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芙琳·薩馬馬（Évelyne Samama），古希臘羅馬衛生史、醫學史及衛生政策研究專家，巴黎索邦即巴黎第四大學（現索邦大學）與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又翻譯為高等研究應用學院，或直接簡稱高等研究院，現巴黎文理研究大學“PSL”組成單位）博士，凡爾賽大學古代史教授。2017年於著名的學術出版社“Brepols”出版專著《古希臘戰時醫生》。其博士論文《古希臘世界的醫生》於2003年由知名學術出版社“Droz”出版，收入高等研究院的“古希臘羅馬高等研究”叢書，並獲得法蘭西五大學術院之一的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頒發的“Lequeu”大獎。從1997年起，每三年組織召開有關古代世界醫學史的專題研討會，最新一次會議論文已於2018年由“L’Harmattan”出版社結集出版，題為《彩色的身體：古代、中世紀及近代的顏色與健康》。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COVID 2019）在中國以及全球各地爆發之時，受澎湃新聞之邀，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巴黎，索邦）博士候選人周之桓（以下簡稱“周”）對薩教授（以下簡稱“薩”）進行了專訪。
薩教授 © 周之桓
周：教授您好，很高興有機會一起聊聊西方古代醫學史。在西方語言中，如何理解醫學和醫生呢？我們都知道，法語等西方語言主要直接來自於拉丁語與古希臘語。在法語中“醫學”一詞是“médecine”，它來自於拉丁語“medicina”，意為“治癒的技藝”。“medicina”一詞又來自於拉丁語的“medicus”，這個詞還含有“魔法”的意思，法語中的“醫生”一詞便來自於此。該詞的印歐語詞根“*med-”有著測量與秩序的含義。而另一個有關醫學的重要詞源來自於古希臘語“ἰητρός”，意為“治療疾病之人”，來自於表示“治療”的動詞“ἰάομαι”。那麼，為什麼法語的“醫學”一詞是直接來自於拉丁語而非古希臘語呢（英語的“醫學”一詞則來源於古法語）？英語中，一般會稱醫生為“doctor”，為什麼不和法語一樣直接來自於“醫學”一詞呢？
薩：對，法語的“醫生”一詞“médecin”直接來自於拉丁語“medicus”。但是在法語中也同時保留了古希臘語詞根，用來表示某些領域的醫生，比如治療兒童者被稱為“pédiatre ”，即古希臘語的“小孩（pais, paidos）”加“醫生（iatros）”兩部分組成。“精神病醫生”一詞也是，直譯便是“靈魂的醫生”。而英語中常說的“doctor（醫生）”一詞，在其它源於拉丁語的西方語言中也有：法語docteur、德語Doktor、意大利語dottore、西班牙語doctor等等。它來自於拉丁語“doctus”，即“博學者、有學問的人”。這是個頭銜，即“博士”。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者（笑），我們便授予其博士頭銜。醫學領域就是醫學博士，哲學等人文領域就是哲學博士。英語中，只不過將醫學博士一詞省略為博士，即稱呼醫生為“博士”。
雅典衛城之巔 © 周之桓
周：可以說，醫生便是審慎而睿智之人——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所講的那樣——想辦法治病之人。眾所周知，西方現代醫學發端於古希臘醫學，尤其是源自希波克拉底及其著作。他還被成為西方醫學之父。他為什麼那麼有名呢？而為什麼西醫誕生於古希臘呢？
薩：醫生也和所有人一樣：有一些確實是審慎而睿智之人呢，而有一些則稍遜一籌了！不過，正如託名於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約創作於公元前750年）所言：“須知一個高明的醫生能抵許多人 | 他既會拔出箭矢，又會把創傷醫治（第十一卷514至515行，羅念生譯；法語譯文為：Un médecin est un homme qui, à lui seul, en vaut beaucoup d'autres | quand il s'agit d'extraire des flèches ou de répandre sur les plaies des remèdes apaisants，IliadeXI, 514-515）”確實，此處詩人特別提到了戰時的醫生與受傷情況，但很容易讓人想到，尤其是前半句話，詩人指的是所有治療內在疾病的醫生。在《伊利亞特》中，英雄依然是由其他英雄來治療的，比如馬卡昂（Machaon）和波達萊伊理歐斯（Podalire），詩人將他們塑造成古典時期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épios）的後裔。而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年至370年），特薩洛斯（Thessalos）之子，他來自於一個色薩利（Thessalie）之家，在希臘北部，他的醫學技藝傳承自其父親，並自稱是醫學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後裔。他在世之時便已經聞名遐邇了，至少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年至347年）已經將他稱為醫生典範了（ 參見《普羅泰戈拉篇》[Protagoras, 311 b-c]與《斐德羅篇》[Phèdre 270 c]）。
為什麼在古代的西方，名醫一定來自希臘？這要得益於古希臘人對其行為的思考，即他們所言之“technè”，即“技藝”，或者說“學問”、“本領”。古希臘作家撰寫了很多戲劇，但也寫了很多戲劇專論；他們建造了很多著名的建築，但也留下了很多有關建築的論文；他們思考自然、人之地位以及宇宙（kosmos），因此古希臘人寫下了他們對科學的所知所想，在醫學領域也是如此。這些專論，大部分都是用伊奧尼亞方言（dialecte ionien）方言完成的，大部分都是寫給“行家”（« hommes de l’art »）的，即寫給同道中人的；不過有時，他們也會寫給普通受眾。他們認為，健康是身體體液之平衡，治癒的能力則來自於恢復這種平衡，而非神之決定。由於希波克拉底很有名，因此古典時期與希臘化時期，即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后二世紀的所有醫學論著，都託名於他。我們所稱的《希波克拉底文集》（Corpus hippocratique/Collection hippocratique），便是這大約70份文獻，它們討論了各種不同的疾病，給出了診斷的建議，或是講述了醫德，比如負有盛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今天，我們仍然經常用到這份文獻。西方醫學院的學生，在畢業之際，都需要以此誓詞宣誓，表明他們會正確對待病人，儘可能治療他們，尤其是會對每位病人的病情保密，並對他們在病人家中的所見所聞絲毫不透露半分……
西醫之父希波克拉底 © 伊芙琳·薩馬馬
周：近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在國內，人們討論了很多相關話題，也追述了歷史上所爆發的某些著名的傳染病，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1832年影響巴黎的第二次大流行霍亂、1665年倫敦鼠疫，當然不能漏掉中世紀晚期帶走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也再次受到了人們的熱議。那麼，讓我們重回希波克拉底時代：古希臘也有流行病嗎？
薩：當然！如果說，古希臘人在特洛伊城牆下的帳篷中臥床不起，正如《伊利亞特》所記載的，是由於神阿波羅用箭矢刺穿了人們的身體而使他們得病，那麼，公元前430年——即與斯巴達人對戰的前一年——影響了雅典的流行病，被修昔底德（約 公元前460年至395年?）詳細地記載下來了，他記錄了這場震盪了公元前五世紀希臘的重要爭端：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這場流行病帶走了將近三分之一雅典人口，而對病痛的記載，既包括了它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與精神影響，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中，都成為描述流行病或霍亂的標準表述，而其對病情的觀測也是非常準確的。
周：那麼古希臘人是如何面對的呢？
薩：修昔底德所留下的文字記錄了發燒，並妄稱這種疾病會擊垮病人並迅速導致其死亡，無計可施。同時，修昔底德很清楚地記載了，當一種疾病在一個社會迅速傳播的時候，人們會因為恐懼，不經過任何葬禮便丟棄已故人們的屍體，也不再顧及那些重要的禮儀制度。家人們或者朋友們也都不再去尊重所謂的“正常”行為舉止，因為疾病不會因為年齡、財富或是受尊敬程度而手下留情，而人們，至少是有一些人，在可能明天就會死去的恐懼下，肆意放縱。由於民眾被一種徹底的絕望所支配，道德價值觀解體，這在修昔底德著作，即《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第二卷有著明確的記載，這是醫學史上最為著名的論述之一。
後世抄本上的希波克拉底 十四世紀 編號：BnF Parisinus graecus 2144
周：如果希波克拉底還活著，這位醫生，或者說魔術師，又該如何應對呢？
薩 ：如果說有一點是肯定的話，那便是他會拒絕一切所謂的魔法！《希波克拉底文集》是完完全全拒絕承認疾病神來之說的，它認為人有能力治療人——當然，是要在擁有恰當藥物或治療手段的前提之下，而這通常並非古希臘醫生所能辦到的。
周：在目前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的大背景下，我們有時會用“戰疫”、“抗擊疫情”等帶有戰爭色彩的措辭，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您最近出版了一部著作，題為《古希臘戰時醫生》。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能給我們講講嗎？在古代，在戰爭中，那些真真實實的戰爭中，醫生是如何行動的呢？
薩：古代人面對戰爭期間的流行病，能做的不多。然而大多數軍事衝突卻都伴隨著流行病，尤其是當軍隊或者被圍困地居民衛生條件不佳之時。飢餓讓人們更加難以抵抗疾病，古代人常常將 “limos（飢餓）”與“loimos（流行病）”這兩個詞進行對比。
古希臘人知道，在沼澤地附近紮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認為那裡的空氣會讓人發燒。後來人們知道了，在沼澤地附近會有很多蚊子，它們是瘧疾寄生蟲的攜帶者，這是很有可能會引起高燒的。那些住在鄉村的古希臘人，也會避免引用河流中的水，因為在上游可能有汙染源，比如動物的排洩物或死屍。士兵們儘可能地確保衛生狀況良好，遠離寄生蟲，但對於普通士兵而言，這並非經常如願，而將領的待遇就不同了。
但當時的醫生對傳染病無計可施，對嚴重疾病也束手無策，因為他們只有從動植物身上提取得來的藥物，它們的藥效當然比如今的藥物要遜色得多。周：在流行病爆發期間，籠罩著人們的恐懼，或許比流行病更加可怕。在古代，是否也如此呢？
薩：完全如此，修昔底德便是這麼記載的。
周：在古代，是否存在一種來自於別處，即非我族類居住地的流行病呢？古希臘人是否對此感到恐懼？
薩：有兩位作家，一位是剛才所提及的公元前五世紀的修昔底德，另一位是差不多一千年之後的普羅科匹厄斯（Procope），他們都對此有所記載。普羅科匹厄斯記載了公元542年查士丁尼皇帝時期的流行病，它的病患狀態是全新的，其傳播速度是迅疾的，當時的人們無一能對這一流行病的發展做出預判。這兩位記錄者都如此寫道：目前爆發的流行病都來自於東方（埃及）。
古希臘短頸圓體瓶，因為其捐贈者之名故又稱“Peytel”瓶，約公元前480年至470年；該樣式器物一般盛放保養身體用的芳香油，也常用以存放運動員用油，盧浮宮 藏 © 1993 RMN / Hervé Lewandowski
周：目前對於新型冠狀病毒，除了中國的武漢等地以外，意大利北部多個城市也進行了隔離。您怎樣看待隔離這一措施呢？
薩：在古代，這肯定是控制流行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周：在目前對抗新型冠狀病毒期間，很多優秀的中國醫生不幸離開了人世。在古希臘，當時的醫生是不是也面臨著被疾病奪取生命的風險呢？如果醫生都去世了，那還有誰來醫治病人呢？
薩：這個問題由修昔底德來回答：“在記載上從來沒有哪個地方的瘟疫像這次一樣如此厲害，並傷害這麼多人的。起初，醫生們完全不能醫治這種病症，因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事實上，醫生們死亡最多，因為他們更經常接觸病人。任何人類的治療手段都沒有用。在神廟中祈禱，祈求神諭諸如此類的辦法，統統沒用，因為人們完全為病痛所困倒，所以最終也放棄求神問卜了。”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卷II, 47；謝德風譯本，並經過筆者適當修改）
在古代作家筆下，大多數的醫生，都是為了治療病患而自願獻出生命的。
周：最後，面對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您有什麼話想對中國的讀者說呢？
薩：我當然祝願所有被感染者都能儘快恢復，而那些未被波及的人們——萬幸的是他們人數眾多——健健康康。希望能儘快找到有效的治療措施，因為如今的醫療手段與修昔底德或希波克拉底時代相比有著天壤之別，而生物學也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周：非常感謝。
（專訪內容由作者翻譯並整理，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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