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第四代導演，是中國首批系統地學習電影專業知識的一代，大部分是60年代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生。他們的電影
主張白景晟所提出的“丟掉戲劇的柺杖”，和鍾惦棐所提出“電影與戲劇離婚”。可以說第四代導演們，在電影界參與開啟了文化反思和啟蒙的潮流。正如著名電影評論家羅藝軍評價第四代導演：“第四代導演群體在不同程度上延續了近代史和現代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
吳天明導演作為第四代導演，所執導的《百鳥朝鳳》秉承了現實主義創作的思辨本質，讓我們看到了導演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關注和反思。影片通過用樸實、純粹的寫實手法，來刻畫人在社會和歷史中的失落和困苦，呈現出濃濃的懷舊感，以及對傳統鄉村文化逝去的悲哀。
“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焦三爺說道。這句話似乎是導演吳天明的自我映射，也是對第四代導演的映射，藉此來表達自己對電影藝術的態度。
吳天明對電影藝術的堅守
電影《百鳥朝鳳》是改編自同名小說，講述一個關於嗩吶傳承的故事，也是講述吳天明的一生。1982年，這是影片開始時就標明的時間，包括之前吳天明執導的《老井》也是把故事時間設定在1982年。1982年對於吳天明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那一年中國電影被評為“銀幕向生活靠攏”，是中國電影呈現出新活力的年代。
小說中焦三爺的形象與電影中的形象有所不同，小說中的焦三爺最後也被迫選擇放棄嗩吶，而電影中的焦三爺依然堅守著傳統文化。吳天明導演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將自己對電影藝術的焦慮，外化為影片中的焦三爺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在如今急功近利的電影市場，吳天明依然選擇拍攝像《百鳥朝鳳》，這樣有深度、有文化內涵的文藝電影。吳天明對於藝術電影的堅守，跟影片中焦三爺對嗩吶堅守毫無二致。
從傳統到現代，從鄉村到城鎮，吳天明總是在探討現代價值和傳統價值，兩者之間對立且複雜的關係。如《人生》和《老井》，都探討了現代思想意識與傳統道德觀念的矛盾衝突，而這部《百鳥朝鳳》依然看到吳天明一貫的美學風格，看到他對生活的理解，對時代的關注與思考，看到他在影片中所傳達出深刻的文化烙印。
但在如今充斥商業氣息的電影市場，這些充滿真摯的人文情懷，仍然沿用“第四代”現實主義的電影，往往沒有被人們所關注，電影市場也沒有為這種情懷留出空間。這種現狀與電影中嗩吶的文化傳承相似，形成了耐人尋味的文化隱喻，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思考。
傳統文化的困境
傳統文化來源於民間，也傳承於民間，其中部分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根基。在以往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並不富裕的時候，傳統文化和傳統民俗依靠著口耳相傳，豐富著人們的生活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意識。
在以往的紅白宴席或慶祝場合，會有嗩吶、二胡和笙簫等傳統樂器隊演奏，這些華夏民族獨有的傳統藝術文化，使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而多彩。還有誠實守信、勤儉節約、愛崗敬業等傳統美德涵蓋著“修身”、“齊家”、“治國”三個方面，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在影片中，《百鳥朝鳳》代表不僅是一首樂曲，還代表傳統人們道德倫理。在焦三爺眼中，《百鳥朝鳳》是隻有德高望重者才配享用，即使查家的孝子賢孫跪求和用錢收賣，焦三爺也拒絕為品行不端的查氏族長吹奏。可以說歌曲《百鳥朝鳳》，是為了約束以往人們的道德品行，和歌頌德高望重者的人生。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新潮流的湧入，某些職業和技藝註定要消失或被替代。但是，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不僅是民族獨有的標籤，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寶，應當要得到合理的傳承和發展。那麼這些傳統藝術與文化，應該如何進行傳承與發展呢？其實，傳統文化通過與流行文化結合，藉助影視傳媒進行傳播，也有不錯的效果。
如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通過探索民間特色美食，來挖掘中國人的飲食習俗、家族觀念和生活態度等。也有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以獨特的形式帶領觀眾走進故宮，去認識文物和了解修復文物的故事。還有探索類節目《國家寶藏》，通過演繹文物背後的故事，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
這些優秀的節目和紀錄片，都能讓更多人瞭解傳統文化和藝術，讓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到這些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中來，從而讓這些傳統文化藝術綻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文藝電影的困境
如今大部分的電影被過度商業化，那些強大的演員陣容和製作精美的電影，往往更能吸引眼球。而那些不純粹以商業盈利為目的而製作的，以一些思考生命、社會、人生為主題的文藝片，往往得不到關注。
《百鳥朝鳳》將主題聚焦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問題，延伸到對於生命、對於社會的思考，這樣有深度、有文化內涵的文藝電影註定票房慘淡。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說，他們對文藝片的認識，往往將文藝片定位為枯燥無趣的影片，認為文藝片都是一些有藝術涵養的人看的。
在生活節奏加快的時代，人們往往追求熱鬧、好看、有趣的東西，那些票房高的商業電影，自然就成為人們的選擇。但是，票房紀錄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好壞的唯一標準，但卻成為更多人選擇的關鍵。就像《百鳥朝鳳》上映時，因為受眾少宣傳少，造成上座率低，而商業化運作的電影院，自然會更多選擇上座率高的電影來排片。
這種現象如同電影《百鳥朝鳳》中，傳統文化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而在現實，藝術電影遭遇商業電影的衝擊。吳天明對藝術電影最後的堅守，依然得不到觀眾的共鳴。在流行文化不斷擠佔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下，文藝片的生存空間也不斷減少，文藝片是否就找不到出路了呢？
顯然不是，如果文藝片不與商業片完全脫離，文藝片參考商業片的製作手法，使文藝片先吸引到觀眾，讓觀眾有興趣看。這樣一來，票房有了，文藝片中所表達的東西也能夠得以呈現。不然，再好的電影如果沒有機會讓更多的人觀看，又怎麼將電影的內涵、導演所傳達的理念推廣給觀眾呢？
不管是傳統文化，還是文藝電影，怎麼去傳播和發展，都是十分值得重視和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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