，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
鬥草無形中成了自然和文化知識的傳播者，不但蘊涵著豐厚的自然知識和民間智慧,承載著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植物學文化和語言藝術的魅力,還充分彰顯了教化的功能和作用，這種潛移默化的教化功能，比法律強制還管用。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曾感慨地說：
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
【四】追本溯源，每種文化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獨特的原因，對鬥草這種獨具魅力的傳統民俗文化，繁榮興盛原因的分析和思考
鬥草文化，從小孩子的娛樂遊戲，演變成上至朝野，下到平民百姓的全民參與的競賽活動，從簡單的比草韌勁的“武鬥”，到比知識文采的“文鬥”，可謂一經產生就深受人們的喜愛，並得到不斷的發展興盛。
究其箇中的奧妙，發現鬥草文化自有其興盛的原因。
生活單調乏味，因娛樂的需要，催生了鬥草文化。在古代，勞動人民過著忙碌、貧乏、單調而又乏味的生活，大人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週而復始的重複著簡單的勞作，默默無聞地度過一天又一天。《詩經.七月》就記載了這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
一月開始修鋤犁
二月帶著妻兒去下地
三月修剪桑樹枝
四月遠志結了籽
五月知了陣陣叫
六月紡織娘振翅
七月火星向西落.....
隨大人們一起到田地裡的小孩子,沒有玩具，就用野草野花玩耍娛樂，漸漸的就發展為用草為道具進行比賽，將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勁拉扯，以不斷者為勝，這種因娛樂而產生的遊戲，就叫鬥草。後來在端午節時，婦女們會帶著孩子到野外採百草，休息之餘，為了娛樂，也和孩子們一樣玩起鬥草遊戲。
這樣，為打發單調無聊的生活而進行的鬥草遊戲就產生並流行起來。
社交匱乏，因交友的需要，發展了鬥草文化。任何朝代都需要朋友和交流情感，而在社交非常匱乏的古代，就需要一種活動為載體，來結交朋友，交流思想和情感，而鬥草比賽，就成了交友的一種活動載體。
不單小孩子們交友玩耍靠鬥草，女子交友和結伴遊玩，也靠鬥草，就像《紅樓夢》中的香菱她們，就是用鬥草來交友娛樂，增進友誼。在外出踏青時，更是呼朋引伴、賞花鬥草，將鬥草比賽發揮到極致。宋代第一才女李清照就描寫過自己和女伴們鬥草的情景：“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 海燕未來人鬥草，江梅已過柳生綿”。
當然，鬥草也不僅僅是小孩和婦女的專利，也是男子交友的喜愛遊戲，他們常常以吟詩作對來進行鬥草比賽，贏取物品和財物。李白和李商隱就是鬥草的鉑金玩家，李商隱的詩句“如何鬥百草，賭取鳳皇釵”和李白的詩句“百草巧求花下鬥，只賭珠璣滿鬥”，就說明了這種鬥草受歡迎程度。
可見，無論是小孩還是成人，男人還是女子，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都以鬥草來結交朋友，增進友誼和交流情感，致使鬥草文化得到蓬勃發展。
朝廷的認可和文人士族的廣泛參與，興盛了鬥草文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繁榮昌盛，以及思想觀念的轉變，鬥草中的“文鬥”，逐漸在朝廷、士大夫和文人墨客中盛行，朝廷也對這種文化進行認可和默許，許多朝堂中人也紛紛參與這種比賽，鬥草文化彰顯了獨特的魅力。
相傳吳王夫差和美女西施常常在吳宮中鬥草嬉戲，致使夫差玩物喪志，不理國事。五代時，南漢主劉鉞每值春深，就會組織宮女鬥花取樂，以誰採的花草種類多為勝，負者獻出金銀作為宴會的費用。
除了宮廷中人，文人墨客更是對這種鬥草比賽青睞有加，在吟詩對詞，鬥智鬥趣鬥文採中，興盛了鬥草文化。
鬥草詩和文學作品的推波助瀾，弘揚了鬥草文化。文人墨客在鬥草比賽中，創作了許許多多的鬥草詩和文學作品，唐詩宋詞和明清小說都多有描寫鬥草的詩文。白居易的《觀兒戲》就描寫小孩鬥草情景：髫齔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鬥草，盡日樂嬉嬉。崔顥的《王家少婦》則描寫婦女的鬥草狀態：閒來鬥百草，度日不成妝。范成大在《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之一寫道: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這樣的鬥草詩詞不計其數，小說中也爭相反映這種鬥草文化。李汝珍的《鏡花緣》就對鬥草有描寫：才女們歡聚一堂，吟詩作對，行酒令，猜燈謎，鬥草是諸多比賽中的一場。大家以“半夏”對“長春”，“玉簪花”對“金盞草”，“水仙花”對“木賊草”，玩得不亦樂乎。
文學大師曹雪芹更是在《紅樓夢》中，將鬥草文化巧妙地應用到極致。賈寶玉在大觀園的開心愜意用鬥草來表現，香菱和丫鬟們的快樂熱鬧用鬥草來表現，香菱對愛情的憧憬和美好生活的嚮往用鬥草來表現，就連寶玉對死去晴雯的懷念和悲傷也用鬥草來表現，在《紅樓夢》中，鬥草文化元素，可以慨括地反映悲喜人生。
這些各具特色的鬥草詩和文學作品，對鬥草文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極大地弘揚了鬥草文化的別樣魅力。
結語：曹雪芹不愧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在曠世名著《紅樓夢》中，只用寥寥4個字，就巧妙地引出了獨具魅力的傳統民俗文化——鬥草，而且用香菱鬥草、寶玉祭晴雯等情節植入，絕妙地說明了鬥草文化的形式和寓意，讓鬥草間接地折射了《紅樓夢》女子的悲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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