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魅力值Ax小豪

提到古代普通話的問題，就不得不說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句話。

最早接觸這句話時非常納悶，老天爺下雨和娘要嫁人有什麼關係？後來才知道這句話的原文為“天要下雨、糧要解營”，說的是朱元璋的一句命令。

當時朱元璋剛剛攻克金陵，雖然實力有所提升，但和其他幾路起義軍相比仍處於下風。於是朱元璋向學士朱升徵求了今後的戰略規劃。

朱升僅給了朱元璋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聽後廣積糧草，通知全軍，天氣一旦有變，必須把所有的糧食運入軍營。為此，朱元璋還設置了一個口頭語“天要下雨、糧要解營”。

結果，隨著方言的傳播，慢慢地，“天要下雨、糧要解營”竟然變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甚至到了後來還有了一個狀元母親嫁人的故事。

以此看來，由於各地方言的不同，大家討論起問題來會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尤其是信息交流不發達的古代。那麼古代皇帝又是如何解決和臣子的交流呢？

早在秦漢以前，雅言為通用官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普通話。

相傳，雅言誕生於夏朝，因為華夏先民主要生活在黃河中下游的河洛一帶，所以雅言也叫作河洛語或者洛陽雅言。

到了周朝時，周平王遷都洛邑，洛邑地區的語言也成為了東周的雅言，後來孔子周遊列國時，用的就是雅言。

當然，很多中原以外的人是沒有辦法接觸雅言的，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會雅言。於是為了交流方便，誕生了翻譯，當時的翻譯叫做象胥。

象胥負責接待中原以外的四方使者，他們需要精通各個地區不同的語言和禮節。每當使者到達周天子處時，他們需要翻譯各使臣的話給周天子，並且傳達周天子詔令以及恩典。

到了漢朝時期，漢武帝也曾設置九譯令為他翻譯少數民族，以及各地方言。

再說回官話。到了隋唐時期，在洛陽雅言和金陵雅言的基礎上，音韻學家陸法言編修了《切韻》一書，記錄了隋唐時期的語音系統。因此隋唐時期的官話就是洛陽和金陵官話的融合，並且通行全國。

元朝初期，蒙古人最初定蒙古語為官方語言，但根本無法推廣，於是定元大都的漢語發音為標準進行推廣。

明朝初年，朱元璋也認為各地方言繁雜不一，非常影響交流，於是以南京話為標準推廣全國，並且制定了《洪武正韻》進行刊印發行。

清朝時，北京話成為了官方語言，歷代皇帝都曾努力推廣全國，但閩粵兩地始終無法改變口音，為此雍正曾說；

有鑑於此，雍正設立了正音書院，派遣專門官員去閩粵兩地教導人們學習北京話的發音。

綜合來說，無論任何時代，朝廷都有制定的官話，所有官員都必須學習。如果是碰到少數民族，或者是藩屬國進貢，則有專門的翻譯為皇帝傳達詔命，所以皇帝根本不會面對各地方言的轟炸。

我是越關

人的口音從小形成，如果沒有嚴格的訓練，許多人是很難改變自己的口音的。在這方面，皇帝會有一些困擾，但不會太嚴重，應該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其中原因，大概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確實有一些官員的口音比較重。比如南宋時的楊萬里是江西吉水人，宋孝宗曾經要搞一個儀式，為八十歲的宋高宗奉上尊號，宰相推薦楊萬里充當讀冊官，在殿上朗讀冊文，但宋孝宗不同意，理由就是他口音太重，別人聽不懂。

第二，皇帝上朝不是開討論會，有機會發言的都是特定的大臣，許多議題事先都有奏疏呈上來。而且，能夠參加朝會的，都是經過層層選拔的官員，經過多年的教育，本身口音就比普通人輕一些。個別口音重的大臣，會盡量用書面語來說話，別人相對容易理解。

第三，許多時候，皇帝與大臣之間是文字往來，而且中間還有內閣和六部官員，不會有什麼障礙，特殊情況下才會與大臣面對面交流。

比如，明末的袁崇煥是廣東人，口音應該很重，崇禎皇帝曾經說過一句：“守遼非蠻子不可”，他把袁崇煥稱為蠻子，說明已經注意到袁崇煥的口音。但在平臺召對的時候，二人的交流比較深入，也沒有什麼障礙。這其中，其實是雙方都很注意調整的結果，聽的人用心聽，說的人儘量向書面的發音靠攏。

於左

朝堂之上皇帝正襟危坐，朝堂之下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臣。皇帝一聲：“啟奏！”，如果下面方言聲一片，且不論這些方言能碰撞出怎樣的火花，這些方言讓皇帝頭大是一定的。歷史上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

1728年，雍正帝在召見閩廣一帶的官員時，因為聽不懂，非常生氣。他曾經說，每當和大臣聊政事時，閩廣官員的那些話根本就聽不懂。如果把這樣的官員安排到外省去工作，下達個命令啥的能說清嗎?

雍正就想了個主意——開辦“官話培訓學校”，他讓福建、廣東兩省督撫重金懸賞會說“官話”的人，在各省教語言，推廣基於北京音的官話，建立“正音書院”（糾正讀音）。另外，對科考人員例如：童生、秀才、舉人們，規定8年內學不好官話，免考！這是要和官位前途掛鉤呀，所以雍正一聲令下，全國紛紛學習，普通百姓閒暇之餘，也都在效仿學習“普通話”。

最終1909年（宣統元年）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標準音，並且繼承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成為民族共同語。

那麼之前的皇帝是怎樣應對語言不通的呢？

古代皇帝們都有自己的“官方語言” 。中國曆代官方語言從遠及近有：雅言、正音、官話等不同稱呼。這些都有一定繼承性，但是因著朝代的更替、變遷、定都不同、人口遷移等因素，語音逐漸改變。

一、秦朝，朝代越往前，大臣們的語音就越沒有那麼複雜。提起最早的皇帝，大家馬上會想到秦始皇這個千古一帝，是他統一六國，統一了語言文字。

秦始皇上朝時，幾乎不存在大臣們奏事聽不懂的情況，就算有個萬一，可以寫下來讓他過目。那時各國人員往來也不存在語言交流的困難。據記載，在商朝時人們說話全部用的是中原雅音。雅音，這裡姑且叫做普通話吧。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人們的共同心願就是統一說“普通話”。

歷史上最早的通用語言雅言。據記載，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戰國時期大批的辯士各國遊說，孔子周遊列國，歷史上都不曾有任何關於“有翻譯官同行”的記載。孔子講學時，他的數千弟子打哪兒來的都有，孔子是使用雅言來講學的。

二、漢代、西晉以“洛語”為本國的普通話，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

三、隋代，隋文帝楊堅推廣共同語。隋文帝隋朝的開國皇帝，他是今陝西省華陰市人，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語音發生很大的變化，隋文帝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以金陵（南京）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

四、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這樣大臣們和各地官員都就有了統一的語言。有學者認為，根據中古音韻所擬的唐詩讀音，便與今日的粵語極為相近，指粵語為唐代正音並不為過。

五、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而在北宋亡國後，南宋時代的劉淵又基於《廣韻》著《平水韻》平水是舊平陽府城(今山西臨汾市)的別稱，因該韻書刊行於此，故名。唐宋時代洛語發展到到最高峰，達到一字一音，周邊國家都學習洛陽官話。

六、元代，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漢語為域內共通語的標準，稱為“天下通語”。元朝漢語語音的標準仍然是唐宋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中原汴洛音，可以由元初周德清所編《中原音韻》得到了許多驗證。

七、明朝，開始以官話為官方語言，以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為基礎（稱為“中州音”），形成漢語共同語系統，稱為“正音”，當時的“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明永樂年間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話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基礎。

八、清朝，元朝時舊北平話與南京話融合在一起再融入滿族語音這樣就形成了北京官話，雍正時期就是用北京話正音教學。

綜上，各朝各代的皇帝，為了便於與大臣進行交流，或者說全國上下人與人之間的便於交流，規定學習統一的官方話。所以朝堂上不存在方言轟炸的現象。

小姐姐講史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這就是中國博大精深的漢字的作用。

中國北方話和南方話，堪稱天壤之別，甚至很多地方相隔十里八里，說話都不一樣。

然而，就是因為有漢字，中國才沒有分裂，因為文化聯繫在一起。

對於中國人來說，口語聽不懂不要緊，但書寫漢字都是一樣的。

所以，官府的公文暢通無阻，各種信件和契約都全國通用。

皇上不需要會地方話，就可以輕鬆統治全國。

自然，如果地方官到一些地方口音太重的地方上任，也許需要帶著會當地話的幕僚的。

薩沙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遙遠的古代社會文化還沒統一，而皇帝和文武百官又是出自不同的地方，這一到朝會上可就熱鬧了，五花八門的方言湊到一起，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場景，各位就自行腦補吧。下面我們來說說在沒有普通話的古代皇帝是如何跟大臣們交流的。

其實，中國曆朝歷代都是有官方指定語言的，並且大都以洛陽音為基礎，也就是當時的“普通話”。不同朝代的官話是有一定繼承性的，隨著政權的變遷、都城和疆域的變化以及人口的遷移等因素的影響，官話也在不斷地變化著。而我們的現代國語是在古中原洛陽音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

周、秦、漢時期的官話

周朝定都洛陽後，大肆分封諸侯國，鼎盛時期全國有800多個諸侯國，面對如此數量之大的諸侯國，管理上是一個大麻煩，所以從那時候，《周禮》隨著洛陽音就開始向全國普及了。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對文字和預言進行了統一，並採用洛陽音作為官方語言，一直東漢時期，都是採用的洛陽音為官方交流語言，並將洛陽音稱作“洛語”，將官方語言稱之為“正音”、“雅言”，或者“通語”。

兩晉、南朝時期的官話

西晉定都洛陽，採用的東漢的官方語言洛語，永嘉之亂後，東晉定都建康（南京），然後洛陽音就跟吳語相結合形成了金陵雅言，一般叫做“吳言”，南朝四國都是採用吳言為國語。

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時期的官話

北朝五國定都都在北方，洛語、安陽、西安等地，隋朝統一中國後，專門編寫一部關於發音語法的書《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融合形成了長安官音，也叫“秦音”。隋唐時期定都西安，並以洛語為東都，這就加速了少數民族語言的融入。

兩宋、元朝時期的官話

宋代國語稱“正音”、“雅音”，仍然是以洛陽雅音為標準，而元朝起初的法定國語為蒙古語，定以元大都北平以後，將漢語定國語，並稱為“天下通語”，也是以洛陽雅音為基礎，並且還專門編制了關於語言發音的書籍《中原音韻》使漢語國語得到了進一步推廣。

明朝的官話

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後，還專門編纂了《洪武正音》，官方語言採用的是結合了中原雅音的南京話為官話，朱棣靖難之役後，大批移民湧入北京，就形成了南京官話又融入了北方官話的局面，一直到清朝中期都是以南京官話為官方語言。當時大明王朝的諸多藩屬國也是採用的南京話為官方語言。

清朝的官話

清朝入關之前是以滿語為國語的，入關後為了能更好的統治中原，漸漸形成了以漢語為國語的局面，雍正朝時專門設立了正音館，以推廣以北京方言為主的北京官話，到清朝後期漸漸取代了南京官話。溥儀繼位後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語言管理機構叫“國語編審委員會”來推廣北京官話。

由此可見，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應對方言的策略，儘管這樣，歷史還是有不少因為皇帝聽不懂方言鬧出的笑話，篇幅之限，就不做贅述了。

古曲古風

皇帝的這個煩惱其實孔子早就遇到過，而且孔子也很完美地想出瞭解決辦法。

大家都知孔子號稱弟子三千，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地方，說著不同的方言，孔老師的課堂遠比文武百官的皇帝朝堂熱鬧多了。

孔老師為了確保教學活動的有序進行，便選用了一種通用語，所謂“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這個“雅”指的就是孔老師所選用的雅言。“雅”的本意是正，雅言就相當於那個時代的“普通話”。

孔子之前的商朝甲骨文、西周金文也都有“普通話”的意味。所以，不論是皇帝還是更早前的商周之王，為了“達其志，通其欲”，早就在語音文字上搞統一了。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想法並不是憑空而來，先秦歷史早有先鑑了。

漢朝時期的普通話叫做“正音”、“通語”，西漢定都長安，關中話是通語的基礎。東漢時遷都洛陽，“洛語”在通語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到了東晉南朝時，金陵音成為官話通語。隋唐時的通語則又迴歸到關中長安音。

可見，要想入朝當官，掌握京地口音是必備技能。

南宋時期的官語通話比較特殊，北宋的“開封音”隨著北人大量南遷而“南染吳越”，南北語言的碰撞最終使“江淮語”成為那一時期的官話，以至於今天的杭州話仍然帶有一些北邊方言的色彩。

而在元明清時期，皇帝甚至採用強力手段推廣“普通話”。比如，元代要求蒙古族兒童就學是須講中原音，若在學堂上發現講方言土語，就要被打板子。清朝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學不好官話就不準當官，當了官的也不準升級。

所以古代是有“普通話”的，皇帝雖然不大可能從每個人嘴裡都聽到標準的“普通話”，但朝堂上也是不可能上演原汁原味的方言秀的。

讀歷見聞

古代是有普通話的，不過當時不叫這個名字。古代官方制定的標準語言最早叫做雅言，後來改叫官話，進入民國後又改叫了國語。到了解放後為了照顧少數民族的情緒，又把國語改稱為了普通話，現在臺灣地區依然在使用國語這個叫法。

古代所有當官的都必須學習官話，包括不在京城的官員一樣要學習，有資格上朝儀事的京官更都是可以熟練的說官話，所以皇帝上朝的時候一般是聽不到方言的，最多會聽到一些帶著方言味的不標準的普通話，比如川普、廣普什麼的。

在古代說好官話可是當官的必備技能，在一本研究清朝風俗的書中就記載過：

因為廣東和福建等地方的語言比較特殊，很難聽懂，所以這些省的官員都得學習官話。見皇帝的時候如果說不好官話，讓皇帝聽不懂，那後果可是很嚴重的，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的。

晚晴著名的政治局梁啟超就遇到過這種事情，他是廣東人，年輕時候說不好官話。第一次光緒皇帝的時候對方基本聽不懂他說什麼，所以只給了他一個品級很低的小官。

古代的官話隨著首都位置的變遷，也有過多次的改變，一般來說，各個朝代的官話都是在首都地區方言基礎上制定的。

最早的官話是在洛陽話的基礎上制定的，因為中原政權就是從河南地區發展起來的，古代最早的官話（當時還叫雅言）出現在周代，是以洛陽話為基礎的，因為洛陽從夏商周，一直到南北朝、隋唐都是國都或者副都。到了後面的朝代，因為都城基本也都是在河南境內，所以中原官話也一直延續了下來。

陸游在他的書中就說過這樣一句話：

到了元代以後，因為它們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所以就把蒙古語定為了官話。不過蒙古語太難學了，沒人願意學，基本只有蒙古人自己用，所以元代的當權者又把漢語定為天下通語，大家還是沿用漢語。

到了明朝以後，因為都城在南京，所以官話就進行了改良，以南京話為基礎，重新制定了官話。

後來朱棣遷都北京，官話雖然還是南京話，但是因為長時間與北京人接觸，慢慢的糅合進了很多北京話的元素。到了清朝以後慢慢的演變出了兩個分支，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

到了雍正年間，官方正式把官話從南京官話改為了北京官話。

而清朝滅亡後，民國政府在制定官話是原本打算把南京話和北京話進行融合，把兩者結合改良為一種兼顧南北的語言，最後這個方案沒有通過，而是選擇了北京話為官話。

漂浮菌

普通話產生於現代，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可是沒有普通話的。而當時大臣來自五湖四海，那麼上朝的時候，皇帝和大臣是如何交流的呢？

你可能現在腦海裡會這樣想：

“各位艾西，豬尾巴！不要醬瓜，鹹菜太貴啦！”（各位愛卿，注意啦！不要講話，現在開會啦！）

皇上說：“請丞邪醬瓜！”（請丞相講話！）

皇上：“艾西們，今天的飯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愛卿們，今天的飯夠吃了，大家都使大碗吧！）

“不要醬瓜，我撿個狗屎給你們舔舔……”

（不要講話，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聽……）

要真是像這樣上朝，皇上和大臣直接說相聲去得了。那麼具體這麼解決的呢？

其實上朝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先秦時期，秦統一之前，周公制禮作樂時官話就是周禮的一部分，稱為中原雅音。《詩經》中的“風雅頌“的“雅”就是這個。這也就類似於現在的普通話，稱為“官話”。

在秦朝時，秦始皇在全國統一文字，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使用小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進行文化的統一，另一方面則是統一朝廷大臣上表奏章時所使用的文字。文字可以統一，那麼當皇帝和五湖四海的朝廷大臣們面對面交談時該怎麼辦呢？其實皇上和很多大臣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便出臺了一項政策，對各個民族實行“民族共同語”的措施。

在秦以後，漢承秦制，直至北宋，官話基本就是中原雅音和關中方言的融合，北宋官話又稱河洛讀書音。在宋以後的元，明早期，南京話成為當時的官話。在明清時期，由於政權首都在北方，許多上京應考的人，多數都學習北京話，這也就是現在的普通話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緣由。

官方語言有了，為了防止官場上各處的人交流不暢，朝廷便有規定，入朝為官之人，一定要會說官話。雖然朝廷官員都講官話，但是在古代通訊交通不發達，也沒有能夠用來學習的電子設備，人們沒有學習通用語言的通道，於是各地的方言存在非常頑固，口音問題也很重。就算是官員，說官話口音也很重，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曾國藩。

要說推廣古代“普通話”最上勁的，還得數雍正。1728年，雍正帝下令將北京話定為官方用語，北京話的地位迅速提升。於是，雍正帝下令，福建、廣東兩省的督撫要建立正音書院，聘用教官教授官話，童生、秀才、舉人們，八年內必須學成，否則就不許參加科舉——學不會，就別想當官了！在明末的農民起義戰爭中，首任闖王高迎祥就吃了語言不通的虧。明朝調來遼東邊軍鎮壓農民軍，史載“邊軍無通言語，逢賊即殺”——邊軍聽不懂農民軍的西北方言，逢敵必戰。

中國國土廣袤，地大物博，讓人們都學會普通話是一項好大的工程，那是建國以後，1956年，中央國務院發出的指示，推廣普通話，以北京話為基礎，北方方言為輔，參照書中白話文的例句例形，指定的一種語言。普通的意思是：普遍通俗簡單易懂，使人們容易接受，比較好學。

因此，古代皇帝和大臣上朝交流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如果有個別說不清楚的，也有奏章文字來說明。

詩酒伐木累

普通話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

我們從上小學開始，在學校就被要求說普通話，寫規範字，這導致幾乎每個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即使有些南方人說得不太好，但也不影響彼此之間的交流。

但是，在古代，由於沒有統一的學校，電視、網絡等也沒有，那麼，古人真的都說自己家鄉的方言，然後讓皇帝聽不懂麼？

其實並不是這樣，其實古人也不傻，他們也知道，如果不確定一種大家都能說，聽懂的方言，自然會影響朝廷的辦事效率。

因此，其實從春秋戰國時期，官方就已經制定了一種普通話，只不過那個時候叫“雅言”。《論語》裡面就記載：“子所雅言，《詩》、《書》、《禮》，皆雅言也。”

有人認為，那個時候的“雅言”是以洛陽、陝西關中一代語言為基礎的。孔子當時周遊列國，應該說的就是“雅言”，否則，他根本無法交流。

到了秦漢時期，普通話就被稱作“通語“，到了隋唐被稱之為“漢音”，到了明朝則被稱之為“官話”，明朝初期到中期的官話是以南京方言為基礎的，到了明朝後期和清朝時期，則變成了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語言。

北魏孝文帝曾要求大臣說“正音”，否則就罷官，降職

其實，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曾考慮過應該如何統一普通話，讓自己能夠聽懂大臣的語言。

比如，北魏孝文帝，就曾與人討論過是否應該推廣普通話。我們知道，北魏主要是鮮卑人建立的政權，當時的北方剛剛經歷了“五胡亂華”不久，因此北方人大多說這不同的語言。

根據《魏書》的記載，孝文帝問大臣，現如今我想阻止大家說北語，“一從正音”。可是，三十歲以上的人，早已經習慣說方言了，恐怕很難馬上改變。於是孝文帝決定，朝廷之中三十歲以下的大臣，如果不說“正音”，那麼就要降職或者罷官。

由此可見，說普通話對官員的重要性。

後來的歷朝歷代，皇帝都要求官員必須說“官話”，不說官話者甚至都無法做官。明代末年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歐洲同僚的信眾說：“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通。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於各省法庭和官場”。

清代雍正建立正音書院，戊戌變法失敗竟是因康有為普通話不好？

到了清代，由於雍正有感於南方的粵語自己無法聽懂，於是在雍正六年的時候，他下令在福建廣東等地建立正音書院，要求福建、廣東人學習“普通話”，到了1810年還出版了類似於教材的《正音撮要》。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身為廣東人士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由於沒有學習“官話”，導致在面見光緒的時候，光緒完全沒有聽懂他們在說什麼，於是鬧得不歡而散，讓清王朝喪失了一次很重要的改革的機會。

這或許是之前雍正完全沒有想到的吧。

兮兮說事兒

歷史上的皇帝其實非常苦惱各地方言不一的問題。

例如清朝統治時期，朝廷實行引見制。 所謂的引見，是指中下層官員在高級官員的引導下，覲見皇帝，經受考核；皇帝通過與官員的交談，對他們的素質進行評定，最後決定是否重用。

然而，在引見的過程中，皇帝經常苦惱於來自全國各地官員的方言——朕聽不懂啊！

1728年，雍正皇帝就曾經抱怨過福建、廣東官員在他面前說的話，他根本聽不懂：

雍正覺得不能繼續姑息這種情況，決定開展一場推廣普通話（官話）的運動。

於是，朝廷決定設立“正音書館”，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北京官話。上諭頒佈後，福建、兩廣等地的各個府州縣，均成立了正音書院，教授士子們官話。

朝廷甚至規定，凡是想要讀書、科舉、做官之人，必須要學會官話；不會的人，禁止考取秀才。

當然，這個結果自然是收效甚微的，後來只能取締了。直到晚清戊戌變法時期，廣東人梁啟超等面見光緒時，皇帝仍然被方言問題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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