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沅，字用九，號禹江，江蘇山陽人，生年未詳，約當清順治、康熙年間。
開沅之先世，原籍山西，南宋時徙居山陽，《山陽楊氏族譜》記載，元時之楊友諒為遷淮之始祖。六世祖楊錦，明嘉靖貢生，以父老不忍離，未入廷試，孝行聞於鄉里，旌表“純孝”，享祀鄉賢，群邑志有傳。七世祖遇舂，“以家道中落，棄儒業貿易，累資鉅萬”。八世祖繼祖，以子士傑貴，例贈文林郎。
開沅的祖父士傑，字瑞棠，號自興，邑庠生，順治元年(1644)，地方未靖，士傑“倡率鄉勇，佐漕撫路公擒斬偽官，論功貢入太學”後任霍邱縣知縣，敕授文林郎，再調巢縣，遂棄官歸裡。其父楊臣，字補臣，號東軒，邑庠生，以開沅貴，敕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楊臣兄弟四人，與三位兄長析產時，盡以房屋讓諸兄，獨取父之紗帽朝笏，志在讀書以求仕進。開沅的三伯楊芬，少業儒有聲，惟屢試不中，乃棄儒從商，往來於名山勝水之間。(以上據《山陽楊氏族譜·世系圖》)
開沅出身在這樣書香門庭中，自幼耳濡目染，聰慧好學。是時，清人以異族入主，大江南北之民眾，多抱種族觀念，以復明排滿為標幟，志在匡復明室。起義失敗後的義士文人，藏匿山林，不肯出仕。著書立說，抒其心志。清政府對讀書人疑忌之心尤重。嚴禁士子結社講學，頻興文字之獄。故清初文人，如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多潛心經史而持疑，治實學而致用。一反明代束書不讀，而務空談的學風。社會的氛圍，對日後楊開沅的治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其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行的《乙未論》自序中，他追憶道：“餘自庚申(1680)從師顧在瞻夫子，得見崇仁、白沙學案，即知時文科舉之外，更有正學，然鹿鹿舉業，未遑也”。顧在瞻，名諟，是黃宗羲弟子陳介眉的門人。而宗羲之學，出自蕺山(劉宗周)，開沅從師顧諟後，十分仰慕黃宗羲這位以治史學知名的大師。
楊開沅的願望終於實現，“丙寅(1686)顧夫子攜至姚江，登南雷夫子之堂，受陽明《傳信錄》、蕺山學案，讀之惺然有悟”。餘姚歸來後，開沅整理書室數楹，稱之“景姚堂”。表示他“企姚江之學，即以企蕺山之學”的志向。但仍忙於科舉。至三十二年(1693)始中“經魁”。
此後，開沅廣交朋友，遊學各地，“丁丑(1697)後，得忘年交於同裡閻百詩徵君，相率為考據地理之學三年，庚辰(1700)報罷。”三十六年時，閻若璩已六十二歲，此前閻被徐乾學延請纂修《一統志》，與精於地理學的胡渭、顧祖禹等朝夕相處，共同探討，並已寫成《四書釋地》、《釋地餘論》等著述，成就卓然。楊開沅頗得益於閻若璩，為他日後纂修《方輿考略》，撰治水論數十篇，奠定了學術基礎。
楊開沅還從丁學田研習治河漕水利諸書，與劉再祈相聚談象緯之學，又從宣城梅爾素攻歷算之學，又“留滯保陽與友朋講詩與歷算者又一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歸裡，再次就學於顧在贍。康熙四十四年(1705)會試，楊開沅中進士，欽點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與顧在瞻會聚京師，又與黃主一、劉蕺香不期而會，因得盡窺兩家先世問學之煙海。從此學識大進。
四十七年(1708)春夏之交，楊開沅出任內丘縣(今河北省)，是年因繼母馮氏去世，奔喪回山陽，在“裡中與蕺香抄刻《蕺山遺書》，對勘《民儒學案》者三年”。顧諟對其成就極讚賞，在復楊開沅的信中說：“接道契手扎，知向學懇切，與日俱進，喜極!善極!《明儒學案》獲睹原本，已滿夙願，何意賢友又睹《劉子全書》，貼身校勘，催入堂堂大道上行，真是不負父母生育一番辛勤，不負自己在世為人一番名色。始知彼此訂交三十餘年，必如此，方謂兩無辜負。”康熙五十年(1711)，服滿入都，劉蕺香，魯敬夫又先後至，從此，“益究其旨趣……盡發胸中之所得，以印證先聖諸儒而一洩之時文。”將平日所講心性之學，“溯流窮源，條別論說”，與劉蕺香、魯敬夫共同考訂，雕刊《乙未論》。其致力經學，認真嚴謹，又能虛心求教於人，他曾將其所著《太極論數》和《理氣》、《人性》、《人習》論等九篇，寄給魯敬夫“請教高明，以免錯誤”。學已有成之後，仍然勤於攻讀，在致魯敬夫的信中雲：“閩中有理學諸書，外間所不常見者，即望代購，倘有秘本可借抄者，亦望覓人抄寄，大著《易卦象爻》，想已畢矣，抄示一本，以開茅塞，更為至望”，反映了他不斷求索的治學精神。
開沅在學術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不因權勢而隨波逐流。他在《乙未論·自序》中表達了他鮮明的態度：吾言之聽者誰歟?吾唱之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之樂否也，此吾之所以亟成諸論而不敢以病廢者也。其與張文、日昌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歟?擇其可語者而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逐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
在致魯敬夫的信中，他寫道：此間近得同年鄭魚門諱任鑰，涇陽王庶常諱承烈二君，皆潛心程朱之書。而身體之故，與之講論甚有滋益，但各封所見，不免見異而駭，研極性命，便不相入，雖欲合異為同，而無如道既不同，終不相為謀也，故於拙著有批駁而無實契，雖不敢封己自是，然欲舍所學而從之，亦難矣。道無兩是，惟望折衷。
楊開沅在地理學方面，特別是河漕水利之論述極有成就。淮安地當黃河、淮河下游交會之處，為大運河南北之要衝，歷史上黃河多次潰決改道，下游河道曲折狹窄，又為泥沙淤塞，洩水不暢，春夏水漲時，氾濫數百里，淮揚一帶，盡成汪洋。從范仲淹築堤設閘以來，至於明洪武間，皆因循舊制，其下河之水，有南北兩口入海。康熙七年(1668)黃河再度潰決，並淮水東下，高郵、寶應一帶水道，為黃河沖刷的泥沙所淤塞。民不聊生，應納錢糧十六七萬停徵。事關國計民生，淮邑人尤有親身體驗，故有識之士。多重視探討水患根治辦法。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黃河水漲，淮水下注，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淮揚下河，適值康熙帝南巡，“相度地形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鴻烈又上疏請治淮安以北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東、海州八邑之害，得到康熙的允准。邑人各抒己見，爭訟己久。‘開沅入仕不久，即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兩次上疏，言下河水患的治理。他極熟悉上下河的形勢，他認為“下河之水，在山陽、鹽城以北者，由射陽湖東、西塘至廟灣、新洋港二海口入海，泰州以北者，由白駒、草堰、丁溪諸閘至鬥龍港、苦水洋二口入海”。但由於“積年以來，撈魚港至王家洋八十里河道淺狹，河身又多曲折，下流仰面不能宣洩”。這一年七月，傳聞“風雨雷電，旋繞於丁溪場十餘日，有龍行地，中自開一河，闊三里，長八十餘丈，下河之水，日消一丈，數日遂成平地，種麥遍野。”人稱“龍開河”。開沅的《龍開河疏》、《龍開河第二疏》的主旨是，不能執往日的成規，逐河逐閘論治理，而要以總體大勢論之。他認為：“下河水路實分三路。寶應、鹽城，山陽為北路，高郵、興化、泰州為中路，江都、邵伯為南路”而南、北之水路均不煩浚治，重點是在中路開寬河道，取其近而速洩。他的主張受到普遍的重視。楊斐菉在致其信中，提出治水辦法後言：“因長兄平日專心河道，故詳言之，以候採擇”。對河道研究有素的張鴻烈，對他治水的論著也很賞識，多次書信請教，其信中有云：僕自受先人庭訓，又虛己澄觀者二十年，始知河事之壞，總由河淮交會，本朝且不敢論，即如前朝人物，不止一潘公(潘季馴)，而潘公獨稱者，以有《河防》一書流播人間，其言浩瀚，後生小子，披覽其書，茫無涯浚，不敢異議。……至大著(《河道論》)，始截然駁之，千古巨眼，那得不拜服。
開沅待人以誠，反對虛假。其家兄病逝，欲作墓誌銘，他致書劉再祈，“乞命舍姪據實開數條，不必成文，不必貫串，只不可虛設溢美耳”。他對當時社會風氣不盡滿意，認為要及時加以引導，在致劉的信中雲：
……積久難回，不如乘其未成者之易為力也。此時如人夢厭，一呼而醒。若待其心疾結為痴迷，發為狂悖，則無救矣……故不避狂簡，大聲疾呼，惟先生勿以為迂而畏難，以力救之，甚於水火之災也。
楊開沅的學術成就頗多，除前已提及者外，尚輯有《景姚堂文集》、《詩集》、《四書文稿》，惜見存者不多。五十六歲卒，與夫人馬氏合葬於城東澗河北岸范家湖。
參考書目：
《山陽藝文志》卷三。《山陽楊氏族譜》。《熙朝新語》卷七第23頁。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附《閻百詩先生事略》。《淮安府志》、《山陽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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