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扶貧開發的總目標是使貧困群體脫貧致富，脫貧與致富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脫貧是生存問題，致富是發展問題。脫貧是公平問題，致富是效率問題。脫貧精準的對象是個體人，致富精準的對象是大環境。脫貧是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致富是社會繁榮昌盛的條件。脫貧是政府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職責，致富是市場規律、能力角逐的結果。脫貧，必須採取特惠性政策應保盡保；致富，應該運用普惠性制度實行公平競爭。脫貧，不論有無發展能力和發展意願，有貧即脫；致富，只對具有發展意願的群體幫扶支持。脫貧，必須微觀，精準到戶到人；致富，只可宏觀，針對大環境，搭建好有利於致富的市場平臺。脫貧，不論何種情況，政府需要真金白銀，立馬兌現；致富，政府只可量力而行，持之以恆，漸次推進。
扶貧必須克服“包打天下”的思維
在扶貧工作中，必須克服計劃經濟時代“包打天下”的思維，想讓所有窮人都能致富是不可能的，對於那些沒有發展能力和發展意願的群體，政府只能解決脫貧，無法包攬致富。古今中外，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哪種社會制度，社會上都有既無生存能力、也無發展意願的群體，需要政府、家族或宗親提供基本生存條件（今天這一職能已全部過渡到政府），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權，這是政府行政的底線，也是政治道德的底線。不如此，社會就不得安寧，更不會和諧。正常情況下，不論國家窮富，政府都必須根據本國實際，在保生存問題上作出最大努力。而在致富問題上，政府只能通過不斷改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使所有具有致富能力和致富願望的人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獲得更多的財富。一旦政府包攬到戶到人，勢必將普惠性的公共資源用於特惠，這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把成百上千人共同享有的公共資源僅用於幾個人身上，這幾個人是富了，成了典型，但這種典型示範對於社會而言，是“示”而不“範”。這種不具有推廣價值、別人學不來的典型，沒帶出正效應，卻產生負作用。拉關係、託人情、找領導，誰能靠上權力，誰就能近水樓臺先得月。且只要出了致富典型，就能顯出政績；而重點抓脫貧，出盡牛力，卻難顯政績。這是目前一些地方抓致富不遺餘力、抓脫貧輕描淡寫，導致扶貧工作重心偏斜的病根所在。
牢牢把握脫貧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則
物理學中有能量守恆定律。與此類似，在一定歷史時段內，財富也是守恆的，而財富的分配則是不均衡的，保持一定限度的貧富差距，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這個差距的限度就是由政府把握的，富人的富可以上不封頂，但窮人的窮必須下要保底。保障窮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且永遠具有優先地位，在脫貧與致富問題上必須牢牢把握脫貧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則。唯有脫貧，才能治貧；唯有治貧，才能致富；唯有致富，才能防貧。不打牢脫貧這個基礎，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
在脫貧問題上應抓好四件事：一是基本生活保障。要讓貧困群體不愁吃不愁穿。國家可根據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確定一個基本生活標準，低於標準應保盡保，讓人民吃飯穿衣不犯愁。二是基本住房保障。需要移民搬遷的，政府出資搬遷，需要改造危房的，政府出資改造，讓居者有其屋，人民安居不犯愁。三是基本教育保障。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都應全部免除費用，讓人民提高能力不犯愁。四是基本醫療保障。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大病保險、大病救助政策，讓人民病有所醫不犯愁。以當下中央每年十幾萬億元的財政收入，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徹底解決好這四件大事。
致富問題上應抓好三件事
一是改善條件。首先改善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務，使“硬件”硬起來。其次改善農民與市民相比多項權利嚴重缺失的二元社會生態。聯合國把“賦權和安全保障”作為反貧困的主攻方向，中國未來的扶貧也應從賦權入手，讓貧困人口平等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二是提高能力。解決農村孩子在撤點並校後面臨的新的上學難問題，同時變精英教育為生存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終身教育，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三是創造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著名反貧學專家阿馬蒂亞·森指出，“社會排斥”是致貧的主要原因。因此，應創造機會幫助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融入社會。比如，與企業對接，給予他們充分就業的機會；補貼學費，給予他們上高中、上大學的機會；繳納醫保，給予他們接受醫療救助的機會；成立村民發展互助資金組織，讓他們有借款發展生產的機會。
（作者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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